启蒙视域中王国维的“游戏说”＊

王志谋，廖元旦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2.双峰县第三中学，湖南 双峰 417700)

1990 年代以来，文学与启蒙纠缠不清的关系受到诸多质疑，“启蒙”作为一个大词，被越来越多的人谨慎规避。有学者甚至公开宣称与启蒙划清界线，以此来标明自己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启蒙的神圣地位被颠覆，变得面目可疑。但正如童明所归纳的:“启蒙运动的思想丰富多彩，并非铁板一块……启蒙是多样的。”［1］统一的启蒙运动分崩离析，理性变成了独裁与专制的新神话，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启蒙思想，相反，在身体、欲望等不加节制的宣泄导致精神日益平面，深度模式被解构与弃置，思想日渐远离结实的质地而变得悬浮无根的语境下，重新清理启蒙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生发的原初语境，关注主流启蒙途径外的另类启蒙方式提供的可能意义，对缓解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不无启发。

一“启蒙”中的感性维度

“启蒙”一词，在启蒙思想最初产生与形成的国度，意义各别。enlightenment(英语)，eclaircissement、luniere(法语)，Aufklaarung(德语)，或指光亮穿透阴霾，或指思维由暗而转明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不局限于理性，尤其不局限于工具理性。启蒙(enlightenment，光明)最初只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关于人类理想状态的认定。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启蒙的设计中，就有主张非理性的一翼(如蒙田)。理性将这一价值观加以系统化，这一被系统化的启蒙蓝图反过来进一步依赖于理性，以致理性片面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大一统的启蒙体系观，这只是启蒙的误入歧途，而不是启蒙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