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 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
——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 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
——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高淮生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黄霖；金瓶梅考论；金瓶梅讲演录；屠隆说；反腐败经典说

一、引言

黄霖说：“说到底，我研究《金瓶梅》，是一种不平之鸣而已。”[1]81那么，这么一种“不平之鸣”起于何时呢？据黄霖回顾：“直到1978年回到复旦，受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这时，一个‘怪杰’金圣叹，一部‘奇书’《金瓶梅》，时时梗在我的心中，我总想为长期以来评价不公的这‘二金’说点公道话。也许，从那时开始，我的古代小说研究才真正拉开了帷幕。”[2]380黄霖又曾说：“在我问学的道路上，就曾经为一个怪杰金圣叹和一部奇书《金瓶梅》神魂颠倒过。”[3]57黄霖敢于在“《金瓶梅》是一部‘黄色秽书’”的责难声中“说点公道话”，这正体现了一位学人的学术勇气。林语堂声称：“做文人，而不准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4]289如果认同林语堂的这番立场，那么，黄霖敢为“二金”的不公评价“说点公道话”的立场的确表明：这样的学人是做得的。

据黄霖说，章培恒是“第一个将我引进古典文学大门的老师”[5]343，所以，黄霖恳请章培恒为他迈进金学大门的第一部论著《金瓶梅考论》作序。章培恒在“序言”中说：“关于《金瓶梅词话》，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它的作者、时代、思想内容、艺术价值、人物形象、版本流传、评点者等等，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之处。也许可以说，我们对这部书所知道的实在很少。因而，在这方面的耕耘具有某种程度的开荒性质。黄霖同志的一系列论文，对于上述问题几乎都提出了他的以大量资料为依据、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在这些答案中，包含着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赞叹的见解。也正因此，黄霖同志在这领域中堪称自成一家，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他的有些看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1章培恒的评价中有几个关键词值得关注，譬如“开荒性质”、“自成一家”、“自己的体系”等，若说“开荒性质”与“自成一家”，黄霖的《金瓶梅》研究代表性著作诸如《金瓶梅考论》《金瓶梅讲演录》等的确值得称道。可以说，黄霖所著《金瓶梅考论》《金瓶梅讲演录》以及所编《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等著作，堪称金学“必读书”。

黄霖曾说：“做学问最容易得名与取利的是趋炎附势与媚俗于时。所谓‘主流’也者，大半是这类货色。但学问的真价值不在于重复，而在于创新；不在于逐大流，而在于有自我。加入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尽管自己走的是‘独木桥’，就让人家去挤‘阳关道’吧！”[3]57黄霖的学术实践表明：他一直走在了“阳关道”上。他在《金瓶梅》研究方面“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用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一是《金瓶梅》思想价值研究。主要代表性著作即《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他们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而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则又极具启示意义。

二、《金瓶梅》作者“屠隆”说

黄霖的第一篇《金瓶梅》研究文章即《〈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一文，该文由讨论“本子”问题鲜明地表达了他肯定《金瓶梅》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态度和立场。据黄霖说：“‘文革’刚结束，人们还谈‘金’色变。1979年的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在床上随便翻翻那时新出的很有气派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看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一文。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我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它。非常佩服朱先生的学术勇气，但对试图抹去《金瓶梅》‘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做法有异议。第二天就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2]380众所周知，朱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考证《金瓶梅》的系列论文揭开了“金瓶梅热”的序幕，黄霖随即撰述《〈金瓶梅〉 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一文积极参与这场“金瓶梅热”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黄霖写这篇文章的学术用心并不是为了制造什么“轰动效应”以成名得利，而是试图确保以后的研究能走上正常的道路，这足见其学术使命意识之自觉。

“金瓶梅热”首先是从作者问题“热”起来的，周兴陆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一书中谈及《金瓶梅》作者问题研究时说：“新时期以来，这个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提出来几种说法。一为王世贞说。朱星的《金瓶梅考证》一书，附和清人张竹坡的说法，以为是王世贞所作。其实近人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已以详细的史实揭破王世贞说之非。朱文发表后，赵景深的《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从王世贞文艺思想的分析入手，断言‘《金瓶梅》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二为李开先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提出过《金瓶梅》的作者可能为李开先，但没有具体论证。徐朔方的《〈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吸收冯沅君、潘开沛的观点，认为《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而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它最后定型在明嘉靖年间，最后写定者是李开先。但是一般学者从《金瓶梅》中寻找内证，证明它写作于明万历年间，非嘉靖大名士之笔。三为贾三近说。张远芬《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等文章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山东峄县人贾三近。四为屠隆说。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论证《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屠隆曾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与《金瓶梅》署名‘兰陵笑笑生’相一致，屠隆的作品《哀头巾诗》等在小说中被全文引用。他考察了屠隆的生活基础、情欲观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论证了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此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6]330-331由上述可见，“屠隆”说已经成为《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一家之言。黄霖不仅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中论证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说，且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之二》等文章中坚持了“屠隆”说。魏子云曾说：“从事《金瓶梅》这部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作者是谁’的问题，几乎是从事《金瓶梅》的研究者人人都在追寻的两个问题。但基于各人的观点不同，理念有异，以及学识有别，再加上各人的禀赋也有差距，因而立说的基心与作成的立论，遂也纷然杂陈而五花八门，俨然战国游士的百家争鸣，各有主张。”[1]6魏子云的说法是可信的，且不说这“各有主张”，这“理念、学识、禀赋、基心”四项对于“游士”们立论的观点尤为紧要。可以认为，“屠隆”说是黄霖彼时彼地学术“理念、学识、禀赋、基心”的一次鲜明呈现，这一呈现是建立在一定的学术积累之上的。如黄霖所说：“当时我在涉足金学园地的初期，实际上许多观点和材料都并不是刻意求得，而往往是无意得之的。因为我搞小说理论批评，于是较早地注意到了崇祯本和张评本，由此而注意分析比较了它们各本的关系和异同；因为我较系统地翻阅了近代文学期刊，于是发现了《真本金瓶梅》、《金屋梦》的来龙去脉；因为我摸索了《儒林外史》才发现了它与《金瓶梅》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我广泛地搜集有关小说的资料，才顺便搞了《金瓶梅资料汇编》，并从《山中一夕话》中发现了《祭头巾文》，有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于是《屠隆考》又逼着我写了一系列的考证答辩文章，并将‘业余’的研究重点(我的本行是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工作)真正转移到《金瓶梅》方面来了。”[1]87由上述表述即可见，“屠隆”说之所以能够在刚一提出便产生较大学术影响，主要还在于黄霖的“大胆的假设”是建立在“小心的求证”之上。

张进德认为：“屠隆说”是由黄霖提出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又一新说。主要从七个方面来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一是《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均出自笑话集《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这很可能表达作者思想的一诗一文，在《山中一夕话》中恰恰被标明作者即是屠隆；二是《金瓶梅》虽以山东为背景，但流露了不少南方特别是浙江的方言和习尚，可见作者是浙江人，而屠隆即是浙江鄞县人；三是从万历三十年前后屠隆的处境和心境看，他对整个社会失望，企图在佛道中找到出路，并纵情于诗酒声色，这与《金瓶梅》的创作宗旨十分一致；四是从屠隆的情欲观考察，他的“放诞风流”以及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陈”的态度，是产生《金瓶梅》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五是屠隆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六是从文学修养上看，屠隆具备创作这部“文备众体”的《金瓶梅》的条件；七是屠隆与《金瓶梅》的最初流传有关系。《哀头巾诗》、《祭头巾文》为屠隆所作，屠隆又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是黄霖此说有说服力的关键。此说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极力赞同此说的有台湾省的魏子云、大陆地区的郑闰等。然而，由于笑笑先生毕竟不是笑笑生，作为一部辗转相抄、刊刻年代不详的笑话、游戏汇集，《开卷一笑》能否作为可靠资料加以引证，《金瓶梅》第五十六回又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所说的原缺而后来“陋儒补以入刻”的部分，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有不少研究者撰文发表商榷意见[7]42-43。黄霖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要比以往旧说的论证更加地充分，所以也就能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一反响可从以下统计中略知一二：一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了《复旦学报》编辑部编著《金瓶梅研究》一书，其中收录了黄霖4篇论文，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金瓶梅〉 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涉及评点、版本、成书、作者等方面；二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了胡文彬与张庆善选编的《论金瓶梅》一书，其中收录了黄霖的一篇论文，即《〈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另一篇则是张远芬撰述的《〈金瓶梅〉作者新证》；三是沈阳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了胡文彬编著《金瓶梅书录》一书，收录了黄霖六篇论文，即《〈金瓶梅〉 原本无秽语说质疑》、《〈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等。当然，黄霖“屠隆”说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同样遭遇了质疑，这表明黄霖在作者问题上的“大胆假设”同样面临着普遍接受的困难。孙逊曾与陈诏合作题为《〈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作者》 的文章，提出了“《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的观点。他们认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来论者蜂起，各种说法不下十数种之多。按照台湾魏子云先生的归纳，其中嚣然于世的就有五种之多：一为王世贞说，二为贾三近说，三为屠隆说，四为李开先说，五为汤显祖说。巍子云先生是支持屠隆一说的，但上述五种说法除去末一种汤显祖说之外，其他四种只怕暂时只能并存。因为它们在今天都还只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想和猜测，并没有找到确凿可靠的材料引证，就是说，它们仅仅说明了某种可能性，而未能证明一定性。因此，在未找到确凿的‘外证’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还远不能说己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8]陈诏又在独自撰述的《半路出家者说——陈诏自述》一文中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我认为，这与成书过程密切有关。它的前提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如果个人创作的可能性被否决，那么作者问题的探究也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依我的浅见，《金瓶梅》的最初的作者可能是一些书会中人或下层文士，但几易其手，最后由书坊里的出版商(文士)修饰定稿付梓。所谓‘兰陵笑笑生’可能就是一个思想文化情趣不高的定稿者。明刻本《花营锦阵》中有一首署名‘笑笑生’写的《鱼游春水》(吴晓玲先生最早发现)，实际上是给春宫图补上淫秽词曲。我以为这个‘笑笑生’极有可能就是‘兰陵笑笑生’。当然，《金瓶梅》作者之谜由于直接资料极度匮乏，很难揭开，也可能永远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疑案。”[1]37其实，从“金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看，无论“大名士”说或是“集体创作”说，大抵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想和猜测，它们仅仅说明了某种可能性，而未能确证。梅节曾在《“金学”海洋历险者——[香港]梅节自述》一文中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我们知道是‘兰陵笑笑生’，但‘笑笑生’是什么人，我们并不知道，研究者现在进行的种种猜测，大都是基于对本书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就是到底《金瓶梅》是反映宫闱斗争的秘笈、士大夫的复仇书，还是江湖艺人混饭吃的说唱底本？笔者根据校书所得到的印象，主张后者，在《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中指出；‘从本书的内容、取材、叙述结构和语言特色看，《金瓶梅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1]127“种种猜测”大都是基于对“本书性质”的不同理解，所以最难取得一致意见。黄霖对此是持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平心而论，近二十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各种各样的说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粗看起来，各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主要还是立足在比附、推测的基础上。”[3]204“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这句话说得很恳切，这体现了黄霖的学术清醒意识，这一意识足以使得研究者警惕某种偏执、傲慢和轻率。

正因为《金瓶梅》研究者热衷于这“谁都缺少‘临门一脚’”的“大胆假设”，所以，《金瓶梅》作者研究被揶揄成了“笑学”。刘世德曾于2007年2月9日在现代文学馆做了题为《金瓶梅作者之谜》的讲演，他将《金瓶梅》作者研究指称为不科学的“笑学”、“伪科学”，这一指称源自他对这一研究中比附猜测做法的不满。(笔者按：明代的张竹坡早有不满，他曾说：“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止赏其文之妙，何暇论其人之为古人，为后古之人，而代彼争论，代彼谦让也哉？……作小说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9]433)黄霖对此“笑学”责难进行了更为理性而深入的思考，他说：“我们再放眼界看，《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不能仅仅局限在是否确凿地找到张三、李四，而是通过作者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的深入。”[2]94譬如：作者问题研究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语的大讨论，尤其此书成书或者说写定的年代的研讨就与作者问题密切相关；考察《金瓶梅》成书年代时牵涉到《水浒传》和戏曲声腔，也就促进了有关《水浒传》版本问题的研究和戏曲声腔盛衰等问题的探讨；探究《金瓶梅》作者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等等。黄霖认为：“由《金瓶梅》作者研究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加入用一种开放的思维来看待这方面的研究的话，就更会觉得天地之大，不会陷在就事论事的狭隘的小圈子里一叶障目，看到《金瓶梅》作者研究只是漆黑一团了。”[2]96令黄霖不解的是，讥讽《金瓶梅》作者研究乃“笑学”的刘世德也不免搞起了“笑学”来，这就很有趣了。黄霖说：“本来，比较多的学者认为《金瓶梅》抄的是万历十七年(1958)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可是前几年刘世德先生对各种《水浒》版本作了进一步的对勘后写了一篇文章《〈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得出了一个‘令《金瓶梅》研究界震惊的观点’：‘《金瓶梅》恰恰袭用了容乙本的文字，因此，它的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在稍知一些《金瓶梅》ABC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这个推测十分‘可笑’，会想到刘先生似乎真的在搞什么‘笑学’了，因为至少早在万历二十四年，袁中郎就读到《金瓶梅》了。但我觉得，刘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用处的，这至少可以告诫人们：《金瓶梅》抄引哪一种《水浒传》的问题十分复杂，还需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做得不够。”[2]96由黄霖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则可见其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博观圆照，这就要比简单地归之于“笑学”更富有启发性。并且，若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兼美方面考量，黄霖的所思所想所为应当是更加仁厚。陈诏曾有感慨：“我与黄霖同志结为好友，就是从学术交流中开始的。我发现他的特点就是态度谦和，作风正派。虽然我们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尽一致，但从来没有争得面红耳赤，而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们经常互通信息，交换资料，探讨问题。后来，我要写一篇与魏子云先生商榷的文章，又匮乏魏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乃向黄霖同志商借。黄霖同志慨然拿出他所收藏的魏先生的著作全部供我阅读，使我得以完成《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这篇论文。”[1]33《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这篇论文的写作之所以值得一提，正在于如陈诏所说“魏先生长期以来坚持这样一种观点：《金瓶梅》是一部隐喻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企图废长立幼的政治小说。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论著，但学术界赞同附和者绝少。大陆唯有复旦大学黄霖同志表示赞同。”[1]33黄霖能够提供给陈诏有关魏先生的全部著作以撰成《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一文，无疑体现了黄霖的仁厚之德。

那么，黄霖究竟是怎样看待“屠隆说”的呢？他说：“说起1983年的《屠隆考》，海内外论说纷纭。平心而论，要落实《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目前尚有一些障碍。但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在于能不能立即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围绕着这一作者问题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的大讨论。同时，其论证方法我也自以为略不同于目前所有各说，即不孤立地列举外证(如王世贞说、贾三近说)，或进一步也增加内证(如李开先说)，而是在内外证的基础上再加以‘笑笑先生’的署名，将两者统一起来联成一体。恐怕正由于此，后来的种种关于作者的推测，因既无过硬的材料，又无长进的方法，故再也引不起人们对屠隆说那样的热情了。1984年，先是为了应付外地讲学，再是为了准备校内开课，才开始从‘外学’爬进‘内学’，认真考虑对《金瓶梅》的全面评价来。”[1]88黄霖的陈述已经把《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真正目的和研究方法讲清楚了，至于“笑学”之讥，并不能丝毫动摇黄霖的学术信念。

三、《金瓶梅》成书“万历”说

黄霖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坚持“万历说”，这是对过去长期流传的“嘉靖说”的辨正，又是对1933年10月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提出的“万历说”的继承。为了进一步证明《金瓶梅词话》确实成书于万历年间，黄霖分别对“《残红水上飘》曲子”、“《别头巾文》”、“陈四箴”、“凌云翼”、“《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演出”等问题进行了考辨，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极有可能是在万历二十年前后开始动手写作。此前吴晗于1934年1月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语词与明代史事相印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黄霖认为郑振铎、吴晗的论证确有疏漏之处，于是他试图完善这并不令人满意的推论。当然，黄霖同时认为：“从总体来看，郑、吴两位的论据，并未被完全驳倒……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对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5]170-172黄霖进一步完善“万历”说的推论，他认为：“我们可以将吴晗的说法稍作修正，范围再缩小一些，即《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然而，当我进一步考察时，更觉得作者可能就是在万历二十年动手创作的。这是因为我发现有四个问题是那么地与万历二十年这一‘壬辰’年(1592)有关。”[5]21这四个问题分别是：作者选择小说开场的一年是“壬辰”年——政和二年；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多参差错乱，而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来推算却往往不误；《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回反复写吴月娘吃薛姑子药的日子是壬子日，又说这天壬子日是四月二十三日；小说第八十七回、八十八回再次提到了“听见太子立东宫”和“朝廷册立东宫”。这里写“册立东宫”显然与宋史的时间不合，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皇帝传旨要册立太子的消息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5]24-25。黄霖根据以上一些材料的推论使他对《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有了完整的印象，即“《金瓶梅词话》当开笔万历二十年前后。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在‘镶嵌’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比较匆忙地一气呵成了这部名著，因而留下了一些不太连贯的情节。而当他草就后抛出去时，为了抬高身价与隐瞒身份，故意放出了作者是‘嘉靖’时代因受冤而作的烟幕，让人们在迷宫里踯躅了几百年”[2]22。黄霖的成书考辨结论毕竟是“一家之言”，“至于究竟成书于万历时期的何年，则有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五年至十年、十一年以前、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之间、六年至十一年之间等分歧”[7]50。不过，即便黄霖的“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说不能被普遍接受，他的推论所引发的深入探究也无疑对“万历”说做出了可观的学术贡献，同时对《金瓶梅》成书研究做出了可观的学术贡献。当然，“万历”说至今也难以成为定于一尊的成说，所以，推论式考辨一定还将做下去。

《金瓶梅》成书的另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即“集体创作”说或“个人创作”说的问题，这两种说法各不相让。黄霖说：“在历史上，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都是将作者看做某一个人，比如说他是‘嘉靖大名士’，或者说他是某‘金吾戚里’，或者说他是某‘绍兴老儒’，乃至是王世贞，等等，都是指个人，从来没有人想到这是‘集体创作’的。到了1954年，潘开柿在《光明日报》8月29日的‘文学遗产’栏中发表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才提出了一个‘集体创作’说。”[2]76此后，响应“集体创作”说的学者从各方面论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譬如徐朔方、刘辉、梅节、孙逊、陈诏等。其中徐朔方倡导“集体创作”说最为用力，他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中例举了十余条理由，最为详细、最为鲜明地阐述了“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于是，黄霖对“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进行了细密的辨析，他将徐朔方的“十余条理由”概括为三条：“第一，因为它是一部‘词话’，‘词话’就是‘说唱艺术的底本’就‘不是作家个人创作’”；“第二，行文有粗疏、重复以及颠倒错乱之处”；“第三，抄引前任作品极多”等，并一一进行辨析。通过一番梳理，黄霖得出如下结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不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是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2]82-83黄霖的结论是与他提出的“屠隆”说相照应的，也就是说，黄霖积极坚持“个人创作”说。在黄霖看来，“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金瓶梅》只能是“个人创作”。当然，对于“世代累积”说也不能一概而论，黄霖说：“应该说，对于《三国》、《水浒》一类小说的成书过程的认识，从‘个人创作’说→‘集体创作’说→‘世代累积’说，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逐步符合实际情况的过程，徐先生敏锐地提出了一个‘世代累积’说，功不可没。但是，平心而论，这个提法还是有改善的余地。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看来不仅仅是双方集中争论的是否轻视或削弱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的问题。”[3]69可以说，黄霖所坚持的“个人创作”说的影响总体上要大于“集体创作”说，譬如美国学者浦安迪曾在《〈金瓶梅〉非“集体创作”》一文中这样反驳“集体创作”说：徐、刘(笔者按：即徐朔方、刘辉)“集体创作”说只有两种根据，其一是视《金瓶梅》与其他三部并列的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同出一辙。即以通俗文化的材料为主而后成书的文学作品。其二是根据《金瓶梅》文本里众多错乱的地方，包括时间安排的脱节、故事细节的矛盾、叙事顺序的破绽等等。都让徐、刘二公断定《金瓶梅》一书绝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更谈不上来自一个“大名士”的雅笔。我将从两种角度来反驳“集体创作”说的论点：有关小说考证、本文分析。窃以为徐、刘之说的主要弱点正是：这四百年来有关《金瓶梅》成书的若干文献丝毫未提到小说来自说书文艺，明末至今一切提到《金瓶梅》的文献都一致认为《金瓶梅》作者属于明末的文人界。并且，《金瓶梅》的叙事美学上的几种关键层次，即结构模式、意象映射、用诗用典、思想含义等，证明这惊人独创性的文章只是一个胸中丘壑的文人所能炼成的[10]133-137。

当然，浦安迪的“两种根据”以及“两种角度”也并非无懈可击，这就是“推断和猜测”必然带来的结果。例如从文本上看，解读不同则结论也会不同，孙逊与陈诏在其合作的《〈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方面“内证”看〈金瓶梅〉作者》一文中说：“综上所述，从小说回目、诗词及人物场面描写等诸方面‘内证’，凭着一种直觉，《金瓶梅》作者似不可能为‘大名士’、大官僚，而更可能是中下层社会书会才人一类人物……要而言之，《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这是我们读了《金瓶梅》以后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虽然有以上几方面‘内证’支持，但直觉毕竟是直觉，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发现。”[8]可以这样认为，无论“集体创作”说或是“个人创作”说，大都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而且新思路并非就是最后的定论。所以，黄霖的学术理性在于不仅认识到了“集体创作”说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了“个人创作”说的问题。他说：“‘集体创作’说不能成立，‘个人创作’说问题多多。”[2]83最突出的问题是“兰陵笑笑生”不过是作者的化名，而且，当初唯一记载这一化名之处是欣欣子所写的序，同样有人怀疑是捏造的。至于各种各样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这在文学研究史上也可称为一大奇观。着实对这一奇观感到好奇者有之，感到厌烦者也有之。这是因为粗看起来多数的推测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于是剩下的给人以一大堆问题，责难之声也就随之而起，乃至把所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统统归之于‘笑学’，予以全盘否定”[2]86。即便“归之于‘笑学’”，《金瓶梅》的成书研究仍然必要，正如黄霖所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关系到对这部小说本身的研究，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5]196。

黄霖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一文中坚持认为“词话本就是《金瓶梅》的原本”[5]191，这一看法是对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结论的认同。郑振铎在对“崇祯本”与“词话本”比较后认为“《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不过，这一推论正如《金瓶梅》作者的推定一样，免不了遭到质疑。黄霖说：“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较早透露了这类意见的是韩南与浦安迪，但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的梅节先生，他最先在《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中表明了这一意见，令人注目……后来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再一次重申：两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梅先生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不但‘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词话’，而且反过来，‘《新刻金瓶梅词话》曾据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校对过，录入其改文’。而我认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故此话本不可能根据尚未问世的崇祯本来校改。”[2]43-44譬如若从避讳来看，词话本不避崇祯之讳，崇祯本却避崇祯之讳，“这是崇祯本修改此话本的活化石，绝不能轻易地否定。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后人的‘假冒’”[2]45。黄霖一边肯定梅节在校订《金瓶梅词话》方面的业绩，一边坚持认为梅节按照一种既定思维模式推导出结论做法的不可取。他说：“梅先生在校订《金瓶梅词话》时，花了极大的工夫对校了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异文，功莫大焉。在这基础上，他作了一些推论。其《〈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一文中的第三节《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与第五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大量校入见诸崇祯本的改文》两节比较集中地谈了他的观点。但我觉得，仅凭这些异文是得不出梅先生沿着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所推导出来的结论的。”[2]47梅节的这一“既定的思维模式”即“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校点《金瓶梅词话》，检证文本，接受‘艺人说’”[11]17。这在黄霖看来确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推论，也即黄霖所说的“成见”，“假如心中先有一个成见，那么如梅节先生这样来作推论，似乎也颇合理。但我认为这种推理也是一相情愿，经不起推敲的”[2]49。因为，“情况相当复杂，有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据此未必就能一口咬定‘崇祯本并非改编自《新刻金瓶梅词话本》’而出自所谓‘共同的祖本等”[2]49。当然，黄霖同时承认他的看法也是大多“推测之词”。他说：“毫无疑问，这里也多推测之词，但怎么样推论才较合理，大家自可思考。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根据还是文本存在的实际，加入果真发现一部《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的刻本《金瓶梅词话》和廿卷本的崇祯本‘母本’的话，那我承认这些推论全部错误，否则，合理的推测告诉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即是从此本词话本改编而来。”[2]51-52黄霖反对“成见”式的“推论”，赞同根据文本存在实际的“合理的推测”，就他的主张来看，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版本成书的研究最为重要。可贵之处在于，学术的“求真”并没有使黄霖固执己见、妄自尊大起来，他在对梅节关于“崇祯本”与“词话本”关系的意见进行商榷时，仍能保持一种儒雅的态度。黄霖说：“《金瓶梅》词话本愈崇祯本的刊刻问题十分复杂，且能实证的材料较少，我这里所论只是一孔之见。梅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和很好的朋友，我们只是为了学术而相互论难。”[2]62黄霖的这种“敬长”、“尊友”的儒雅态度在学术论难过程中十分可贵，比“棒杀”、“骂杀”、“揶揄”、“讥刺”来得厚道。因为，学术活动尤其对于版本成书的考辨，也正如胡适所说是一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12]490，胡适一再地强调学者治学时“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12]482-483，否则“都不免陷入错误而不自觉”[12]482-483。笔者在撰述《红学学案》过程中对胡适的这番告诫感悟最深，故曾在《〈红学学案〉写作札记》一文中说：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建立了这样的信念：既要有仁厚之德，又要有智慧，这样的信念正是《红学学案》所坚守的两个基本“原则”。仁厚之德，就是钱穆所说的“温情的敬意”，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学术是我所要的，友情，就是人间情谊，也是我所要的。谈到智慧，这就涉及到：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写；哪些今天可以写，哪些不可写。我们写出来的文字应当能够释放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可取的做法是将“仁厚之德”与“智慧”两者兼美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中[13]82-83。

既然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即是从“词话本”改编而来，那么，“崇祯本”文本价值又当如何评价呢？黄霖坚持认为：崇祯本改得有功也有过。它修正了不少错误，弥补了一些漏洞，使文字更好读，故事更紧凑，回目更工整，布局更合理。同时，它也使这部小说进一步摆脱其‘词话’框框的束缚而更加小说化。但是，一经修改，毕竟磨损了不少本来的面貌，也不能不有改糟的地方。总的来说，崇祯本的修改是削弱了词话本的认识意义而增强了它的小说性，有功也有过。后来张竹坡决定选用它来作为底本加以评点而使之流行，恐怕主要就由于崇祯本的小说意味强，更合读者的脾胃吧！[2]39黄霖对崇祯本的最大意见在于它“削弱了词话本的认识意义”，这是改编对“原本”本旨的一种疏离。令人遗憾的是，张竹坡评点本又再一次地对“原本”本旨进行了疏离，即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诠释《金瓶梅》。如梅节所说：“张竹坡将《金瓶梅》解读为‘世情书’，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诠释作品意蕴，继金圣叹之后为知人论世的小说批评理论提供某种典范。但竹坡本也有评点派的通病：没话找话，牵强附会；装腔作势，故弄玄虚。”[14]9这种人为地对“原本”本旨疏离的情形，引起尤为重视《金瓶梅》“认识意义”、“思想意义”的黄霖所不满，显然是可以理解的。

四、《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暴露、反腐

黄霖在《不平则鸣——黄霖自述》中说：“看看市面上最流行的无非是用‘现实主义’或‘洞达世情’来加以肯定。但是，外来的现实主义概念和传统的世情小说的范围，常常使人感到本身就是混淆不清或宽而无边。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或世情小说，差不多与说它是一部小说一样，还没有抓住其最要害的特色。我针对小说实际，参考历代评论，立足当今现实，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拈出‘暴露’两字来加以强调，写了《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开门见山即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此说得到了一些同志的非议，认为所见偏狭。而我自以为其所谓狭处，正是能抓住心肝，有的放矢，有为而发也。不过，所谓‘暴露’，所谓‘世情书’，所谓‘市井文学’，所谓‘现实主义’，其本质上都是偏重于就书的认识价值而论，而我在论《金瓶梅》的思想价值时，实际上还注意从伦理、哲学、政治等不同角度上来加以肯定。比如在政治上，我提出了整部小说把暴露的聚光镜对准了当代的最高统治者，因而附和了魏子云先生的‘政治讽谕说’；在哲学上，我认为它是第一部立足于解剖人性的弱点的长篇小说，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这些看法在《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及《金瓶梅漫话》等处都有谈及，只是还不够展开罢了。最近，我又写了一篇《试论〈金瓶梅〉中的“人”》，就用‘人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部‘人情小说’是如何认识和描写人和人性的，就《金瓶梅》中人性的压抑、觉醒、扭曲和作者如何理解兽性、人性、理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尽管这篇文章是为了应付朋友编集一本论文集而写得比较匆忙，但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实在已有二三年了。因此，我对《金瓶梅》思想意义的考虑，自己觉得还是多角度的，说我只注意其暴露，难免有点冤枉了。”[1]89黄霖以上自述的紧要点有两方面，即“暴露是《金瓶梅》思想意义的要害”、“《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可以从伦理、哲学、政治等不同角度上加以肯定”。他在《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中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它第一次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美善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而不但能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起来咀咒和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还一再强调：‘《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谈金瓶梅词话》)，这正说明了暴露乃是《金瓶梅》的主要价值所在。”[5]1黄霖认为《金瓶梅》的主要价值在于“暴露”，这样一种小说主旨说的形成既取决于黄霖自己的阅读视角，同时也受到其他观点的启发。在黄霖看来：“本来，文学的使命就在于形象地再现生活，评判现实。”[5]1《金瓶梅词话》是用“暴露”再现生活，以“指斥时事”的方式评判现实，也就是说，“《金瓶梅词话》的确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作，是一部敢于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政治问题，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腐朽的统治集团的小说。从这一点来看，它的暴露是极不寻常的。在整个文学史上是少见的”[13]。由此可见，黄霖自己的阅读视角主要是现实视角(包括政治视角、道德视角)，而不是审美视角或哲学视角，尽管黄霖对《金瓶梅》的人物塑造、布局结构、语言运用等各方面的艺术评价同样很高。应当说，黄霖的“暴露”主旨说是切中肯綮的，其实，《金瓶梅》并非首先以其审美感召影响世代读者的。并且，如李泽厚在《与刘再复的对话》中所说：以《红楼梦》和《金瓶梅》相比，《红楼梦》就具有哲学智慧。如果抽掉了哲学沉思和哲学氛围，《红楼梦》就会变成一般的话本小说、言情小说，就未必比《金瓶梅》高明。中国的话本小说和清末的谴责小说均缺乏这种哲学氛围和智慧，所以艺术境界难以与《红楼梦》相比(刘再复：话本小说用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俗眼光，谴责小说用的是“惩除坏人”的眼光，完全没有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叩问)。《金瓶梅》中的女性只是一些供男人玩乐的工具，尽管这对社会有揭露的作用，但没有深刻的思索。《红楼梦》对人生、对个体生命有很深的感慨。它蕴含的是一种独特的对青春(美)的“瞬间与永恒”的思考。我一再讲哲学应当是研究人的命运的哲学。哲学思索命运，文学表达命运，特别是表达人对命运的感伤。生命意义，人生意识，人的情感本性，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对人的命运的伤感，使整个小说充满着哲学气息[15]375-376。李泽厚与刘再复将《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所得到的感受是中肯的，尽管偏爱《金瓶梅》的读者可能不见得完全接受。也就是说，《金瓶梅》的认识价值远大于它的审美价值，尽管《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同样深刻。黄霖很赞赏《金瓶梅》思想意义的深刻性，他说：“《金瓶梅词话》暴露的深刻性，不仅仅表现在敢于正视现实，尖锐泼辣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恶，而且也反映在以同情的笔触去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将它的暴露放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来展现。诚然，这部小说的重点在于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因而其批判的笔墨也带到了那些下层群众被腐蚀了的心灵和完全堕落了的奴才。但这决不是说作者眼里的世界全是污浊，心中根本没有人民。”[5]13-14但是，“暴露”的写法本身也制约了它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叩问，即《金瓶梅》的哲学气息不仅因其直面人生的态度，而且因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的世俗眼光而大大地削弱了。这一点不仅符合文本事实，同时也符合读者接受的基本倾向。笔者以为，从深层心理动机上看，黄霖的“暴露”说与其说完全出于还原《金瓶梅》文本意义的目的，不如说，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试图洗刷蒙在《金瓶梅》身上那种“坏人心术”的“黄色”恶名的学术热情和执着精神。黄霖曾说：“总而言之，我讲《金瓶梅》不是看中了它的‘黄’，而是确信它姓‘金’；不是为了‘诲淫’，而是为了‘警世’。”[2]5黄霖研究《金瓶梅》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更是为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它是姓‘金’而不是姓‘黄’，让我们为中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部小说而感到骄傲”[2]378。并且，这种强调社会历史视角的做法，也是与《金瓶梅》这个文本本身的特征相互联系着的，即《金瓶梅》具有凸显社会历史研究视角的文本特性。即便读者可以从审美视角、哲学视角等方面解读，但是，总不如社会历史视角来得更切实、更易于说服人。

当然，由于《金瓶梅》主旨说正如《金瓶梅》作者一样地异说纷呈，所以，黄霖的“暴露”说只能是这异说纷呈中的“一家之言”，究竟这“一家之言”是否完全切合《金瓶梅》的本旨，尚有讨论的话题空间。不过，正如张进德所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问题，自明末以来就莫衷一是，官司一直打到今天。诸如政治寓意说、孝子复仇说、苦孝说、讽劝说、暴露说、愤世嫉俗说等。这种异说迭起的情况，固然是文学评论中的正常现象，但研究中的溢美倾向却不值得提倡。”[7]76“溢美倾向”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和态度，都带有明显的“臆说”成分，都是对《金瓶梅》某种程度的过度阐释，其实就是一种“诠释暴力”。香港学人洪涛在《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一书中谈及“索隐派”以及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评红热”时期的马列红学家分别在作者问题上和在文本意义上明显地使用了“诠释暴力”，即“极尽穿凿之能事”[16]299。“诠释暴力”何以可能呢？洪涛在谈及《红楼梦》的诠释方法时说：“作者意义(authorial meaning)和文本的意义往往是诠释策略和诠释成规的产物，但这些诠释策略又常为诠释者所驱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红学领域，诠释者虽未必被视为意义的源泉，但往往就是诠释的权威。”[16]301即诠释者扮演了“诠释的权威”的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作者与文本的存在。这种“诠释暴力”不仅在“红学”领域普遍地存在，同样也在“金学”领域普遍地存在着，由此可见，“笑学”的讥讽并非空穴来风了。

黄霖的“暴露”主旨说是怎样形成的呢？且看黄霖的自述：“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推荐人们读这部书，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我当年提出《金瓶梅》思想主旨是‘暴露’，也是与此精神相通的。”[2]383黄霖谈及“政治讽喻性”，这方面的看法尤以魏子云的启发更大。魏子云认为自己首创了《金瓶梅》的“政治讽谕”涉及郑贵妃以及立储等问题的观点，但并不受欢迎，有人甚至给魏先生戴上了一顶“索隐派”的帽子而加以全盘否定。正是这时，黄霖力挺魏子云的观点，且一直支持他的观点。黄霖在《论〈金瓶梅〉的政治性》一文中认为：“魏先生的说法固然有难以令人苟同之处(详后)，但就其讽谕神宗宫闱事件这一见解来看，实在是闪光的，甚至可以说这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个突破，决不能轻易否定的。”[5]40他在《“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追念魏子云先生》一文中又曾说：“我坚信魏先生的这一发现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在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了词话本所流露的政治讽喻性。”[11]3黄霖之所以“附和了魏子云先生的‘政治讽谕说’”，那是因为“受魏先生启发而认为词话本有政治讽喻之意”[5]198。当然，值得指出的是，黄霖之所以赞同魏子云的“政治讽喻”说，还在于申明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研究小说必须将“内学”与“外学”结合起来，必要的考证不是“索隐派”。黄霖自述还曾谈到：“我提出的‘暴露说’，一时间有较大的影响，但这实际上是在‘世情说’、‘写实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与鲁迅说的‘骂尽诸色’、郑振铎说的‘写实主义’、毛泽东说的‘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都是在精神上相通的。先前也有不少直接说过‘暴露’的，例如吴晗、阿丁、刘大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都提到过。我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加以特别提出与强调而已。”[2]40这一“特别提出与强调”催生出《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该文开门见山地揭示《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暴露”。

郑振铎曾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强调“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材料”[17]38，这是郑振铎的《金瓶梅》“写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换句话说，《金瓶梅》的主要特色即在于如实地呈现“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这一“黑暗面”究竟是什么呢？黄霖的回答很坚定：腐败！也即是说，黄霖不仅附和了魏子云的“政治讽谕说”，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一部反腐败的经典”说，他倡议“将《金瓶梅》当作反腐经典来读”。黄霖说：“请大家不要感到诧异，《金瓶梅》怎么与崇高而神圣的‘经典’搭上了界呢？不错，‘经典’二字，原来只是指儒家‘圣贤’的典范性的著述。唐代刘知几就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一直到清代《四库全书》，编者脑子里的‘经典’还是这类货色。但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早就不买这个帐了。道家、佛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道德经》、《金刚经》之类的经典，到后来，什么《离骚经》、《黄帝内经》、《周髀算经》、《马经》、《茶经》、《棋经》、《禽经》……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经典。所以，在‘经典’两个字前面，我们必须扫除三个障碍：一是要扫除儒典正统论的障碍，二是要扫除诗文正统论的障碍，三要扫除自身接受中的障碍。在这基础上，我想来想去，《金瓶梅》实在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反腐败的经典！它的主旨就是反腐败，反官场的腐败，反朝廷的腐败，反商场的腐败，反社会的腐败！它就将种种的腐败兜底翻了出来，让人们认识它，痛恨它，反对它。”[2]98黄霖最佩服毛泽东对《金瓶梅》认识价值的深刻理解，他认为，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一再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阅读《金瓶梅》，其深意就是希望他们将《金瓶梅》作为一部反腐败的经典来读。尽管《金瓶梅》时代距离今天很远了，“但《金瓶梅》时代的幽灵还在我们身边游荡着，《金瓶梅》时代的腐败气息还在我们周围散发着。所以，阅读《金瓶梅》，首先就要借助西门庆等形象去炼就辨识这些幽灵的火眼金睛，去反对腐败，认识腐败，铲除腐败，为建设一个清正、和谐的新天地而努力。这也就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首要价值所在，也就是我们要阅读、研究《金瓶梅》这部小说的首要目的”[2]127。显然，黄霖已然在《金瓶梅》意义诠释上进行着他自己的建构，这一建构若从读者接受方面来认知，显然具有明显的感召力。当然，也就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诠释者的心理愿望，即“另一作者的语境重建”。这一“重建”不仅是“历史的语境重建”，也是“当下的语境重建”，总之，可以理解为黄霖的“人间关怀”使然。或者可以用陈平原的说法来理解这种“人间关怀”，即“压在纸背的心情”[18]2。陈平原曾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中说：“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术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既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19]19陈平原“学术风范”与“学人本色”并行不悖的说法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黄霖的“学术风范”或可从他与魏子云的学术交谊上略作发明——魏子云的弟子李寿菊在《建构魏子云先生手稿资料典藏兼析往来书信》一文中说：魏子云先生信守“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理念，终生无悔。在这么多友人中，先生与谁的通信最勤呢？初步统计，居冠者是复旦大学黄霖教授，来往共有188封(1984—2001年)，几乎篇篇都是讨论《金瓶梅》课题。来信当中，内容十分多元，有请益的、感谢的、叮咛的、提醒的、告诫的、求助的、攀缘的、应酬的、无奈的、说理的、骂人的统统都有，颇有浮世人生味道[11]41-42。黄霖给魏子云的来信竟能“几乎篇篇都是讨论《金瓶梅》课题”，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随着述学岁月的演进，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也在不断地增进，以至于惺惺相惜不能自已。据黄霖《“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追念魏子云先生》一文中所谈，魏子云来信表达了自己的如此感慨：“你我情谊，非他人可比。大陆友人，你我相交最早，情谊也最厚”[11]1。黄霖则深有感触道：“我崇敬魏先生的学问，更崇敬魏先生的为人。甚至可以说，我崇敬魏先生的为人，超过了对他学问的崇敬；或者可以说，正因为我崇敬他的为人，才更崇敬他的学问。记得我在魏先生去世时发的唁电中，也是首先高度赞颂了他的为人，说：‘魏先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师益友。他的品格高尚，重义崇理，待人真诚，对后生小子，从不居高临下，对落难旧友，仍一如既往，是真君子。’这是我的肺腑之言。”[11]12“真君子”不仅体现在人间情怀方面，同时也体现在述学崇理方面。黄霖又感慨道：“我虽然响应了他的‘政治讽喻说’，但对‘二次成书说’始终没有吭声，曾使魏先生深感遗憾；尽管他后来在证明‘屠隆说’时比我更努力，而我却因一时找不到确证而反止步不前。这都使魏先生在生前很失望。我尽管有我的难处，但对于魏先生来说，无论如何是有负于他的，使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11]15从黄霖对自己与魏子云的学术交谊追述可见，“学术风范”与“学人本色”往往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至于谈及黄霖的“学人本色”来，他的研究生导师朱东润的影响不可忽视，作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黄霖深知导师的述学精神。他深有感触道：“我想，他的批评史研究的最核心的精神，也无非是：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向前看。有了这一精神，才有各种创造，才能自成一家。其实，他的其他个体文学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3]5“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向前看”，黄霖对朱东润为学精神个性的理解当然也会对他的“人间情怀”起着润物无声的影响。正因为这种理解的深会于心，黄霖才会如此坦然地说：说到底，我研究《金瓶梅》，是一种不平之鸣而已。

五、结 语

黄霖在《不平则鸣——黄霖自述》一文中说：“其实，平凡与不平凡乃至伟大之间本无明确界线。不要说像研究《金瓶梅》这部俗书本身也无非是凡夫俗子所干的俗事，就是研究高雅的诗书礼乐或经或典，也不见得是什么伟大壮举。我二十年来一直在钻故纸堆，也一直在怀疑自己的价值，总觉得有点‘山在虚无缥缈间’。这将有益于国和民吗？似乎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是在追求名和利吗？又觉得‘富贵于我如浮云’。如今，人近知天命之年，我正想听从龚自珍的话：‘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去做一个象《儒林外史》结尾处四个小人物那样的脚踏实地的人。可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恐怕这又是一种空想。况且，我的心境毕竟还未成一潭死水。‘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有不得已者，不能不鸣。这也就难保以后再不假《金瓶梅》以鸣，只是鸣于何时何地，又为何事而鸣，于今难以逆料而已。”[1]94现如今，黄霖已是人过古稀之年，依然保持着“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知命态度，当然，他为《金瓶梅》所做的“不平而鸣”已然是“风生水起”了。正如陈维昭所说：“黄老师三十年来的《金瓶梅》研究，对《金瓶梅》研究这一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贡献”[20]150，确切地说，黄霖与他的同行们一道，携手创造了《金瓶梅》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正如黄霖曾在吴敢所著《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一书序言中深情地说：“《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时代行将过去了，他们该将自己的成果打一个包，留给后人，留给历史。”[3]185

[1] 周钧涛，鲁歌.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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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太乙.林语堂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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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朱一弦.金瓶梅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10] 浦安迪.浦安迪自选集[M].刘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 陈益源.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里仁书局，2013.

[12] 耿云志，宋广波.胡适书信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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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5] 李泽厚.世纪新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6] 洪涛.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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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9]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0] 陈维昭，罗书华，周兴陆.黄霖先生七秩华诞师门同庆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位雪燕]

Study on the Author and Ideological Value ofTheGoldenLotusReview of Huang Lin’s Study onTheGoldenLotus

GAO Huai-sheng

(SchoolofLawandHumanities,ChinaUniversityofMiningandTechnolog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

Huang Lin’s study onTheGoldenLotus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study on its author and social values. Huang’s representative worksResearchofTheGoldenLotusandLecturesonTheGoldenLotuslaye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studies onTheGoldenLotus. Huang’s claim that Tu Long is the author is a significant unique statement, and the idea of anti-corruption inTheGoldenLotus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Huang Lin;ResearchofTheGoldenLotus;LecturesonTheGoldenLotus; the idea of Tu Long as the author; the classic idea of anti-corruption

2014-06-25

高淮生(1963—)，男，安徽淮南人，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和古代诗论研究。 E-mail：948759120@qq.com

I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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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9779(2014)03-03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