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柳学”资料的价值

张 勇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是近30年来“柳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发表的有关论文多如恒河之沙。然而，稍微翻检一下这些成果就会发现，相当大的部分为低水平重复之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新材料的匮乏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河东先生集》中的释教碑铭，以及记寺庙、赠僧侣的诗文，很少有人使用佛教内典中的资料。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大藏经》中“柳学”资料的发掘工作，也尝试着运用这些资料写一些论文，1《论柳宗元的〈东海若〉》，《文学遗产》，2009年2期；《柳宗元〈大鉴碑〉中的“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5期；《论柳宗元的佛教天台观》，《禅学研究》第8辑，2009年9月；《柳宗元的佛教律学观》，《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释氏眼中的柳宗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鉴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涉及上述论文的内容不再一一标明出处。下面就有关心得与“柳学”同道做一交流，同时求教于方家。

先介绍几种蕴含“柳学”材料较多的释家典籍。

1.《隆兴佛教编年通论》

《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二十九卷，简称《隆兴编年通论》、《编年通论》、《通论》，南宋沙门祖琇撰。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引用碑记序表书等史料，是一部较为真实可靠的编年体佛教史论著作，其唐五代编年史部分为全书之重点，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该书收录柳宗元《南岳云峰寺和尚碑》等涉及佛教的文章20篇，还有大量关于柳宗元的记载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