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文化因素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多学者的关注点。西方学者对此做过很多研究,主要有三大类主流观点。
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对基督教新教伦理和东方的儒教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1](P231)。韦伯力图认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新教文化,鼓励冒险,将从事商业活动视为实现“上帝使命”的方式,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2](P1-5)。而东方的儒家思想则起了相反的作用,“三纲五常”、“义利之辨”等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开拓进取,创新求异的精神,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展。
马克思主义者持有另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3]按这种观点,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它只是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决定着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相反。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认为社会发展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若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感,那么公共制度的建立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缺少安定与有效政府的社会,其公民之间一定缺乏互信感,缺少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热忱,也不具备组织技巧和能力。”[4](P31)同样,反过来,“如果社会经济变革破坏了人们传统结合方式的基础,那么要达到高水平的政治发展,就必须依赖人们发现新的结合方式的能力”[4](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