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王江涛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1904年，变法失败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异国他乡，梁任公受尽日本人的白眼:“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任公自觉受到奇耻大辱，大呼“耻其言，愤其言，未能卒服”［1］，遂伏案疾书，书成《中国之武士道》。是年，距辛亥革命还有7年。

1911年，崇尚武勇精神的革命党人首义武昌，各地血气旺盛之辈纷纷响应，是年，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覆灭。

1917年，青年毛泽东深感“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著“体育之研究”一文，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上。是年，民国七年。

晚清以降，华夏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教制度和生活方式遭遇泰西文明的冲击，有识之士们各显神通，苦思救国之良策。时人多有感于积弱之国民性，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救国之策。虽然说武勇精神、体育救国很快就被淹没在各种更吸引眼球的“主义”洪流中，但它所强调的勇敢德性与共和国却并非没有关系。

2009年，在共和国6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再版了王树增先生的《朝鲜战争》。书中引用了一段日本人对中国军人的评价，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军队在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虽然苦于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但仍能忍耐一切艰难困苦，忠实地执行命令，默默地行动与战斗。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敢精神”①此话是对勇敢的最好诠释，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