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车）舆服志》中的佩饰制度

摘 要：两《唐书·（车）舆服志》是专门记载唐代舆服制度的重要文献，其中所描述的佩饰制度是唐代舆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对不同阶层人们的佩饰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统治者维护其政治秩序的关键性标志。文章从鱼符与鱼袋制度、腰带制度、佩绶制度几个方面对唐代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舆服志》 唐代 服饰制度 佩饰

两《唐书·（车）舆服志》中有很多关于唐代官服上的佩饰记载，唐代官员在穿朝服时，身上要佩戴多种饰物，用于标识等级。统治者对各级官员所戴的佩饰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复杂的佩饰制度是唐代统治者“昭名兮，别等威”的工具，集中体现了唐代森严的等级秩序。虽说佩饰随着舆服制度大约始于周代，但一直到唐代，这部分内容才得到充实和完善，佩饰种类也比前代增加许多，其明尊卑，辨贵贱的作用更是较前明显。正如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所言“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1]

一、鱼符与鱼袋制度

佩鱼符、鱼袋是唐代官员佩饰制度中极重要的一项。唐代的鱼符制度源自前朝的符信制度，符信就是我国古代调兵遣将时所时所使用的凭证，较为常用的是铜虎符，唐代曾因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之讳，而改称鱼符。因为唐王朝为李姓，鱼取鲤鱼形，有以“鲤”喻“李”之意，武则天当政时，曾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旧唐书·舆服志》记：“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久视元年十月，职事三品已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上守下行，皆从官给。”[2]后人如宋代王应麟等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武则天以龟为玄武，故以龟喻武姓，去鱼则是去掉李姓。可是，佩龟只属武则天在位时政，至唐中宗李显登位，又回归为佩鱼了。这在《旧唐书·舆服志》中被记载：“神龙元年二月，内外官五品已上依旧佩鱼袋。六月，郡王、嗣王特许佩金鱼袋。”[3]在唐代舆服制度中，佩鱼始终是主流。

《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鱼符制度的功能为：“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三曰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4]从上述记载可得知，铜鱼符与随身鱼符实为两制，虽同名为鱼符，但其功用有别：一是为了调动军队，更换地方长官用的铜鱼符，另一种则是用于表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

铜鱼符和随身鱼符在功用上有所区别，其使用程序也有所不同。据《唐律疏议·擅兴》记载：“应给鱼符及传符，皆长官执。长官无，次官执……及不以符合从事，或符不合，不速以闻，各徒二年；其违限不即还符者，徒一年。余符，各减二等。”[5]也就是说，这种用于调发军队用的鱼符不必随时都带在身上，只在有诏令时随时取出，与朝廷长官所持的另一半相符，以明真伪。

而随身鱼符必须随身佩戴，它既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官员出入宫门的通行证。《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6]

唐初，能佩鱼符者，仅有五品以上的官员，但是这些官员在退休及离任时就要解去鱼袋。到武则天当政时，都督、刺史等也开始佩鱼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7]自此，散职也开始佩鱼。而诸如员外、检校等一类非正职，级品较低的官员，自武则天、中宗后，也得以佩鱼。而且还演变成终身佩饰。《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至开元九年，张嘉贞为中书令，奏诸致仕许终身佩鱼，以为荣宠。以理去任，亦听佩鱼袋。”[8]从令文上看，只涉及终身为官，死于任上的情况。至此，鱼袋无论生死、致仕即可佩带终身。

唐朝鱼袋制度与随身鱼符密切相关，所谓鱼袋也就是盛放随身鱼符的袋子。《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银菟符为银鱼符。高宗永徽二年五月，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已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9]文中所谓新鱼袋是相对旧鱼袋而言，可知鱼袋之制必行于咸亨三年之前。另据《唐会要·舆服上》“鱼袋”条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荣所加，本缘品名，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纔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10]此敕令意味着，以前主要作为盛装官吏执事进出证件的鱼袋，至此己被官方正式作为一种饰件赏赐给高级官员了。到盛唐时，由于佩鱼制度渐渐松散，已成为满朝皆鱼符，甚至出现了杜甫所云“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11]的现象。可以看出鱼符、鱼袋范围扩大到地方官，其作为证件的作用已然日渐减弱，而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却日益突出了。“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的社会标识功能进一步加强了。

二、腰带制度

佩鱼符、鱼袋的同时，唐代官员服饰中还有许多相关佩饰，如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标识功能的腰带。

唐代官员使用腰带的制度，是在隋代基础上形成的。官服配束腰带起源较早，然而直至东汉时期，似乎佩束腰带尚无尊卑之分，据《中华古今注》卷上“文武品阶第”条载：“每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带”。[12]这一习俗，从某一角度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未见有关腰带等级的记述，至隋唐才有了一定的级别标识功能。《旧唐书·舆服志》记：“……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13]

革带的形制，是由带鞓、带銙、带头及带尾等组成。鞓就是皮带，它是腰带的基础，任何一种带饰，都必须联缀在鞓上。唐代以后，在鞓的外表，大多用彩色布帛包裹，所以有红鞓、黄鞓及黑鞓之称，唐代多喜用黑鞓。带头一般多用两个，左右各一。通常用金属做成，其制繁简不一，有的做成扣式，上缀扣针，有的做成卡式，考究者还在带头上錾刻各种纹饰。endprint

唐代官服使用腰带，有着严格的等级标识，如以銙具的质料及数量来区分尊卑。銙是从中亚游牧民族皮带上为挂物设环演变而来的一种装饰，造型有方形、圆形、椭圆形及鸡心形或片状等。《新唐书·车服志》记述了在武德年间曾两次颁布的腰带制度，第一次规定为：“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14]后又规定：“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15]

带尾是钉在鞓的两头用以保护革带的一种装置，原为一个带尾，以后发展成饰品时成了两个，专用于装銙革带。它的材料和装饰，均根据带銙而定。唐人系带方式还有一定的规矩，腰带系束之后，带尾必须朝下，以表示自己对朝廷的顺服，这种惯式产生于唐初。据《新唐书·车服志》载：“腰带者，搢垂头于下，名曰尾，取顺下之义。”[16]这以后，历朝官员系带均按这个规定，一直到明末。

从两《唐书·（车）舆服志》记载看，官员所戴腰带的规定曾有多次变化，定型大约在唐高宗李治时期。高宗时，由于服饰混乱，百官士庶每每不依令式服用，因而在上元元年（674）对官服腰带的銙质及銙数重新申明：“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铁带。”[17]后来睿宗李旦重申了上元元年的规定：“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制，令内外官，依上元年年敕，文武官咸带七事，其腰带一品至五品，并用金；六品至七品，并用银；八品九品并用鍮石。”[18]玄宗在开元初年对革带之制进行了一些改动，《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带銙、巾、算袋等，每朔望朝参日著，外官衙日著，余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已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已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断。”[19]另据《通典·礼二十一》“嘉礼”条载：“贞元七年十一月，令常参官复衣绫袍，金玉带，至八年十月，赐文武常参官大绫袍。”[20]三者虽在带制上未做很大变动，甚至终唐之世百官服用均依上元元年令式，但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腰带的规定在唐代是颇为细致的。

三、佩绶制度

“绶”是古代用以标识官员品级的一种带状丝织物。按古代冕服制度，绶有大小之别，均为两条。“大绶”是标明品秩的佩饰，用各种颜色的丝编组而成，并以其色彩的多寡来标明品秩的大小。“小绶”是系印纽的丝带，较“大绶”短，其间还系有玉环为饰。绶制始于周代，行于汉代，唐宋沿用。《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白玉双珮，玄组双大绶，六彩，玄、黄、赤、白、缥、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绶长二尺一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祀天神地祇则服之。[21]唐代的绶带一般多直接系结于腰下，已从以前印纽上的系带演变成单纯的饰物。

为确保官员礼服的正规性，体现出等级差别，朝廷还对官员朝服所佩戴“绶”的色彩和尺寸加以规范。《旧唐书·舆服志》载：“诸珮绶者，皆双绶。亲王纁朱绶，四彩，赤、黄，缥、绀。纯朱质，纁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一品绿綟绶，四彩，紫、黄、赤。纯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二品、三品紫绶，三彩，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广八寸。四品青绶，三彩，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广七寸。五品黑绶，二彩，青、绀。纯绀质。长一丈二尺，一百首，广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绶而首半之。正第一品佩二玉环，自外不同也。有绶者则有纷，皆长六尺四寸，广二尺四分，各随绶色。”[22]文中提到的“纷”则是与“绶”相配属的一种饰物，有绶者者则有纷。“纷”，按《尚书·顾命篇》载：“如绶有文而狭者也。”[23]实际即为编组的彩色丝带。纷与绶的颜色、文彩均同，只是比绶狭窄而短。

结语

两《唐书·（车）舆服志》中所记载的佩饰制度，在封建社会官服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自周以来实行的传统佩饰制度，并对前代出现的一些佩饰，如鱼袋、环带等加以发展，并赋之以新意，以后宋明各朝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佩饰制度。另外，与前朝相比，唐代官服佩饰增多，这应看作是与丝绸之路传来的游牧文化有关。唐装中专有胡服，女子也着西域少数民族服装。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迁居，腰带上常会佩挂刀、砺石等物，演变到唐代官员服饰上，其原本的实用性减弱，添加的社会性又被注入了装饰性。唐代服饰是集中了欧亚两大洲多个民族文明的结晶体，从官员佩饰一点即可体现出来。

项目来源：

1.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项目编码：12BG063

2.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唐史·舆服志》礼仪服饰研究”项目编码：TJZL12-030

注释

[1]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第三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63.

[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4.

[3]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4.

[4]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47.

[5 ]曹漫之主编.唐律疏议译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592.

[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5.

[7]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6.

[8][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4.

[9][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4.

[10][宋]王漙.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579.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长沙：岳麓书社，1998（第三册）：62.

[12] 古今注 中华古今注 苏氏演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25页。

[13] [后晋]刘昫.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1页.

[1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7.

[1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7.

[17]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3.

[18]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0：570.

[19]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0：570.

[20] [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0：1727.

[21]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36.

[22][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44.

[23]江灏等译.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317.

参考文献

1 （后晋）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宋）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4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 华梅 王鹤.《舆服志》中的纵向符号标示体系研究[J].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6 纪向宏.《旧唐书·舆服志》中的服色及章纹体系建制[J].北京：艺术与设计（理论），2012.（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