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1958年

吴定宇

在陈寅恪一生中，1958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年代之一。那么，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如何应对的？这些事情对他的教学、科研与心理有何重大影响？本文勾稽当时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厚今薄古 边学边干”长篇讲话的摘要，透露出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2日成都会议讲话中，公开表态支持陈伯达的报告，“……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报告，一个通知。”[1]毛泽东又以轻蔑的口气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2]

为了贯彻最高指示的精神，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来自延安的史学家范文澜的大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陈伯达的讲话和范文澜的文章，传达出来自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必须厚今薄古，占领史学研究的制高点，在学术部门，压倒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如果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会有用，否则就是一无是处、一无用处的“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