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理由认知:一个反思的视角

张建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学界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刑法修订，近乎刑法典全面修订的简明版本。其中对财产型犯罪的轻刑化无疑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引人注目的一项修改内容，折射出我国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我国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我国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在立法环节的体现。〔1〕刘艳红:《〈刑法修正案(八)〉的三大特点——与前七部刑法修正案相比较》，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尽管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但对其理由之阐释与证立，则需要理顺刑法发展的宪法规范逻辑，并从刑法规范与宪法经济制度安排的内在关系加以展开，以免刑法陷入合法性困境。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一理论问题展开探讨。

一、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刑法修正案(八)》实践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与前七次修改相比，此次修改规模最大，一举采用了49个条文对现行刑法进行了修正。其中针对财产型犯罪的修正，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财产型犯罪呈现轻刑化的趋势。取消走私文物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这13个罪名分别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