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德业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曾 勇

（江西师范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江西南昌330027）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或曰舂陵，今湖南道县）人。濂溪先生不仅以道学宗主名扬寰宇，而且经年累月仕宦，从业政绩显赫——[清]张伯行赞曰：“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1]325就是说周子入世为官，行政能力过人，执事业绩不凡；居家为民，胸次坦荡磊落，人品若清风明月。可谓出处皆得其宜。学界对周敦颐之道学理路研究颇丰，但对其“精绝”之“政事”、“过人”之“宦业”涉猎不多，本文希冀于此做些探究，并着重诠释其为政之道，研习其德业精神。笔者认为，这一德业精神是贯穿周子立身处世、为官执事的生命主线，探析这种精神不仅是对古代贤俊的历史追忆，更可为当下的道德治理与官德建设以资明鉴。

一、“志向伊尹”的为政动机

心之所向、意之所往之谓志。志乃古人治学为人、从业理事等行为之发端，意向之究竟，善恶所由分，亦即当下所谓行为动机。周敦颐从政志向如何？他在《通书·志学》中明示心迹：“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1]120表明自己以伊尹之志为志，以颜渊之学为学。颜渊乃夫子高足，以安贫乐道著称；伊尹乃一代名相，助汤伐夏，功业大成。

对于周子“学颜子之所学”，学界自然没有异议，至于其“志伊尹之所志”，向来说法不一，因为伊尹之志难以把握。《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力排“出作入息、饥食渴饮”的“因时因势”说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用行舍藏”说，肯定“志于行道”之论，正如有学者断言：“所谓志伊尹之志，是立志以圣人之道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但这事业本身是公，而不是私。”[2]264～266就是说，周子之志，“志于行道”，且“志”于行“天下为公”之“道”。笔者认为，此说不无道理，然而，欲深入理解周子“志伊尹之所志”，还需从伊尹其人其志说起。《孟子》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

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3]284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3]63照此说法，伊尹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社会治乱，往返于汤桀之间，个中原委在于，他只以行“尧舜之道”为乐事，“以斯道觉斯民”为己任，以济世救民为“志业”。《孟子·万章》（上）明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3]225

如果不合道义，纵使以天下的财富作为他的俸禄，他都不回头看一眼；纵使有四千马匹系在那里，他也不张望一瞥。如果不合道义，一点也不给与别人，一点也不取于别人。他迂回于汤桀之间，不图一己之私利，只求矢志于治理社会，希冀国君纳其言——做尧舜一样的君主，行其志——让天下百姓浸润尧舜之道的惠泽，盖出于仁爱平和之心，源自济世救民之志。孟子眼里的伊尹，出处皆以民生为本，并以“先觉”自居，以“觉后觉”为己任，以济世“救民”为担当，故而得到后世儒者称道。周敦颐也是在这层意义上，认同伊尹其人其志，接续尧舜之道，光大民本精义，“执事以济众为怀”[1]12～13，“务以洗冤释物为己任”[1]5，这从他卢溪理政讲学、郴县“修学校以教人”[2]44及端州反贪止夺、让利于民等行政作为上，可见其为政理念，透过这些执政理念，亦可洞察其从政动机。

伊尹是商汤的辅臣，伊尹之志，就是要把所学到的生命的学问，用之于济世救民的宏大事业之中。伊尹有一介不取之志，故能行非常之事。濂溪之志与伊尹之志一脉相承。他以“济众为怀”之人生理念为从政之基，把矢志为民的人生筹划优先于政治得失与权位升降，因此，他不做“政客”，而做一个清官，一个有为政事之清官，一个有卓越政治智慧之清官，“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保持一个不对官位孜孜以求的高洁之士的品格。这一品行，有其50岁那年托侄儿周仲章捎回故里的《任所寄乡关故旧》七律诗为证：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1]289

正因为有伊尹济众为怀之志趣，才会有“事冗不知筋力倦”之作为，也正是由于周敦颐终其一生尽其力而遂其志，才会有“官清赢得梦魂安”之良心慰藉，产生个人性德与生生之道融通为一的生命体验。周敦颐的故友蒲宗孟在其为妹夫所作《濂溪先生墓碣铭》中对他穷顺不改其志有一高度概括：“自其穷时，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此。故仕而必能行其志，为政必有能名。”[1]23就是说，即便人生难矢其志，亦不改其欲有所施之意；一旦入仕从政，立马化志为行，以功显志。易言之，政有能名，源自“儒酸不改”、“仕行其志”的道义担当。故交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亦肯定“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民者”乃“此君之志也”[1]22。这种济世救民的道义担当，在很多时候甚至要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才得以凸显其人品之高洁、志向之高远——在知洪州南昌县的任上，周敦颐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终至大病一场，甚而猝死过去。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检点家什，发现他只一口破箱子，几十文零钱，衣服杂物全部叠起来不足一箱。……濂溪先生昏死一日一夜，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此时的他为官已十余年，何以贫苦至此等境地？朱熹《周敦颐事状》解释说：他“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己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1]5。如此克己奉人，仕行其志，赢得世人高度赞誉，如《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中黄庭坚称之，“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1]3。

周敦颐“志向伊尹”的执事主张，早在南宋之初，就已经受到湖湘学派宗师胡宏的高度重视。胡宏编辑周子《通书》并作《序》，并在《通书序略》中直陈其意：“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崇为事也，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识闻见为得而自画，不待价而自沽也，则曰‘学颜子之所学’。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者，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1]317在胡宏看来，周敦颐就是唯恐天下读书人都以金榜题名为荣耀，仅仅为了自己科考入仕、发家致富、“肥胖肿大”，把虚华的世俗地位与浮云般的名声当成人生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而忘记了救助天下苍生，治理社会的道义担当与人生使命。如此一来，才有针对性地提出“志伊尹之所志”的主张。周子志向伊尹，既直抒自己从政执事之为民动机，又将之与所有社会治理者，包括欲读书科考入仕者共勉，因为治理社会乃天下之大事，所谓“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易传·系辞传》），在周敦颐那里，执事为民乃一恒久之事业，需要无数官宦人士世代接续，入仕治世实乃将个人性德融入宇宙洪流的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从政为民而非“荣身肥家”便成为一种道义责任，也成为一种“志业”使命，以德传业、以业显德便成为周敦颐生命智慧的必然之义。诚如周子《通书·陋》所谓“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1]165。

二、“中正仁义”的德业精义

《易传·系辞传》上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亦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无论什么事体，若要把简易道理弄明白，并贯之于行事始终，便可以成德立业，而且其德业可久可大。周敦颐研习易理圣道，穷通天人际会，自有切己心得，其《太极图说》云：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31

需要说明的是，周敦颐接续先秦儒家“圣人之道”，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他看来，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发展，某些“圣人”根据社会生活之需，制定出以“中正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此所谓“立人极”，并以此范导世人修德进业；另一方面，“凡人”亦可按照“中正仁义”的伦理要求，遵循此人道标准而内修其德以成“圣人”。也就是说，“圣人之道”有两层意蕴：既指“圣人”制定的以“中正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如周子《通书·道》所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1]109；也指由凡及圣的道德修养之道，而“中正仁义”则是道德修养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普遍法则。

如果说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是建立在较好的道德治理基础上的话，当然，此处所指道德乃广义之道德，那么，可以说，维持人类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存在与良性发展，就离不开“中正仁义”这一“人极”，这一支撑社会大厦的人道支柱。“中正仁义”又被周子称之为“仁义中正”，看来二者没有太大差别，或许“中正”与“仁义”乃同等并列关系，故可前后置换。在儒家传统道德中，“‘仁’，约略相当于‘中’，‘义’约略相当于‘正’。没有‘仁’的内核，就无所谓‘中’，没有‘义’的内质，也就无所谓‘正’”。“‘仁中’而‘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而‘义正’，则是人的内在坚持的外在表现，内在无义的坚持，外在就不会有正当的表现”。“义正倒过来，就是正义，而正义，更是中国民众世世代代追求的社会理想”[4]37～38。于是，“中正仁义”便成为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在传统社会，治理社会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吏承担，而这些政吏在行政执事过程中之官德状况，便显得尤其重要。官德成为社会道德的风向标。“依照中国的经典，‘政’字含义甚多，政者‘正’也，‘教’也，‘法’也；可知‘政治’的原义就是率道德之正、教化之正、法本之正，以正其不正”[5]241。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在孔子看来，善于执法行政的人树立恩德，不善于执法行政的人培植怨恨。概，是用来量平斗斛的；官吏，是用来使法令公正的。治理国家的人，千万不可缺失这种公平正义的道德判断，也不可缺离“中正仁义”的德业精神。周敦颐《通书·务实》明确指出，“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1]127。进德修业乃善治社会的君子的从业要义。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经吏部考察，周敦颐被调南安军任司理参军，直接负责办案。据载，濂溪先生一上任，便在审案上让人震惊：“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素苛，欲峻治之。众莫敢抗，先生独力争，不听，乃置手版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1]10转运使拥有举荐、弹劾属官的大权，“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非他莫属，因此，一般下属莫不惮畏。周敦颐却不畏权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让王逵于此案难以酷治速结。二人相持不下，王恼羞成怒，周敦颐取出自己的委任状，丢给王逵，诤言相告：倘若逼我用杀人来讨好上司而保住官职，我周某人宁可辞职不就！上司王逵被其真诚所感动，渐渐地也有些迟疑，回头冷静仔细审阅案卷，继而弄清了真相，认为该犯确实是“法不当死”，便改判其罪，这样就避免了一宗冤案。从此王逵不仅欣赏上周敦颐的判案能力，更佩服他的职业品德。当时，不少下属只求寻思讨得上司欢喜高兴，工作中唯有迎合上司之意，岂敢与上司争议是非曲直，更何况是为坚持公正而弃官辞职。他认定这个部下其德其能皆为难得，便向朝廷鼎力举荐周敦颐。不及一年，濂溪先生便晋升湖南郴县县令。工作中的周敦颐，公正执法，不畏权贵，义正词严，刚直不阿，为坚守正义不惜弃官而去。于此行，足见其“中正”执事的道义底蕴；于此事，折射出他为政以德的伦理精义。

与仁与命，让利于民，也是周敦颐德业精神的重要内容。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周敦颐已54岁了，在宰相吕公著的极力举荐下，以虞部郎中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相当于清代行省按察使，官阶正三品，权至他仕途的巅峰[2]55。一次他巡按到端州，发现知州杜谘利用职权，霸占端溪石砚的开采，从中谋取暴利。端溪砚乃名砚，市场利润高。知州大发砚财，众官也蜂拥而至，竞相与民争利，百姓怨声载道，因为他们失去历来以开采砚石为生的谋生之路。周敦颐好言相劝以止，杜谘等不从。周本可上疏参劾杜谘，但因牵涉太广，担心罚难治众，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策略：上报朝廷，说明利害，由朝廷出面决断。很快，朝廷核准，明确规定：“端州之砚，允许百姓开采，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1]18限定任职端州的官吏，即便是自己使用，最多可取端砚两枚，更别说是参与开采砚石，从中牟利与民争利更不可能了。此令明确切断了当地官员采砚攫利之路，周敦颐于此也就间接阻截了官员贪婪之风，所谓“贪风顿息”，民众欢呼雀跃——濂溪先生廉洁清正的执政作风及让利于民的惠泽民生的“仁义”理念，由此略见一斑。

周敦颐从政31载，历任县主簿、县令、州判官、州通判、知州军等职。其实他本人既没有进士出身的政治资历，在朝廷也没什么强大势力可以依靠，但他坚持“天道行而万物化，圣德修而万民化”[1]123的志业信念，坚守“得其位，施其道，泽及生民”[1]276的政治理念，恪守“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1]123的执事原则，才有“政事精绝，宦业过人”的业绩事功，支撑其从事这一志业的便是“中正仁义”的德业精神。

三、“尊道贵德重人”的价值诉诸

如果说“志向伊尹”表明了周敦颐执事为了谁的从业动机，“中正仁义”标示出其如何行政的从业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追问其志其行到底为了什么，亦即其背后究竟有何价值论的依据？笔者认为，这可以从其“尊道贵德重人”的价值诉诸中得到诠释。《通书》云：

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1]147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1]164所谓“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此论“尊道贵德”乃《老子》第五十一章“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之反语正说——原文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6]123在老子看来，“道”生长万物、“德”繁衍万物，“道”、“德”付诸万物以一定的形态、各异的禀性，“道”、“德”的共同作用，使万物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重视，并没有谁来强迫，这是生命之自然，一切皆自然而然。周敦颐汲取老子“尊道贵德”思想的生命本源意蕴，结合儒家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67的人生实践范式，确立了自己“尊道贵德重人”的从政执事的德业价值观。

客观地说，孔子教导儒生，根据仁义大道而立志，人生的格局才能宏大；依据良善美德而执守，为人处世就有了底线；秉持仁道而不违背，人格便崇高而堪称君子；优游于六艺而适情，人生态势与内涵方才丰富多彩。周敦颐结合自己为官执事的政治生活，将生命之道与执事之德融通为一，凝炼为以德立业、以业显德的德业伦理精神，这种生命伦理精神并非一般的职业道德规范，因为论及职业，往往是挣钱谋生的代名词，周敦颐将其入仕做官视为社会治理的一种道义使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绝非为稻粱谋更勿论与民争利的政治砝码——在他的人生价值观中，如《通书·师友下》所言，“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1]148，明确将道德仁义具现于个体当下生命之身，并以“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凸显人身难能可贵之价值所在。于入仕为官的周敦颐而言，在执事为民的从业活动中，既修身以体道，又行道以履职，既成就了难能可贵的官德，也挺立了冰清玉洁的人格。这一人格形象在其《拙赋》中可以见证：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1]281

当时官场不少人皆取巧，而周子独取“拙”，并以拙处世：他拱默少语，逍遥飘逸。巧者则巧取豪夺，以名利为重，以权势为要；周子则以拙朴自处，超脱功名利禄。巧者为名利劳顿，不得消停，甚至与民争利，贻害百姓；周子无取于民，让利于民，无劳于民。拙政素朴免刑，上下安顺和谐，世风清正纯洁。其间不乏周子以拙德自勉的自画像，还蕴涵其理想的拙政治理的效果图。如其所言，“为道舂陵只一般”——如此这般的舂陵为道者，不求荣华富贵，只求素朴清正。由此可见道家无为而治之政治哲学与儒家示范伦理对他的价值塑造。

如果说儒家以“家国同构”、“家国同治”见长、道家以“身国同构”、“身国同治”特立的话，那么，在周敦颐则是融通儒道、自成一体便可成立，如《通书·家人睽复无妄》：“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1]161“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1]162在周敦颐那里，人身难得，在于她是大道流行、仁德内化之生命载体，她既是个我的，又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体之身（生）与宇宙洪流息息可以融通无碍，而融通无碍的基点在德业——这是个人安身立命，超越有限，融入无限的生命契机——“在儒家看来，宇宙间永恒创造的历程与人类中积健为雄的活动交融互摄，才能形成一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契机；人类要领悟这一层之后，才能自觉天人一贯、物人一体、人人一本；这个大一统的气象，见之于宇宙则为通变神化的‘易简’之理，……形之于人群，则为中和位育的‘忠恕’之道，足以正己成物，尽性终命。正因普遍生命迁化不已，流行无穷，挟其善性以贯注于人类，使之渐渍感应继承不隔，所以人类的灵明心性也应该尽受不满，存养无害，修其德业以辅天与之善，……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5]244在执事行为过程中，坚守之，推行之，于是，既造福民生众利，又成就个人善德，并以德配天，臻于佳境，如《通书·道》所言：“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1]110

在周敦颐的政治理念中，有志于治理社会的人，其人生可以体仁继善、化德于业，关键在于其为政之志之纯与执事之义之正，此即“义贯于中，贵于自期”[1]22。也就是要将执事为民之志、中正仁义之德、重人成己之业，融会贯通，这种融通不仅是在学理上，更是在实践中，将其一以贯之于生命实践中，并在生命实践中矢志不渝，以事业之正义与人格之完善之互涵互摄，释放个人生命道义能量，助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周子“道充为贵”、“身安为富”的德业价值观，以从政不恋政、执事以为民、为官不失“中正仁义”惠泽百姓的生命实践方式，既践行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又坚守了高洁的人格品质——“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皆有治声”[1]18——这对于滚滚红尘中奔波的现时代的芸芸众生，尤其是对当下的道德治理与官德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我们都有职业，我们都在生活，也在追求幸福。如何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人生幸福，需要不断反思。大凡职业，几乎不乏道德因素。能否在平凡的职业中，以“道”观照、“择道固执”，于职业生涯中，体悟出不凡的道德意蕴，洞察出人事物理之究竟，并以此沟通宇宙生生不息之契机，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我们的职业态度与工作方式，是否持有周子那种“志业”精神，也需要我们比照考量——是否可以从生命的终极层面建构人生意义，在人我、人物、人事诸关系中确立生命价值，于职业生涯中历练生成道德意涵，在道德涵养中奠基人生幸福——这或许是一种不错的生命实践方式，于己则安身立命，于他则付出正能量，使个我的职业生涯氤氲道义的气息，使日常的琐碎事务洋溢生命的情趣，让生命因道德而崇高，让事业因生命而鲜活，将职业使命与道德信念融通为一，以德润身，以义执事，生命自然会因道义而完善，人生会因德业而充实，幸福由此有了根基。如此这些或许就是周敦颐德业精神给予我们的生命启示，我们也应该珍视周子留给世界的这笔人生财富与道德智慧。

[1]周文英.周敦颐全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2]梁绍辉.周敦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王立新.周敦颐是怎样走向圣坛的？[M]//陈支平，刘泽亮.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会成立大会暨朱子学与现代跨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

[6]饶尚宽.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