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晖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相对于诗歌和小说等文体理论所具有的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承传,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历史遗产可谓乏善可陈。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报告文学文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短暂,主要依赖于西方现代印刷工业、新闻和城市的文体产生和生长机制等是其主因。面对20世纪初至中叶中国报告文学萌芽和初成的情形,自创理论显然是不现实、不成熟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在此,鲁迅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强调外来经验对于人或文艺更新的重要性,即只有通过对成熟或成功经验的“拿来”和“借鉴”,人才能成为“新人”,文艺才能成为“新文艺”。因此,对于中国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建构一种从无到有的文体理论,就成为现代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不二选择。报告文学理论的“拿来主义”,正像报告文学文体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一样,一方面是指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对于国外有关这一文体理论文章或著述的翻译和介绍;另一方面也是指报告文学理论对于小说等其他类型文体理论的借鉴。当然,这里的“拿来”并非被动输入,而是代表着主动出击和主动选择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