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罪刑边界的扩张与反思

张东平，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201701

近年来，我国各地非法集资事件密集发生，违法“圈钱”的频发及金额令人咋舌①据统计，2006－2010年我国累积发生非法集资案件数量超过1 万起，涉案金额达到1 000 多亿元，且每年以约2 000 起、集资额约200 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案件涉及29 个省、区。比如，从“母猪客”张文成非法集资3．3 亿元，到“小姑娘”杜益敏集资7 亿元，再到“银泰房产”16 亿非法集资大案，使非法集资大案频发的浙江丽水一度成为国内非法集资的“危机样本”。。2008年仅浙江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就近200 起，集资诈骗立案40 余起，涉案金额近百亿元［1］。据最近统计，2013年第一季度浙江省非法集资发案125 起，同比上升180%，涉案金额近12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4 倍②邵祎雯:《杭州拟建首个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助民间融资》，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13/06/05/019383978．shtml，2013－07－01．。作为对非法集资高发势头的司法回应，我国“顺势”增补刑法罪名，扩张民间融资的罪刑边界，将不断翻新的各类融资活动即时纳入刑事法视野。然而，“重刑仍然阻挡不了非法集资愈演愈烈趋势。”［2］非法集资的刑事治理并未收到“以刑去刑”的预期效果。

一、“重典治乱”的刑事导向

(一)渐行收缩的立法密度

1995年《商业银行法》首次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概念以来，因应非法集资愈演愈烈的情势，立法规制密度日趋增强。1993年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集中信贷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发展重点需要的意见》，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违章拆借、非法集资。”1997年刑法增设“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初步建构集资规制的罪刑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