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富强的真理化
——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

徐百军，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我国台湾学者张灏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视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转型时代”，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不过引发这一转变的动力并非来自中国自身，它更大程度上源于西方这一外力因素。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列强与西方世俗化逼出来的现代化”［2］。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或“被诅咒地去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e)”［3］。在这种实力悬差极端不对称的博弈场域中，中国知识分子脆弱的心态也在不自觉地发生着某种程度的扭曲，而当他们以这种非正常的心态来看待整个世界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时，富强被当做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具有真理属性的核心命题也便成为他们视界中的一种真知灼见。就此而言，笔者围绕着下述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富强的真理化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联?第二，对于这种关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估与定性?

一、传统的松动

客观地讲，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被镶嵌于(embedded in)”厚重的传统当中的，只有在传统的包裹下他们的思想行动才被允许实施，否则就会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出于对传统所附带的规制力量的畏惧，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都不敢跨越传统给他们所设定的思维框架，在这一思维框架内行动则能够实现秩序的最大化效能。其实，恪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实质上服膺的是“死人的支配权”，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说:“死者成了活人的依恋对象，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包含在他们的惯例之中的规范，影响着他们毫不相识的后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