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唐海波周敏

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1］。心理弹性是维持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很多，根据已有的研究，可分为三类: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包括个人能力、性格特征、认知风格等。家庭因素包括亲密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和谐、物质支持等。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学校环境、人际关系、社会环境［2］。

生活事件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出现的，来自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刺激的总和。比如个体的家庭状况，工作、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可能成为刺激源，使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发生改变［3］。总的来说，生活事件是一种生活危机，是影响个体健康的重要心理应激因素之一。

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4］。国内外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与抑郁、焦虑及其它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某些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有效的预测个体的焦虑和抑郁程度［5-7］。

虽然Kumpfer在其心理弹性作用机制模型中强调了认知因素的作用［8］，Mandleco，Peery重视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在心理弹性机制中的重要性［9］，但认知因素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当个体面对应激时，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和心理弹性都起着调节和维护身心健康的作用，那么心理弹性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经过检索，关于认知情绪调节、心理弹性关系的文献仅一篇，胡丹凤以高中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调节生活事件对心理弹性的影响［10］。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试图探讨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心理弹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湖南省某重点高校大一至大三学生，有效问卷570份(97．9%)其中男生488人，女生82人，大一334人，大二141人，大三95人。

1．2 方法

1．2．1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11］采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共27题，包括目标专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5个维度，采用5点评价，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说不清”，“比较符合”，“完全符合”5个等级进行评定，分别给予1～5分。

1．2．2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12］共36个条目，包括9个分量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其中，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属于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PCER)，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属于消极认知情绪策略调节(NCER)。每个分量表4个条目。每个项目的评分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1从不、2几乎不、3有时、4几乎总是、5总是。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被试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认知策略。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3］该量表主要用来评定青少年日常生活事件所发生的频度和应激强度。量表题目由26项可能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问卷的回答过程为，首先确定项目事件是否发生，如果没有发生则在未发生栏内打√，如果该事件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对个体造成的苦恼程度做相应选择。程度分为5级，即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影响。该量表包括6个因子:人际关系、丧失、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和其他。

1．3 统计处理采用SPSS 17．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心理弹性与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分析女生心理弹性得分高于男生，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大二、大三比大一学生更多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见表1。

表1 心理弹性、认识情绪调节在性别、年级的差异(±s)

表1 心理弹性、认识情绪调节在性别、年级的差异(±s)

注:*P＜0．05，＊＊P＜0．01，下同

t/F性别男(n=488)105．34±12．172-2．048*69．03±7．588-0．60141．61±5．8902．998项目心理弹性t/F积极认知情绪调节t/F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女(n=82)108．24±9．96169．57±7．16739．44±7．116年级大一(n=334)106．47±11．7492．17069．30±7．8620．87040．70±6．3164．110＊＊大二(n=141)105．50±12．16869．28±6．80341．96±5．963大三(n=95)103．62±11．97068．18±7．33542．44±5．422

2．2 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弹性的相关生活事件、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之间两两相关显著，见表2。

表2 生活事件、认识情绪调节与心理弹性的相关(r)

2．3 回归分析

2．3．1 积极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4］第一步，将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生活事件为预测变量，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同时以生活事件和积极情绪调节方式为预测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当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回归方程系数依然显著，根据温忠鳞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积极认知情绪调节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3 积极认知情绪调节方式与生活事件、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2．3．2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一步，将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生活事件为预测变量，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同时以生活事件和消极情绪调节方式为预测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当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回归方程系数依然显著，根据温忠鳞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消极认知情绪调节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4 消极认识情绪调节与生活事件、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s)

表4 消极认识情绪调节与生活事件、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s)

项目预测变量-因变量BetaR2F第一步生活事件-心理弹性生活事件-0．33＊＊0．1166．90＊＊第二步生活事件-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生活事件0．35＊＊0．1279．80＊＊第三步生活事件、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心理弹性生活事件-0．19＊＊0．2382．92＊＊消极认知情绪调节-0．3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弹性总体状况良好，不存在年级差异。心理弹性总分女生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的心理成长比男生更为成熟有关，也可能与女生更多地寻求家庭支持及人际协助有关。

大一学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显著低于大二、大三学生。可能与大一学生刚入校，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新鲜与好奇，心态比较积极，而大二、大三的学生面临更多学业与就业压力有关。大二、大三的学生在多重压力下，容易感到沮丧和迷茫，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等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不存在年级差异。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多地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男生和女生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无显著差异，这与张玉［15］针对初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身心发展特点及社会对其角色期待有关。

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是心理弹性的危险因子，对心理弹性产生负向影响。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当个体使用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时，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心理弹性。生活事件与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正相关。魏义梅［16］的研究中，生活事件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相关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对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维度划分不同所造成。

本研究中，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均在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当大学生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较少的运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多的运用积极认知调节策略，则会提高心理弹性，获得良好适应。这启示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开展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训练，以减低生活事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提高心理弹性，促进良好适应。

［1］ Friborg Hiemdal．The road to resilience:What is resilience［J］．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2010，12:20-26

［2］ 张丽．初中生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学业水平的关系［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3］ 郝传慧．青少年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 Garnefski N，Kraaij V，Spinhoven P，et a1．Negative life events，cognitive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2001，30:1311-1327

［5］ Garnefski N，Kraaij V．Relationships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specific sample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6(40):1659-1669

［6］ Gamefski N，Teerds J，Kraaij V，et a1．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s 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4，(36):267-276

［7］ Gamefski N，Kraaij V，Eteen M，et a1．Specificity of rel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sychopathology［J］．Journal of Adolescence，2005(28):619-631

［8］ Kumpferk L．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The resilience framework［M］．In M．D．Glantz，＆J．L．Johnson(Eds．)，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Positive life adaptation．New York: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1999:179-224

［9］ Mandleco B L，Peery J C．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J］．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2000，13:99-11

［10］ 胡丹凤．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对高中生心理弹性的影响［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2

［11］ 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心理学报，2008，40(8):902-912

［12］ 朱熊兆，罗伏生，姚树桥，等．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2):121-124

［13］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1):34-36

［14］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15］ 张玉，何成森，顾宇莲．初中生认知情绪调节与人格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2012，26(1):55-56

［16］ 魏义梅，张剑．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2008，16(6):58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