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合作感研究*
——问卷编制与统计差异分析

孙 卉 张 田 卢家楣 王宏海

青少年的合作感(forgiveness feeling)是青少年情感素质体系中的一种情感[1]。卢家楣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对青少年情感素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情感素质包含两个层次六大种类和42个具体情感[2]。两个层次指的是情感的本体层次(道德情感、理智情感、审美情感、生活情感、人际情感)和对情感的操作层次(情感能力)。其中合作感属于人际情感，指的是愿意与他人合作的情感。“合作感”是对“合作”的延伸，“合作”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合作感”则是心理学的概念，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研究合作的行为。综合而言，合作感就是愿意与他人合作，并能在合作过程中体验到的一种积极情感。相比合作，合作感更侧重于情感层面。

目前，国内外尚无测量合作感的工具，卢家楣等人编制的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包含合作感维度[2]，但由于题目较少，不足以形成完整的问卷。因此，本研究在借鉴相关青少年量表编制和改进的基础上[3]，尝试编制能够测量青少年合作感的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对青少年合作感的特点进行调查。

合作感应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合作意愿，即愿意与他人合作；二是情感体验，即在合作中能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当合作意愿和情感体验一致时，合作感问卷应为单一维度；当两者不一致时，问卷应可分为两个维度。考虑到未成年人的意愿和情感的一致性，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青少年合作感问卷包含单一维度；假设2：青少年的合作感在不同方面存在统计差异。

青少年合作感问卷的编制

1.问卷初始项目的形成与初测

首先对上海市某中学100名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对20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对结果进行整理后，邀请心理学专家对该结果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包含30个项目的初始问卷。初始问卷采用6点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越符合实际情况。被试的问卷总分越高，表明其合作感越强。

此后，在上海市某中学发放问卷230份，收回有效问卷208份，样本有效率为90.43%。其中男生89人，女生119人，平均年龄16.8±1.2岁。

2.初测的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并进行以下数据处理：

首先，对初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为计算决断值(CR)，将问卷总分前27%作为高分组，后27%作为低分组，并做差异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对CR值低于3的项目予以删除；为计算项目的鉴别力指数(D)，同样按总分进行高低分组，用高分组的得分率减去低分组的得分率，所得结果即为项目的鉴别力指数，本研究以0.3为D的临界点。结果删除9个项目。

其次，对剩余的21个项目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在球形检验的基础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两个，共解释总变异的61.123%。之后，根据以下标准删除不适当的项目：①最高因素负荷小于0.4，②在不同因素上有相似负荷，③共同度小于0.4。因此，再删除3个项目。此后，对剩余的18个项目按照以上程序再一次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再次删除3个项目，之后对剩余的项目做第三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只有一个，可以解释总变异的57.728%，并且没有项目需要再被删除。

3.问卷的再测

在南京和上海两地的三所中学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63份，样本有效率为93.83%。其中男生256人，女生307人；平均年龄15.6±1.3岁。在再测中使用以下量表：

一是青少年合作感问卷。初测确定的青少年合作感问卷包含15个项目，全部项目从属于单一维度。问卷采用6点计分，被试的问卷总分越高，表明其合作感越强。初测中，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75。

二是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合作感维度)。该问卷由卢家楣等人编制，其中合作感属于人际情感的一个维度，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673[2]。在本研究中，合作感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678。

三是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该量表由Rotter编制。量表共包含25个项目，每个项目5级评分。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重测信度为0.56～0.68[4]。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8。有研究者将人际间的信任等同于合作[5]，因此本研究中以人际信任量表为校标，检测合作感问卷的校标关联信度。

4.再测的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16.0和AMOS16.0软件进行以下数据处理：

首先，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以合作感为单一维度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经过验证，各项指标如下，χ2(90)=451.53，CFI=0.954，GFI=0.907，AGFI=0.876，NNFI=0.947，RMSEA=0.078，其中除AGFI稍低于0.9，其他指标均达到要求，表明该模型与再测数据拟合较好，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再次，检验问卷的外部效度。利用关联效标来验证合作感问卷的外部效度，在本研究中，效标采用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的合作感维度得分和人际信任量表的得分。计算相关后，青少年合作感问卷的得分与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的合作感维度得分和人际信任量表的得分之间的相关分别是0.774和0.549，两者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问卷的外部效度良好。

青少年合作感的统计差异

利用前文编制的《青少年合作感问卷》，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进行了青少年合作感现状的调查。利用中学自修课时间在教室内进行集体施测，并当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63份，样本有效率为93.83%。调查研究的结果如下：

1.青少年合作感的现状

青少年的合作感均分为4.1819(SD=0.496)，处于问卷选项4“有点符合”和问卷选项5“基本符合”之间，该结果和卢家楣等人的全国调查结果差异(合作感均分为4.14)不存在统计学意义(t=1.982，p=0.053)。

2.青少年合作感的性别差异

以性别为自变量，对青少年合作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性别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其中女生的合作感得分(M=4.407，SD=0.340)显著高于男生(M=3.943，SD=0.523)。

3.青少年合作感的年级差异

以年级为自变量，对青少年合作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年级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初一和初三年级的合作感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而初二学生的合作感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级。

4.青少年合作感的学业成绩差异

以自评学业成绩为自变量，对青少年合作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学业成绩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F=17,582，P=0.000)。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合作感水平最高，而学业成绩“较差”和“很差”的学生合作感最低，通过图1可见，整体来说，自评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合作感水平也较高。

图1 青少年合作感的学业成绩差异

*：1表示“很好”，2表示“较好”，3表示“中等”，4表示“较差”，5表示“很差”

5.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合作感差异

以独生与否为自变量，对青少年合作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独生子女(M=4.407，SD=0.340)与非独生子女(M=3.943，SD=0.523)上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合作感的影响

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1]的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个指标的Z值标准分相加，将Z值的总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合作感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相关度较低(r=-0.080，P=0.250)。

讨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日益深入，如何从青少年情感发展的角度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作为集中体现青少年情感发展内涵的“青少年情感素质”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卢家楣等人通过研究，建立了青少年情感素质的体系，合作感则是情感素质体系中的一个具体情感[1]。对于青少年情感素质的研究有助于教育观念的转变，关注青少年素质中情感方面培养，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扭转情知失衡的育人局面，倡导情知互促的素质教育新格局。然而，对于合作感的研究还缺乏针对性较强的工具，以往研究常常以合作意识量表、合作量表为测量工具。因此，本研究根据合作感的概念，并结合合作意识、合作观念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编制了青少年合作感问卷，并借此对青少年合作感的现状与特点进行了调查，对于调查结果可进行以下讨论：

1.编制的问卷合理有效

初始问卷经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从30个项目被简化为15个项目，15个项目从属于单一维度，该维度可以解释方差总变异的57.728%。此外，全部15个项目的鉴别力指数均大于0.3，拥有较高的区分度。经检验，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75。经过复测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符合统计学要求)和外部效度(与青少年情感素质问卷的合作感维度得分和人际信任量表的得分之间的相关分别是0.774和0.549)均良好。基于问卷的15个项目从属于单一维度，因此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2.青少年合作感总体呈积极范畴但仍需加强

本研究中，青少年的合作感均分4.1819(SD=0.496)，与卢家楣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做的调查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该分数处于问卷选项4“有点符合”和问卷选项5“基本符合”之间，说明青少年的合作感总体属于积极范畴，但是该分数距离“基本符合”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青少年的合作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青少年合作感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男生的合作感水平低于女生。该结果也符合国外学者观点，他们认为对于人际情感方面的能力，女性要高于男性[6-7]。此外，对于进入青春期的男生，更愿意通过个人的表现来彰显个性，吸引他人的注意，因此更少地参与团队合作，也不愿意与他人合作。

4.青少年合作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年级上存在差异，其中初二学生的合作感高于初一和初三的学生。出现该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同伴和教学的影响：首先，对于初一学生而言，他们刚进入中学阶段(问卷调查的时候初一新生刚入学不久)，在新的环境中尚未形成稳定的同伴关系，这样既不能从同伴处获得合作的榜样，也没有恰当的合作对象；其次，初三学生而言，他们面临较多的学业压力，课堂教学也围绕中考展开，缺少必要的合作训练。以上两点从同伴和教学两个方面解释了初一和初三学生的合作感水平较低的原因。

5.青少年合作感的学业成绩差异分析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合作感在自评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其中自评学业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合作感水平也较高。对于该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学业成绩确实是影响合作感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换一个角度而言，也许是因为合作感的不同，才导致了学业成绩的差异。有研究显示，合作感的发展有助于青少年提高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例如，Ames和Murray[8]的研究就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合作学习组的学生能够在小组中相互交流学习的经验和方法，从而让学生获得一种“过程获得”的感受，在这种感受中发现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而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业成绩。Laughlin则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合作小组中的学习者更能够快速地将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概念和问题解决上去[9]。

6.家庭因素对合作感的影响

家庭是影响孩子行为和情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合作感水平之间的相关不显著，这与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并不矛盾。家庭因素主要强调家长对于青少年的言传身教，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强调的是家庭的客观环境。可见，无论家庭的客观条件如何，只要父母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同样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合作感甚至是各方面情感的发展。

此外，对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检验却发现，两个群体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与传统思维中独生子女比较自私、合作性差等想法是相悖的。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于独生子女的一些负性刻板印象需要加以矫正，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随着学前教育的普及，儿童能够较早、较多地接触其他的儿童，进行同伴交往。一方面，同伴交往为他们提供了合作的榜样，通过对同伴的观察学习提升合作感的水平；另一方面，与同伴的接触也提供了合作的对象，当遇到问题需要合作解决时，拥有彼此信任的同伴也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卢家楣.论青少年情感素质.教育研究,2009,(10): 30-36.

2.卢家楣,刘伟,贺雯,等.我国当代青少年情感素质现状调查.心理学报,2009,41 (12): 1142-1164.

3.王冬,陈美燕,周创.青少年健康促进量表在大陆某高校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中国卫生统计,2009,26 (1): 80-82.

4.Rotter JB.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American Psychologist,1971,26 (4): 443-452.

5.Hosmer LT.Trust: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 (2): 379-403.

6.Ruegera SY,Maleckia CK,Demaraya MK.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tudent adjustment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2008,23 (3): 496-514.

7.Jackson LA,Zhao Y,Qiu W,et al.Cultural difference in morality in the real and virtual worlds: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youth.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2008,11 (3): 279-286.

8.Ames GJ,Murray FB.When two wrongs make a right: Promoting cognitive change by social conflict.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82,18 (4): 894-897.

9.Laughlin PR.Selection strategies in concept attainment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persons and stimulus displa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62,70 (3): 32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