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刘晋锋
年轻时候,我对文学有梦想。做翻译是为了忘记当时残酷的现实,也不排除是为了想表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可是在“文革”中,我差点儿戴上了一顶诗人的桂冠。
“文革”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比较受宠,因为我善于“钻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其中我挑选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来翻译,从此开始有些名气。因为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文革”前两年,我突然被安排到资料室去打杂,没有了登讲台的资格。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些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我想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最大的罪名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吧?
有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看大字报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里翻资料。一个年轻的法语老师突然走进来,对我说:“没想到你还写诗。”我说:“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他告诉我说学校有张大字报说我写反动诗。几天之后,看到他给我送来的一张纸条,我才恍然大悟。纸条上面写的是:“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
在那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我帮他们翻译一些德文诗,都是指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内容。我常常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第二天偶然想到该怎么翻译就随手记在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