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

章 辉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斯图亚特·霍尔的意识形态理论

章 辉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2)

延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吸收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观点,霍尔提出了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即意识形态是各个阶级合纵连横争夺霸权的斗争领地,它不仅表现为体系性的思想,更穿透大众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实践性的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左派需要整合和利用的资源。

意识形态 表征 接合

一

在当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英国当代的政治文化现实出发,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经济化约论、历史决定论和普遍主义等主张,延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文化的独立性的思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提出社会主义策略和主张。在伯明翰学派从雷蒙德·威廉斯到爱德华·汤普森再到斯图亚特·霍尔的知识谱系中,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直是理论关注的焦点。

霍尔指出,表征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即对世界的不同知识的投射和转换构成了常识,人们关于他们日常活动的理解,并没有事先固着在社会结构或社会位置的某个地方:意义并没有镶嵌于它的起源之处,如结构功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还原论所说的那样;意义也没有如现象学和解释学所认为的那样镶嵌在开放的理想的对话情境之中,意义是“通过文化和政治实践,社会性地运转和操作在其可能的范围之内,接合(articulation)到不同的社会位置,并在可能的范围内构造和再造了社会主体”[1]。在这种观点看来,现实中只有“信息”,意义是构造的并且是多义性的、语境化的,结构着的意义被卷入作为主导性的偏爱意义去控制其他意义的斗争中。主导意义不是镶嵌在结构和事件之中,而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借助特殊的表征实践去获得。在这个意义上,意义运作不像镜子似的反映,它是一种实践(practice),而不是一个物(thing)。这样,我们就要去理解如何构造意义,符号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征世界;当它们接合到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结构之中,其表征世界的效果如何。

意义不可能外在于权力关系的游戏场,它们是话语结合到权力的方式,因此,在研究媒介文化时,就要意识到,传播必须联系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复杂网络,它就在其中运作着。在《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中,霍尔指出从美国的行为科学的社会学方法到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的出现是当代传播研究的最显著的变化,理论的这种转向用一个术语概括,套用麦克卢汉著名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即是“媒介即意识形态”。霍尔的观点是,必须把意识形态维度引入传播研究之中,把传播媒介看作是语言性的、符号性的、叙述性的话语,看作意识形态斗争和意义争夺的领域,看作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领地,因为,传播不是自治的场域,而是牵涉社会、文化、经济、科技以及政治的领地之中。霍尔断言,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是“一场深刻的理论革命”。“这个范式转变的核心就是首次发现意识形态、语言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符号与话语的政治立场。”[2]范式的转换是基于当代符号学的启示:媒介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构造了现实,这就需要开掘媒介的意识形态内涵。霍尔在一系列媒介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机构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媒介操作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并提出了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这些理解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斗争的现实,发展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二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核心概念。当代意识形态理论聚焦于政治策略中的重要问题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其兴起的客观原因,首先是文化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大众意识被塑造和转变的方式发生变化。其次,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消退和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赞同(consent)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这一现象引起了众多理论家的思考。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引起了诸多争议,意识形态是主观性的和观念性的即创造和存在于个体头脑中的,还是客观和物质性的即存在于物质性组织和其实践之中的呢?意识形态是被决定的附属的超级结构,还是自治性的话语,具有其自身的效果并能够构造主体?意识形态是否定的和批判性的还是中立性的能够结合于不同的阶级?这些问题在西方学界被不断地讨论,观点纷纭,难以获得一致的答案。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指的是统治阶级的虚假思想,是一种否定的和扭曲的形态,马克思以之反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反对宗教,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和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三层含义,首先是唯物主义前提:观念反映了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物质性的条件和环境。其次是决定论:观念最终决定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再次是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和意识形态的固定性的对应关系,即统治性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代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观点多有批评:说思想是反映性的,是否认了思想具有特殊的效果,否定它们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说思想最终决定于经济,这是经济化约论,反对这种观点的途径是在经济和思想观念之间寻找中介;把一个阶级的统治性等同于某种思想的控制性,这就否定了这种思想也可能为其他阶级所有。颠覆马克思影响最著者是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在《保卫马克思》和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里,阿尔都塞祛除了意识形态是扭曲思想和虚假意识的观念,打开了意识形态的语言学和话语的维度,关注久为忽视的意识形态如何内在化(internalized)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在外在于我们的思想范畴的界限之内自发地言说,可以说,是这些思想范畴左右了我们,而非我们在思考它们,这就是主体的质询问题(interpellation)。质询概念来自弗洛伊德,拉康以质询解释个体如何经由语言进入意识形态。在拉康那里,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借助精神分析过程,考察主体如何生成,主体的安置(positioning)是其核心概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而在福柯那里,意识形态范畴被最终摒弃,所有的知识、观念和思想范型不过是权力生产的结果。

霍尔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些批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把社会结构理解为由不同的实践所组成的复杂形式,而是视为一个单一的结构[3]。但是,如果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依据社会体系的需要,去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如何解释颠覆性思想的生成和意识形态斗争呢?如果意识形态如阿尔都塞解释的那样,是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地控制着个体,如何解释人类的反抗和自由意识的产生呢?霍尔认为,不能把扭曲定位为幻觉或不真实,而且经济关系自身不能推论出固定的、不可改变的结构现实的方式,而是现实能够以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扭曲(distortions)概念引起了这一问题,即为什么一些人——那些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生活着的人——不能认识它是扭曲的,而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或者以概念武装着的人,能够认识到呢?扭曲仅仅是谎言吗?是故意的篡改吗?如果是,是谁在篡改?意识形态真的类似于有意识的阶级宣传吗?如果意识形态是结构的产物或功能,而非一群阴谋家所为,那么,某种经济结构是如何产生一套意识形态效果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扭曲概念显然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在这种观点看来,大众和资本家都是无判断力的傻瓜[4]。

面对当代英国新的资本主义状况即撒切尔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似乎难以解释。霍尔认为,马克思说的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对应忽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这一事实,即一个阶级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自发地、真实地思考或生活在其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在霍尔看来,统治性的思想镶嵌于一个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必然获得统治权。其次,古典意识形态理论能够解释统治思想借助虚假意识穿透和控制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如傻瓜般地对抗着其自身的物质利益,但是,当真实的物质因素重新邀约他们的时候,这个虚假观念立即就消散了[5]。

三

霍尔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在市场经济中,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谋取利益,地主出租地产获取租金,劳动者获得工资购买所需商品,市场经济坚持自利和公平原则,它是“人的天赋权力的乐园,它统治着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个人主义)”[6]。自由是因为买卖的权力都是出于自由意志;平等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以等价交换的原则与他人发生关系;所有权(property)指的是每个人只处理他所有的东西;边沁(个人主义)是因为每个人只看到他自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就是自利(selfishness)。也就是说,自由、平等、所有权、个人主义这些撒切尔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实践性的、常识性的思想来自市场经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三大特点:首先,马克思给思想来源构造了独特的据点,即资本的经济循环;其次,他展示了从经济行为到意识形态是如何转换的;再次,他精确地定义了何为扭曲,即意识形态过程模糊、掩盖、隐藏了另一套位于生产之下的关系,劳动剥削发生其中。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视为经济化约主义,即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简单对应:真的与假的,真实的与扭曲的,真正的意识与虚假的意识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引起争论的地方。

霍尔不赞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阴谋理论,后者把媒介描绘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霍尔也反对虚假意识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暗示了分析的任务是去解释引起意识形态扭曲的现实。霍尔认为,社会现实是话语性地建构的,而且,表征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的扭曲。基于此,霍尔反对这种观点,即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了大众艺术,相反,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斗争的领地,是产生抵抗和反对的文化空间。霍尔认为,被视为实践和仪式的意识形态构造了主体,社会整体应被视为一个统一体,它通过实践(practices)的差异所构造。霍尔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质询概念,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真正地为个体意识所生产的,而是个体在意识形态所构造的位置之中构造他们的信念,好像他们是它们的真正生产者。但个体并非必然地作为主体被吸纳和构造着以顺从统治阶级,当个体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吸纳的时候,质询的机制同样起作用。虽然不能把社会中的每个冲突都化约为阶级冲突,但是,如拉克劳说的,每个冲突最终决定于(overdetermined)阶级斗争[7]。拉克劳认为,意识形态由一些元素和概念所构成,后者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这些构成性的意识形态单元能够结合于代表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概念的阶级特征不是为其内容所给定,而是为其结合进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产生。这样,没有纯粹的必然地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意识形态,每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结合着数个质询,不是所有的质询都是阶级质询。在生产模式层面,有阶级冲突和阶级质询;在社会结构层面,有大众民主方面的矛盾和质询。

当代理论家借助语言和话语理论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通过语言这一媒介,物被表征于思想,这样,在媒介中,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转变。但是在语言中,同样的关系能够被以不同的方式表征和解释,因为语言本质上与其所指对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重意指性的(multi-referential):它能够围绕同样的社会关系或现象构造不同的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能够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予以表征,有市场话语、生产话语、循环话语(circuits)等,每一话语生产了不同的关于这一系统的解释,并把我们定位于不同的位置:工人、资本家、拿工资的人、工资奴隶、生产者、消费者等,我们就这样成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一员,获得了特定的社会身份。意识形态把我们安置在相关话语所描述的那一过程之中,所有这些铭刻(inscriptions)具有不同的真实效果,因为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何行动依赖于我们如何定义自身所处的环境。

拉克劳反对阶级决定论,反对统治阶级与统治思想的直接对应,也反对特殊的思想和概念从属于某个特殊阶级的观点。语言和话语基于历史的原因联系于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链条从来不是永远保证的,既非固定于它们内在的意义系统,也非固定于它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否则,意识形态斗争和意识的转变就不可能了。巴赫金认为,语言作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媒介,具有多重音调。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结果是,不同方向的重音交叉在每一意识形态符号之中,意识形态场域常常就是相互交叉的重音(intersecting accents)的领地,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的交叉之地。这样,符号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场所。霍尔认为,这种观点大大推进了意识形态理论,围绕意识形态概念自身,我们应该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斗争。在分析了马克思和当代理论家之后,霍尔定义意识形态为“精神体系:语言、概念、范畴、思想图像、表征体系等,即是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为了懂得、定义、理解和翻译社会运作的方式所调动的东西”[8]。霍尔指出,意识形态理论帮助我们分析一套特殊的思想是如何控制一个历史集团的社会性思考的,如葛兰西说的常识(common sense),它有助于从内部构成这一集团的统一体,获得之于社会整体的控制性和领导权。意识形态特别关系到实践性思想的(practical thought)的概念和语言,这些实践性思想稳固着权力和控制的特殊形式,或者使大众顺从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地位,在此,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此外,它也关系到新的意识形式、新的概念兴起的过程,后者把大众推入历史性的行动以对抗宰制性的体系。总之,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到社会斗争。

四

论文《白人的眼睛: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媒体》的主题是分析媒体对于种族主义的表征和构造,其中,霍尔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关于意识形态,他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意识形态不是由孤立的、分离的概念所组成,而是不同元素接合(articulation)成为一个特殊的意义之链”[8]。比如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自由”接合着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自由”则是集体的状况(collective condition),它依赖于,而不对照于“状况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如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那样。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具有不同的位置,意识形态斗争和转换的方法之一,就是打破它们当前固定的链条,把元素予以不同的接合,从而产生新的意义,比如打破民主＝自由的西方,建立一个新的接合:民主＝深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内容。这一行为当然不限于头脑,它通过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其次,意识形态的声明通过个体完成,但意识形态不是个体的意识或意图的产物,毋宁是,我们是在意识形态之内结构我们的意图。”[9]意识形态先于个体,并构造了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和条件。我们必须通过活跃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去言说,这些意识形态也提供了我们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和置身其中的位置。这样,意识形态转化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和实践,而非个体性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社会意识的不同形式,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如何构造了关于世界的为意识形态前提所支撑的看法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运作最有成效。在我们的构成物似乎是简单的关于某事的描述,或这些看法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时,比如小男孩喜欢玩粗暴的游戏,小女孩全神贯注于糖和调味品,这些看法就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前提之上,它没有意识到男子气概和女性特征是历史地建构的,而非自然形成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消失在理所当然的‘自然化’的常识世界之中。既然种族似乎是自然恩赐的,那么种族主义就是既存意识形态中被‘自然化’得最深远的一个。”[10]“第三,意识形态运作在为其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构造身份和知识的位置的过程中,这些身份和位置使得他们说出意识形态化的真理,好像他们就是真正的作者。”[11]意识形态不是来自我们最深处的、真正的和统一的经验,其操作源于我们被投射于话语中心,即是从话语中心,我们形成了“有意义”的看法。这样,同一个主体,比如经济上的阶级或种族群体,就能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被不同地构造。比如,假使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不提高生产力水平,就不能给我们支付更高的工资”。她试图在自己的话语中给工人构造一个身份,那些工人将不再把自己视为资本家利益的对立者。当然,这种操作不仅仅发生在头脑中,裁员是现实的影响身心的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实践活动。

《文化、媒介与意识形态效果》这篇文章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语言学的解读,阐释了意识形态、语言、意指实践等概念。霍尔认为,文化是活生生的,其中,阶级“经验”其实践活动,理解它,描述它,用思想给予它想象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自身(ideology proper)的层面,它主要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运作。语言给予意义,给予意义就是定位自己,即把自己的经验和环境定位在已经客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这一意识和意识形态领域被称为“文化”。符号反映和折射着另一种现实,因此,它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或者扭曲现实,或者从一个特别的视点感知它,如此等等。每一种符号从属于意识形态评价的标准,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的领域一致,符号出现的地方,意识形态就必然出现。艺术形象、宗教象征、科学公式、法律规则等,每一意识形态创造具有自己的意指现实的规则,每一领域都要求在社会统一体之中具有自己的特殊功能。但是,其符号特征把所有的意识形态现象置于同样的条件之下。

意识形态通过话语转换,即意识形态元素的解接合(disarticulation)、再接合(re-articulation)以及行动中的主体的断裂和再造运作着,其运作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关系,因为它们告知并进入了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识形态因此就是一个社会斗争的据点,这一据点并非与其他关系相互隔绝,因为思想观念不是自由地漂浮在人们的头脑中。黑人被意识形态构造为有问题的人种与警察在黑人社区的控制相互加强、支撑彼此。意识形态在特殊的据点生产和再生产,借助意识形态生产机器被传播到整个社会。在现代社会,媒体就是这种机器。霍尔指出,意识形态实践“是一种特殊的斗争,不能简单地还原和合并到其他层次的斗争之中——比如经济的阶级斗争,后者有时控制或决定前者”[12]。它是思想意识层面的斗争,有其自身的节奏和特殊性,是对既存的实践和机制的干预。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具有一定的条件,有些条件还在意识形态自身之外。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固着于被经济所安排的某处,其元素如拉克劳说的,没有“必然的阶级属性”[13],不存在固定的完全被阶级位置所规定的意识形式。霍尔举例说,从选举统计可以看出,三分之一的英国工人阶级经常把自己视为那些天生就是统治者的从属者,1979年工人阶级在选举中对保守党的赞同表明,他们并不像他们的阶级立场会引导我们设想的那样:最大的被剥削阶级应该取代统治阶级[14]。在这次选举中,撒切尔夫人成功地规劝技术工人撤回了他们对于官方的收入政策、工资调控和“回到集体协商”的反对立场,而是认同她的“让市场决定工资水平”的观念。既然工人阶级能够受到保守的或社会民主思想观念的影响,它也决非不能受到种族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整个工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都是对一种根植于经济主义的理想主义的辩驳,这种理想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经济位置会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采取进步的、反种族主义的或革命的思想。相反,英国当代劳工运动史表明,种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不仅渗透到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也渗透到劳工运动自身的某些组织和机构之中。

虽然我们不能把观念固定于阶级位置,但思想确实是起源于并可能反映社会群体和阶级存在其中的物质条件。比如,民族的观念,可能具有进步的意义和内涵,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大众的集体意志,但是在像英国这样的社会,民族的观念常常结合右倾,民族身份和民族伟大的思想最终结合帝国至上和种族主义内涵,支撑着四个世纪的殖民历史,联系着世界市场至上、帝国扩张和在全球奴役本土居民等。这种联系并非一直如此,但很难打破,因为它为以前的历史所结构。在这种历史性的连接中,特殊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地被绘制出来了。久之,这种意识形态变成了葛兰西说的大众哲学,它并无具体的内容清单,但它构造和规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地。这一领地,就是葛兰西说的常识(common sense)。

常识是历史性的、非自然的、非普遍的、碎片化的、杂乱的、偶发的。常识由冲突性的意识形态形式所组成:它包含了石器时代的元素和当代发达的科学原则、所有过去的历史偏见和未来哲学的直觉。常识元素构成了大众的实践性思考(practical thinking),葛兰西认为,就是在这个层面,意识形态斗争最有可能发生,因为常识和更高层面的哲学的中介就是政治。常识有助于我们以简单的有意义的方式把世界予以分类。常识不需要推理、争论和思想,它是可得的、完全可知的、广泛分享的。它好像一直就在那里,沉淀着,似乎是自然的智慧。但常识有一定内容,有其自身的历史。“常识的当代形式通过先前体系化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碎片和轨迹来投射;其意指之点是作为特殊时代和社会里的智慧,在传统主义的光芒映照下,什么东西毫无例外地运作着。”[15]葛兰西指出,霸权思想把自己打扮成为常识,这样,被统治者把统治者的思想内在化,并把它们理解成为共同的关心,而非强加的观念,统治和被统治就不是一种强制的关系。常识的自发的品格,它的透明性,它的自然性,它的封闭性,它的拒绝去检验建基其上的前提,它的对变化和纠正的抵制,它对瞬间认知的影响,这些特征使得常识似乎是无意识的。你无须通过常识学习事情是怎么样的,你仅仅能够发现它们适合在何处切入事物。这样,常识的理所当然性使之成为一个媒介,其中,它的前提和预设被转换成为不可见的。霍尔认为,马克思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其中,人们变得“具有意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说成是“特殊的无意识的新形式”[16]。构造着的意识形态就这样被自然化、内化为人们的常识。

五

霍尔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已经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他是在更为宽泛的、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指的是所有组织性的社会思想的形式。这就打开了其形变(distortions)的可能性,社会思想的各个层面、各种维度都囊括进来,其中包括实践性的思想和推理。实践性指的是,人们能够借助它们的范畴和话语了解其社会,即我们活过(live out)和经验(experience)着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的真实位置[17]。

意识形态概念只有接合(articulate)于政治和社会力量以及不同力量的斗争,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斗争即获取霸权(hegemony)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霸权在葛兰西指的是一个过程,即社会力量中的某个历史性的集团生成着并获得领导权。统治思想并不因为其连接于统治阶级而保证其控制性,毋宁是,特定时期掌握霸权的集团去获得控制性思想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操练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蹴而就的。霍尔说:“我们必须把社会或社会形式思考为曾经是,并一直是为一套复杂的实践所构造的;每一实践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自己的接合的模式;处在与其他相关的实践的不平衡的发展之中。这种结构复合体中的任何关系都会卷入总体性的所有其他层面,有其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效果,而且,没有一个能够化约到另一个之中。”[18]霍尔主张,不能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概念化社会构成环节的关系,而应用结构-超结构的复合体(structure-superstructure complex)来命名,它们通过差异,通过它们之间的脱节(dislocation)而不是通过它们的类似、一致或认同来接合。对于唯物主义的决定原则,霍尔指出,不能是简单的一个层面比如经济决定其他所有因素,而要视之为不同决定因素的结构的总和。霍尔反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把阶级与意识形态对应的做法,而主张不同情势下不同力量的接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也缺乏意义斗争的观念,它没有意识形态如何构造社会主体的观念,它相信霸权是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收编(ideological incorporation),反对意义的斗争,严责他们是被动的大众。对于这些观点霍尔都表示不满。

霍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层面具有确实的限制性效果,即对范畴(categories)具有决定性。借助这些范畴,生产的环形(circuits)在意识形态层面得以思考。经济提供了思想中被使用的范畴的材料(repertoire)。经济不能做的是提供特定时期的特殊社会阶级的特殊思想内容,也不能保证某个时期哪个思想能够为哪个阶级所利用。经济之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是前者设置限定(setting the limits)给操作的领域,给思想提供原料(raw materials)。物质环境是限制之网,是实践性思想的存在条件[19]。这里,霍尔吸收了威廉斯的观点。霍尔认为,不能保证特殊阶级和特殊思想之间的一致,因为,第一,意识形态范畴依据其自身的原则,发展、产生和转换着,虽然它们产生于既定的物质条件。这是因为,第二,历史发展必然走向实践(practice)和斗争的开放性。政治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凝聚着所有其他实践性的层面并且保证它们在一个特殊的权力体系中行使功能。

在霍尔看来,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常常是历史性地独特地具有多重的相互冲突的决定因素。每一社会实践的形式(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或相对自治性(relative autonomy);但是,任何具体实践的影响常常是被其所置身其中的联系之网所多元决定。从设置界限,从范围的建构,从操作空间的规定,从具体的存在条件,从社会实践的既定状况,而不是从特殊结果的可预见性来理解决定(determinancy),这是“无保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构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视域:决定,但没有保证性的终结(determinancy without guaranteed closures)。圆满地封闭着的,完美地可预测的思想体系是宗教或占星学,而非科学。在这个视角看,既然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认为没有社会实践或社会关系能够自由超越于它们身处其中的具体关系,那么,以“在最初时刻(in the first instance)决定于经济”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是合适的[20]。

霍尔延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吸收当代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斗争。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并非对应于既定的阶级,也并非为经济过程所决定,毋宁是,意识形态是各个阶级合纵连横的斗争领地。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体系性的思想,更穿透大众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性的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左派需要整合和利用的资源。霍尔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在检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时,需要对此投以审慎的目光。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伯明翰学派与媒介文化研究”[09XJC751004]的研究成果。

注释:

[1]Stuart Hall,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in Brenda Dervin,Lawrence Grossberg,Barhara J．O'Keefe,and Ellen Wartella:Rethinking Communication,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1989,p.45．

[2][英]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见奥利弗·博伊德、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45页。

[3]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28．

[4]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31．

[5]Stuart Hall,The Toad in the garden:Thatcherism amongst the theorists’,in C．Nelson and L．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London:Macmillan,1988, p.43．

[6]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33．

[7]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ew left Books, 1977,p.108．

[8]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26．

[9]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in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1．

[10]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in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1．

[11]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in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2．

[12]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in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3．

[13]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ew left Books, 1977,p.98．

[14]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in 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4．

[15]Stuart Hall,Culture,The Media and the“Ideological Effect”,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Janet Woollacott: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77,p.325．

[16]Louis Althusser,For Marx,London:New Left Books,1965,p.55．

[17]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26．

[18]Stuart Hall,Culture,The Media and The“Ideological Effect”,in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Janet Woollacott: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77,p.327．

[19]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43．

[20]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Routledge,1996,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