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与英国1867年议会改革

曹萍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迪斯雷利与英国1867年议会改革

曹萍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英国的十九世纪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大众民主意识的崛起成为这个时代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特别是议会改革，一方面逐步打破了传统的精英政治，推进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两党政治的发展和完善。如果说，1832年议会改革扩大了辉格党（自由党）的阶级基础，削弱了固守土地贵族权益的托利党（保守党）的力量，那么迪斯雷利所推行的1867年议会改革则对托利党的复兴与重建起着重要的作用。

迪斯雷利；保守党；1867年议会改革

一

维多利亚时期，充满着“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意识的冲突与融合。中下层民众要求打破土地贵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扩大民主权利，冲击着传统的“贵族统治”。

1832年议会改革是辉格党人的胜利，它通过社会变革，调整了社会矛盾，使工业资产阶级能够进入议会，这次议会改革成为英国推行政治变革的开端。辉格党是这次议会改革的发起者，也是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将中产阶级纳入议会，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成功地迎合了大众民主的政治要求。与此同时，托利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因为它面对改革固守土地贵族的利益，仇视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反对议会选举权的扩大，拒绝变革，它的僵化、守旧造成了政党内部的分裂。“在经历几十年政治混乱后……老态龙钟的托利党人发现他们已处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边缘。”[1](p36)辉格党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托利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在658个议席中，仅仅占185个，改变了工业革命时期托利党独揽大权的局面。托利党在1832年议会改革的表现，暴露出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2](p12)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政权几乎被辉格党连续掌握，托利党只有罗伯特·皮尔短暂的五年（1841—1846年）执政时间。因此，托利党发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才不会被淘汰。托利党的领袖皮尔在议会中，团结了一部分因对改革结果感到不安的辉格党人，以图获得议会多数，寻求新的组阁机会。1835年1月，皮尔在新的选举中发表竞选宣言，他认可了1832年议会改革，提出“议会改革法案应该体现一种审慎的态度，改正社会陋习，确立各种权利，并且及时的纠正社会不平等现象……我们政党要通过缓和的改革政策，来保存英国最重要的传统。”[3](pp40-41)这个宣言表明以皮尔为首的托利党恢复了伯克“有保留改革”的政治思想，它既是托利党态度的转变、支持改革的宣言，又是托利党开始自身改革的宣言。皮尔开始建立保守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托利党开始结束自1830年以来的分裂状态，成为一个具有公认领袖、统一政治主张的新型政党——保守党。1841年9月，皮尔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支持，出任首相，他开始认同中产阶级，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推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改革，颁布法令规范市场秩序。1845年，爱尔兰马铃薯歉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只有降低粮食进口税才能解决爱尔兰大饥荒造成的危机，皮尔提出废除《谷物法》，赢得了议会中工商业者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托利党内部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右翼强烈反对，政党再次分裂。皮尔政府没有打造出一个强劲、持久的保守党，直到1867年议会改革，迪斯雷利将传统的保守主义融于大众民主意识中，把“有保留的政治改革”思想变为政党的行动，保守党在制度和体制上才真正实现重建与复兴。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是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小说家，英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人物。他善变、聪明、灵活，适时地变化政策以巩固托利党的政治地位；他善用辞令、感情充沛，与维多利亚女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富有文采，从19岁时就发表政治小说一直到老笔耕不辍。迪斯雷利的出现为英国保守主义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含义。

二

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英国议会下院的阶级成分有所变化，但是在议会中，土地贵族还具有明显优势，“他们在下院占有大约一半的议席，所有代表地产利益的议员超过400余人。”[4](p92)1832年至1867年，在这三十年间，土地经营者的代表份额仅下降6%，下院的阶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辉格党逐渐改称为自由党，他们为了维护改革成果，就宣称“改革已经到了头，再进行改革就会损害英国的国体”。辉格党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的胜利，反而成为政党成长的阻力，因为辉格党内部保留下了许多守旧势力，这使得政党内部新、旧势力纷争不断。从1850年起，面对宪章运动改革带来的社会压力，自由党内部以罗素为首的改革派提出放开选民财产资格，继续进行议会改革，后来又在1858年和1860年，几次提出改革动议，但结果都是一样，这些议案遭到党内守旧派的反对，在议会中被否决，守旧派的存在成为自由党推进社会变革与自身发展的阻碍。

迪斯雷利于1847年成为下院保守党的领袖。1852年，德比伯爵首次组建保守党政府，迪斯雷利出任内阁财政大臣。持续二十年的宪章运动，使社会开始正视工人阶级的权利。一些中上层人士认为工人“在运动中体现了克制、坚韧的态度，说明他们有资格获得选举权”。[5](p264)面对日益高涨要求扩大选举权的呼声，德比和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应该掌握改革的主动权，通过改革争取更多的支持，于是在1859年2月28日，他们提出来保守党关于议会改革的第一个提案。对于改革，迪斯雷利在议会中宣称“议会是反映英国民意和物质利益的镜子，其中每个成员都应得到国家的尊重并致力于国家的利益。”[6](p304)为扩大保守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德比和迪斯雷提出农村租地经营者的选民财产资格为10英镑（原来为50英镑），此外，对于城区选民，在维持城镇选区原有议席数目的情况下，将知识阶层和自由职业者也纳入选民，以此获得他们对保守党的支持。在议会审议中，一部分保守党认为迪斯雷利的动议过于激进，自由党则以为其动议过于保守，议案被否定，议会改革再次陷入僵局。1859年夏，自由党组阁，自由党的改革派于1860年提出了要降低城镇公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几乎是1852年保守党法案的翻版，但这个议案也被否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英国社会感到扩大民主是一种大势所趋，将其合理引导，就会避免美国式的内战，因为人们都认为“内战似乎并非争取民主的良好办法。”[7](p392)1865年10月，自由党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帕麦斯顿去世，1866年3月，自由党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根据社会形势，立即提出了《人民代表法》的改革议案，拟将市镇选民的财产资格从10磅降到7磅，各郡选民的财产资格由50磅降到14磅。按照这样的提议，英国的选民能增加约40万，一些收入较好的熟练工人将会拥有选举权。但是这个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法案，遭到自由党内守旧派罗伯特·洛（1811—1892）强烈抵制，他认为选举权应该根据受教育的程度而定，水平高的人应该拥有更多的特权。以罗伯特·洛为首的自由党的反改革派与保守党一起反对格莱斯顿的议会提案，1866年6月，在议会分组投票时，格莱斯顿的《人民代表法》改革议案遭到本党48名代表的反对，最终使议案以11票之差被否决。法案的失败致使罗素内阁被迫辞职，这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德比伯爵组阁。

1866年，保守党一上台，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面，农业歉收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改革案的失败，激起了下层民众的愤怒，6月27日和7月2日，数万名群众在伦敦拉法加广场自发集会，谴责罗素内阁，7月23日，在改革同盟的号召下，工人们在海德公园聚集，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分子开始结盟，议会改革迫在眉睫。1867年，迪斯雷利决定将第二次议会改革进行到底。在议会中，他宣称“我一直说议会改革的大门对保守党来说是敞开的，我已经当着国人之面，在本院，在竞选中，这种话说了不下百遍。我已经说过，现在还要说，当你解决这个问题时，万不可被某一特别的方案捆住手脚……解决宪法的大政方针……你们必须尊重时代的精神和国家的需要。”[8](p17)

1867初，迪斯雷利和德比提出了保守党的议会改革方案，要求缴纳6英镑以上不动产税的城镇居民和缴纳20英镑租金以上的农村居民将拥有选举权。但是这个方案与格莱斯顿的法案相比，并无明显进步，不能使自由党人满足，同时，它也不能使下院的激进派议员们满意，因为下院大多数议员希望他们的党魁能够展开有力的改革从而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此外，保守党的内阁成员也在改革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迪斯雷利和德比不顾其他三个内阁成员劳德·凯瑞文、劳德·克兰伯恩和杰纳勒尔·皮尔的强烈反对，又进一步提出了，在各郡每年缴纳15英镑以上租金的农村居民将拥有选举权。迪斯雷利知道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在下院争取多数，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争取激进派的支持，在下院审议讨论的过程中，对原法案进行一系列的修改以迎合激进派的需求，以阻止他们与格拉斯顿联合破坏法案的推进，一些限制明显放开，对于拥有选举权的居民的定居年限由两年减到了一年，城乡选民的财产资格也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迪斯雷利采纳了由格罗夫纳·霍金森的意见，废除了将租金和不动产税混合在一起的惯例，保证直接纳税人的数目大幅增加。迪斯雷利尽可能地分化自由党人的力量，法案最终于7月15日通过，由议会上院和女王批准生效，被称为《人民代表制度法（英格兰和威尔士）》。

此款法令共有61款，主要内容规定：所有的男性房主和每年支付10英镑租金以上的男性房客，以及在郡县那些每年支付12英镑租金以上的男性都将拥有选举权。选区的调整：取消四个城市选区的议席，原来三十八个城市选区议席由两个议席减为一个议席；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各设三个议席（但选民只能投两票）；增加十个城市选举区；新设一些的郡选区，各两个议席，伦敦大学拥有一个议席。此后，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也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条例。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选民资格降低，进一步扩大民主，使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增加了一倍，共有二百多万人，选民由“1，359，000（1866年）增加到2，455，789（1868年）”。[9](p139)这时，工人阶层的主体都得到了选举权，只有农业工人、矿工和妇女仍没有选举权。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议席的分配，将少于10000人口的城镇归到一个选区内，取消了46个“腐败选区”，进一步减小自治镇的议席数，增加郡的议席数。郡议席数目的增加在1874年迪斯雷利的成功组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67年议会改革开启了政治事务的新篇章，迪斯雷利和保守党在格拉斯顿与自由党之前把握住了改革的重要性。这场改革冲击了议会中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势力，扩大了选民的社会基础，使部分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为议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气息，成为英国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转变中重要的一环。历史学家布莱克评价这次改革“是清除了过去多少代以来国家制度上未曾触动过的古老灰尘。”[10](p255)

三

1867年议会改革，虽然并不是迪斯雷利或其他人所预先计划的，但它能够被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而理解，改革各方面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是迪斯雷利在下院所面对形势的一种策略性应变。对于保守党而言，最大的意义是敦促其转变为“现代政党”。尽管在第二年的政府大选中，保守党并没有立刻享受到议会改革的成果，但这次改革“营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氛围，保守党人开始摆脱自1846年遗留下的灾难”。[11](p12)1867年改革在保守党自身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守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地被扩大，已不再单一地代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利益，迪斯雷利开始意识到，一个政党应立足于现实，才能运作有效。他通过1867年改革试图创造一种“托利民主”，即通过给予工人选举权力求实现工人阶层和土地贵族的联合，从而扩大政党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是自由党所争取的对象，工人阶级一直被他们所忽视，保守党人就将工人阶级纳入自己的阵营。随着形势的变化，保守党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一大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也被吸入保守党阵营，迪斯雷利逐渐“改变自己原来的两元主义，形成了三元主义，即保守党要包含三个群体：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12](p431)

“第二次议会改革是英国近代政党组织发展的又一里程碑”。[13](p327)随着保守党扩大与工人阶层、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保守党的组织机制日趋完善。由于在1832年议会改革前，选民数量较少，保守党的组织体系十分涣散，中央机构被少数贵族控制，地方上没有专职人员管理党派的具体事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十分松散，1832年议会改革后，出任党魁的皮尔在伦敦建立了“卡尔顿俱乐部”，成为党派集合的具体场所和总部，发挥作用一直到第二次议会改革。

“虽然初步的政治组织机构在1867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现代的机构却是在迪斯雷利创立的。”[11](p32)1867年7月，当下院对保守党的议会提案进行辩论时，保守党的地方组织——“协会”开始在北方兴起发展。在改革后，地方党组织变得重要起来，由J· E·格斯特领导的一群迪斯雷利的崇拜者，在1867年11月成立了“保守党国家联合会和宪政联盟”，帮助保守党地方协会搜集、传递信息。1868年大选失败后，迪斯雷利开始加快党派的自身建设。1870年，“保守党中央总部”建立，戈斯特为保守党的代理人，他按照迪斯雷利的授意，创立工人选区。中央总部成为保守党领袖直接控制的最高机构，它的职责是指导各地本党选民的登记，协助建立新协会，推荐议员候选人等。保守党的协会在1873年总数额已达400个，协会会员中工人和商人的数目明显增加，他们成为迪斯雷利1874年胜出的关键性力量，并且使保守党获得了在议会中自1841年以来第一次多数议席。

四

在完善政党组织的同时，迪斯雷利开始在传统保守主义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保守党的思想与原则，使其超然自由主义，迎合大众民主发展的趋势。

迪斯雷利提出保守党是按照贵族政治体制原则进行执政，应该立足于大众的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尊重，他认为“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有义务帮助不幸的人，这不仅是传统慈善行为的体现，在新工业社会中更是一种国家的责任”。[14](p32)迪斯雷利认为给工人选举权，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贵族阶层“高贵的义务”，是对传统恢复的举措，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保守党的统一与稳固。

在改革过程中，迪斯雷利力图消除党内纷争，把保守党打造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党。在《对英国宪法的辩护》一文中，迪斯雷利提出“保守党是国家的党，它是英格兰真正的民主政党”，1872年，迪斯雷利对政党理念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强调“一个民族”（one nation）的思想，淡化“阶级”的概念，明晰社会上层对下层存在的责任和义务，将贵族的统治合理化，把保守党打造成一个令民众信服的“贵族”，一改昔日保守党不思改革、逃避责任只为本阶层牟利的形象，试图创立一种将贵族、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融合在内的“一个民族”。随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增强，保守党更加关注扩大民众政治权利，改善其生活状况，他们与自由党形成对比，“自由党的理论——给民众权利，让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托利党的理论——给民众权利，让他们在政治中成为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15](p433)

1867年议会改革，是英国保守主义正统原则——渐进改革思想的一次成功政治实践。迪斯雷利教育保守党要学会与时俱进，迎接大众民主的到来，而这一点恰恰是皮尔没有做到的。可以说，皮尔将改革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迪斯累利将这种精神付诸于政治实践，迪斯雷利的改革从本质上讲是和皮尔一脉相承的，迪斯雷利希望他构建的政党，在维系传统惯例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引导，将民众的需求变成对事业进取心，而不对国家造成威胁。1867年议会改革使保守党不再对改革讳莫如深，他们完善中央、地方政党组织，强调“一个民族”的政党理念，淡化阶级意识，联合工人阶层，增强了保守党的现代化特征，构建了保守党的内聚力，缩小了各阶级的社会离心力，实现了贵族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众政治的转变。可以说，迪斯雷利所做的远远超越了皮尔，成为英国保守党的奠基者。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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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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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4）01-0104-05

曹萍（1979—），女，平顶山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