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相随相伴

樊淑媛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老干部处，河北 承德 067000）

“康乾盛世”，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时期。所谓“盛世”，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盛世”与“乱世”是对举的，二者相比截然不同。古人常用“海内升平”、“天下大治”、“天下宴然”等词语描述“盛世”。与“盛世”相反的“乱世”，亦即天下大乱时期，出现在史学家的笔下，则是“哀鸿遍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盗贼遍起”等等景象。两种不同景象的对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盛世”就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自秦汉以降，迄至清代2000多年的时间，出现在历史上的“盛世”主要有：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明“永宣之治”。史称“康乾盛世”，不仅是清代的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昌盛时期。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该有其时限起止。“康乾盛世”以标志性事件界定，可以说是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的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1]。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现身稍晚的避暑山庄，它跟“康乾盛世”相随相伴，共同登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

一、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入列清史

清朝以前的几个“盛世”，皆从大乱走向大治，“康乾盛世”也不例外，它是历经由乱入治的过程才进入“盛世”的，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整顿明末乱摊子由乱入治。清灭明朝，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据《海瑞集》记载，明末“天下吏贪欺弱，民不聊生，水旱扉时，盗贼滋炽”。另据《明清史料》记载，清军入关后，从京幾到中原越长江南下，直至云贵边陲，所见城门、民房“俱成灰烬，十室九空”。不论昔日繁华的大都会南京，还是偏远的云贵等地，一派荒凉，有土无人，有城无民，劫后余生的人们，“披草为衣，掘菜为食，饥寒交迫，寄命无所……”[2]。这些史料的记载，反映明朝灭亡，给清代留下一个乱摊子，治理这个乱摊的任务是颇为繁重的。

治理明末乱摊子，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首先要治理的是明末的吏治之腐败，因为吏治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者，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为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亲政后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治国，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雍正即位向全国臣民宣示：“朕为国家首要吏治”他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康雍乾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与治国方针一脉相承：一方面严厉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另一方面是大力表彰廉吏，树立清官典范，经数十年之整顿，吏治局面大为改观。除了整顿吏治之外，面对明末留下的乱摊子，清朝统治者深感恢复明末已经崩溃的社会经济，其任务更为繁重。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土地抛荒，百业萧条，一派凄凉！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从顺治到康雍乾三朝，都以农业为主，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康熙曾说：“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3]这一指导思想，在康雍乾三朝都发挥了作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们不仅鼓励农民耕种明末荒废的土地，而且推行垦荒政策。为了防止水患破坏农业生产，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治河治水。康熙时期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并疏通与兼治运何，收到了巨大成效。农业生产连年丰收，改变了明末“土地抛荒”的凄凉景象。

其二，清王朝治理明末乱摊子，经历了由乱入治过程，在巩固政权和稳定边疆方面，也经历了由乱入治的过程。清初，南有三藩叛乱，北部边境也不安定。康熙南征平定三藩叛乱，北战击退了沙俄侵略者，并三次亲征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准噶尔部噶尔丹，保卫了清王朝政权，稳定北部边疆。出身于满族的清代统治者，跟许多少数民族有共同的体验和感受。他们深知对待少数民族，只靠武力是难以征服的。康熙主张以“修德安民”思想为基础，实行“怀柔远人”政策，加强民族之间的往来，密切清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为了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塞外设置木兰围场，继而又创建避暑山庄。具有雄才大略的康熙，建造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主要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与稳定北部边疆。他极其重视对边疆的治理，但也不忘发展农业生产。康熙首次南巡，便亲临治黄工地视察河工。此举，标志着清帝的注意力已转向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康乾盛世”也步入了发展进程。如果以康熙二十年为标志，拉开“康乾盛世”的序幕，那么，在康熙二十年以后建造的避暑山庄，可以说是举步相随跟着“康乾盛世”一前一后地踏在清史的征程上。

二、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携手并肩同登高峰

阅读史书，翻看历史资料，没有找到哪一位史学家为“盛世”明确列出几条标准，但对中国历史上几个“盛世”的风貌与特征，是有人叙写和描绘的。可以将“盛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国家统一，疆土受一个政权管辖；经济繁荣，国家积蓄丰厚；政局稳定，社会安宁；国力强大，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国家；文化昌盛，教育发展人才辈出”[4]。基于以上几点内容，对康雍乾三朝进行分析，看看这一历史时期，是否具有“盛世”风貌。

（一）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打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反对分裂割据，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就从政治方面显示了“盛世”风貌。

国家“大一统”思想与民族观念密切相关。清代以前，历朝坚持不变的“大一统”思想与民族观念，其核心内容是“华夷之辨”，即“内诸侯，外夷狄”之别，严格区分华夏（汉）与“夷狄”（少数民族）。秦始皇筑长城，就成了华夏与夷狄的分界线。其后，千百年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把长城视为抵御少数民族的屏藩，赖以维护以华夏为主、夷狄为附的所谓“大一统”。清代统治者，破“华夷之辨”，变革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族观念，视边疆与内地为一体，将秦始皇所创行的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在东北三省，分设将军衙门管辖；在内外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在新疆以北设伊犁将军，南设领队大臣；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东南收复台湾设府县；在西南“改土归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华大地全部领土归清朝政府统一管辖。清代以前，只有部分朝代在“三北”地区设过治，而且是有名无实，起不到管理作用。由于清代统治者坚持国家“大一统”，反对分裂割据，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消除了“边患”，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清朝在实现多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过程中，使我国的疆域再次扩大，既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其东北地区，北起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勃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达到巴尔克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远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其南部地区达到南沙群岛。辽阔的疆域，清政府所有领土主权达1300余万公里。因此，清世宗自豪地宣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3]世宗所言，意为此一成就之巨大，为清以前历代所不及。

（二）康雍乾三朝，经济繁荣，农业迅速发展，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以及人均产值，均有大幅度增长，从经济方面显示“盛世”风貌。

在恢复明末以来残破的经济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深感欲巩固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他们以农业为国本，不遗余力发展农业经济。为了发展经济，他们制定并实行大规模发展农业计划。这一计划主要包容：全面推行垦荒政策，既规定各省完成垦荒的任务与时间，又资助农民个人垦荒，并以垦荒多少实行奖惩。由于清帝的重视，耕地面积逐步增长，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是封建农业经济最高峰。由于康乾时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位”[1]。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从社会经指数来看，康雍乾时期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口发展也很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突破1亿大关，雍正十二年则为1.4亿。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朝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面积3.5亩，粮食总量约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果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600斤。18世纪末，中国清代历史上“康乾盛世”的粮食产量，能养3亿人口，这一成就是历朝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康雍乾三朝努力调整君权文化的转向，积极促进满族皇室文化向大中华正统文化转向，继承与借鉴优秀的文化遗产，发展文学艺术创作，促进学术研究，从文化方面显示“盛世”风貌。

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满族，他们深知武力可以占领整个国家，但要治理这个国家必须靠“文治”。满族文化虽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对于一个绝大多数人长期受汉族文化教育的地域，只靠满族文化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清朝统治者努力调整君权文化转向，积极促进皇室文化向中华正统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继承并发展大中华文化。为了继承并发展大中华文化，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本人，都身体力行认真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儒家经典。康、乾时期，紫禁城内乾清宫一带，出现了浓厚的学习中华经典文化的气氛。乾清宫西侧的弘德殿，南面的上书房、南书房都是皇家读书学习的场所。康熙曾建立“日讲”制度，即皇帝亲自参加的学习制度，地点就在弘德殿。

在文化领域，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满族人中尚文采、重风雅之士越来越多。确如“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5]重文采、尚风雅之举，促进了清代文艺创作。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均为别开生面的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与高超的艺术表现，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清代的诗词创作，虽不及唐宋，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纳兰性德的词，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当时许多文化名流为之倾倒，称赞他为“清初第一人”。

康雍乾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而且在学术领域也有表现。著名的“考据学”，亦即“朴学”，因成熟于乾隆嘉庆时代而被称为“乾嘉学派”，也叫“考据学派”。这一学派，名为“乾嘉学派”，实际上是始于明末清初的“考据学派”，也被称之为“朴学”。“朴学”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康乾时期启动的多项大型书籍编纂工程，也是与“朴学”，亦即“考据学”的治学思想与方法有关的。

康乾时期启动的多项大型书籍编纂工程，主要是编纂了 《全唐诗》《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这本书的编纂，历时28年，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康熙字典》成书于康熙年间，是一套详细的汉语字典，收入汉字47035个，是中国收入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人力编纂的一部丛书。这部历经10年编成的书，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最大，内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它是我国现存最大一部宫修丛书，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达3万6千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兰编的《百科全书》44倍。康乾时期启动的多项大型文化工程，是我国图书文献学上空前伟大的举措，它具有文化丰碑意义，对大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书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这样历史性大清理、大整理，后人是无法入手进行阅读和研究的。由此可见，康乾时期启动的多项大型文化工程，既彰显了“康乾盛世”的文化风貌，又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见，康熙二十年（1681年）拉开序幕的“康乾盛世”，至乾隆时期已发展到高峰。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的避暑山庄，由初创而达于辉煌，是与“盛世”发展过程相吻合的。创建于康熙年间的避暑山庄到了乾隆时期，也进入了高峰。“康乾盛世”与避暑山庄，携手并肩，共同攀登高峰的辉煌历史，是值得称颂的。

三、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同步走向下坡路

“康乾盛世”是在乾隆时期发展到顶峰的，也是在乾隆朝走向下坡路的。乾隆晚年，力求“持盈保泰”，却无法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的爆发，便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就终结在清朝“盛世”光辉之中，并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嘉庆元年白莲起义的爆发，是“康乾盛世”终止的标志，实际上“盛世”走向下坡路，早在乾隆朝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和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

从中国历史纵向看，“康乾盛世”达到了高度繁荣。然而，从世界范围的横向来看，“康乾盛世”的经济总量虽然高于西方，但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此外，出于国内的政治需要，人们的思想遭到禁锢，缺乏百家争鸣的气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进文化的传播。

当“康乾盛世”正在进展过程中，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西欧国家先后经过制度的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居主导地位。例如，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积极对外扩张。在拥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条件下，英国殖民者妄图以对华贸易为手段，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来源地和市场。乾隆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来防范英国殖民势力。他对中外贸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本不懂得利用贸易保护制度与关税来促进清朝经济发展。乾隆在与外国人交往时常常以天朝自居，夸耀天朝物产丰富，并以此为借口拒绝与对方进行贸易。

为了求得与中国贸易往来，英国给中国送来一份贵重礼物，自骄自傲的乾隆皇帝，根本就没把礼物放在眼里。然而这些礼物，不仅能反映近代工业水平，而且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其中有一艘英国最大最新的军舰模型蕴含着当时最新最高科学技术。

由于无知，西方人已把炮舰送在乾隆的眼前，他却视而不见，依然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不仅失去了用茶叶、磁器换武器的机会，也失去了学习引进新科学、新技术的机会。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在生产力方面没有新的发明创造，这不仅在大的世界范围显得落后，而且就其本国情况来看，经济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是“康乾盛世”走向下坡路的原因，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处于“落后挨打地位”的原因之一。

（二）意骄志满聚敛以享

春秋方盛时乾隆皇帝，面对升平之世，耳闻一片赞扬声，他没有得意忘形，更不骄横拒恃。那时的乾隆是一位勤于理政，积极向上，虚心纳谏的皇帝。可到了晚年，他却因为意骄志满聚敛以享而误国误民。

乾隆皇帝曾为大清王朝立下不小功劳。为君者因劳苦功高，可博得臣民颂扬。一声声颂扬，常常使为君者意满志骄。乾隆在统一新疆以后，不仅滋生了意骄志满情绪，而且发展得越严重。乾隆四十年（1780年），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他亲自撰写了《古稀说》，夸耀个人的政绩，并自称“古稀天子”，刻了一颗“古稀天子之宝”御印，以示纪念。乾隆82岁那年，他把“古稀天子”称号换为“十全老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取得反击郝尔喀战争胜利后，乾隆写了一篇《十全记》，叙写自己一生取得了十全武功，并下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将“十全记”镌刻碑文，建盖碑享，永久纪念。由此可见，乾隆自我炫耀的意骄志满情绪，已发展到了极点。

意骄志满的乾隆，“不仅躺在功劳簿上，为自己两次荡平准噶尔，一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一次降服安南，一次降服缅甸，两次降服廓尔喀，加上一次镇压台湾人民起义的所谓“十全武功”沾沾自喜，而且聚敛以享的作为也日益加剧。他把当时劳动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视为已有，大肆铺张、任意挥霍”。[6]

乾隆四处巡游，大都打着皇太后的旗号。西巡五台山，为太后求菩萨保佑长寿。东巡祭孔，中途登泰山，为太后祈福。南巡陪太后浏览江南山水，借山川之秀娱畅慈母情怀。乾隆打着圣母皇太后的旗号南巡游览水乡秀景，其实他自己更为追求游山玩水之享乐。乾隆三十年（1760年），乾隆以太后年事已高为由，宣布从今以后不再南巡。然而，十五年以后，乾隆又举南巡，各地方官，极尽奉迎之能事，搭彩棚，办筵席，饮宴歌舞，大肆铺张，其排场之大、耗费之多，无疑是胜于历次南巡的。乾隆对迎驾官坤、扈从人员厚加赏赐。挥金如土的乾隆，只知聚敛劳动者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聚敛以享”之所为，是酿成清王朝腐朽与“康乾盛世”败落的一个重要祸根。

（三）天灾人祸民生艰难

乾隆步入晚年以后，由于他自信大清帝国已经是太平盛世局面，所以不留意人民的生计。随着人口增多，开垦范围扩大到山荒河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但留下了严重后果。即亦造成大量水土流失，致使黄河经常泛滥成灾。乾隆前期，屡兴水利工程，并以治河兼赈济并举的方式来解决浮在表面的矛盾。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湖北、四川发生大灾荒，受灾面积很大，各地记载的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如湖北当阳县“民食树皮殆尽”，枝江县“饥民冻死无算，民掘观音土及榔树皮、葛枝充食，然赖以存活者只剩二、三”[7]。

天灾使百姓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乾隆用人不当，权落和珅造成的人祸，使民生更加艰难。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军机大臣傅恒病逝，乾隆为了在满族中选拔人材，他看中了和珅。得到乾隆恩崇后，和珅从一个銮前仪卫的卫侍，很快变成御前卫、副督统。四年之后，和珅竟官居户部侍郎，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参与军国大政的核心人物之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刚过40岁的和珅，不仅任过许多要职，而且被乾隆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官居一品。和珅揽权以后，贪官污吏横行。乾隆恩崇和珅，权势薰天的和珅包庇大大小小的贪官，致使官场上上下下掌掌权者，毫无顾及地鱼肉百姓。据《皇朝政典类纂》记载：贪婪的地方官，“任意浮收，有一石加至数斗，甚至增加一石，浮收不已”[8]。由此可见，乾隆晚期，天灾人祝致使民生艰难，千百万劳动者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

（四）官逼民反楚天怒吼

频发的自然灾害，百姓承受着重重磨难。乾隆五十年（1785年）春夏之交，江苏、河南、山东、及安徽大旱，农民种不上地，吃不上饭，“灾之民嗷嗷待哺，然而地方官竟漠不关心，致使百姓“不得不刨挖野菜，采取榆钱充饥”[3]。由于百姓不甘心官府和地方财主的欺压，屡次发生或抗粮或抢粮，乃至反抗清政府压迫的斗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厅的撒拉族人民在苏四十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爆发了田五领导的甘肃通谓新教回民起义。苏四十三和田五先后领导的撒拉族、回族起义，预示“康乾盛世”即将败落。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文武大臣正忙碌于筹办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庆及传位的活动，先后爆发了湖南、贵州的苗族起义及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湖北为楚地，楚天怒吼，进一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史学家把爆发于嘉庆元年（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视为“康乾盛世”终结。

红红火火的“康乾盛世”败落了，举步相随的避暑山庄，也与“康乾盛世”同步走向下坡路。乾隆传位于嘉庆以后，白莲教起义的熊熊烈火席卷了巴山蜀水，秦陇高原，势达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诸地，前后持续九年之多。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嘉庆，无暇顾及避暑山庄。日渐冷漠萧条的避暑山庄，从1820年9月嘉庆帝死在这里以后，四十年间偌大皇家园林再也无人居住。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侵略者的利炮吓破了胆。特别是1856-1860年之间，英法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更使软弱无能的咸丰皇慌慌不安，他于1861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躲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西暖阁里的咸丰，批准签订了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避暑山庄留下令人感到耻辱的历史印迹。1861年8月，咸丰死于避暑山庄。咸丰皇帝死后，身为皇帝贵妃的叶赫那拉氏，因其子载淳即位为帝，她被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这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她在避暑山庄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登上了清王朝实际掌权者的宝座。皇帝年幼，她以垂帘听政为名，为所欲为。1861年按着她的意愿，以清政府之名下令：“……所有热河一切未竞工程，著即停止。”[3]从此以后，避暑山庄伴随“康乾盛世”同步衰败了，变成了凉落凄凉的荒园。总之，避暑山庄是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入列清史、携手并肩同登高峰，并且同步走向下步路，直至最后衰败。

[1] 唐晓峰.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2] 中国科学院,编.明清史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

[3]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李治亭.“康乾盛世”解读[J].人民论坛，2010，(7).

[5]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孙文良.清帝列传·乾隆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7] 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清）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M].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局，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