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女形象看伍尔夫的女性价值观
——读《达洛卫夫人》

马元凤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在维多利亚中后期，虽然当时的英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但中上层阶级依旧恪守着传统的性别秩序观，将男女置于不同的领域，以各自的角色要求进行训练以及内化个体的行为规范。主流文化坚信“男人比女人更加勇敢、好战，更加精力充沛，也具有更多的创造基因”[1]。因此，男人以领导者的身份推动工业革命进程的同时，也“越来越彻底地把自己的生活住所同他们获取收入的场所相分离，逐步营造一个私人的领地……尽可能地让其妻子和子女远离挣钱的场所”[2]。妇女被限制在家庭有限的空间，她们必须温柔、顺从、忠诚,“家中天使”成为男性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按照性别的划分，男人在外工作为家庭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妇女在家里担任繁衍后代的责任和操持家务的劳动。由于家务劳动不能兑换成金钱，因此她们被视为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是依靠男人生活的人，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妇女处于被奴化的地位。

性别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男权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妇女长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的社会创造力遭到了无情的剥夺，而且社会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打破了传统的男性叙事话语，以全新的意识流写作方式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表现妇女的命运，以她们的主观感受来折射客观的现实生活，通过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来抨击主流意识对妇女的主体性和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生命需求的压制，探讨女性的生命价值。在小说《达洛卫夫人》（1925）中，伍尔夫精心塑造了一对典型的母女形象——达洛卫夫人和女儿伊丽莎白。作者以女性独特的书写方式，从人性的角度观察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需求，试探性地探索了女性的出路问题，女性到底应该怎样活着？女性的价值到底怎样体现？是以中产阶级的女性观为准则，做一个柔弱、纯贞、善良、优雅的“家中天使”，还是做一个在精神和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有社会价值的女性？

达洛卫夫人——“家中天使”的尴尬

“天使”一词，英文称为Angel，在基督教中视它们为侍奉神的灵。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文化专门为女子冠以“家中天使”美名，其目的是把女性划分在家庭领域中，让女子以“天使”般的纯贞、温顺取悦丈夫，优雅地忍受男人的热情和暴躁，理解和接受他的思想和行为。中产阶级性别身份观强调女人只有在家庭里才能展示其杰出才能，认为男人的尊严在于他的社会职业，女人的优雅在于她从事无酬的家庭劳动。由于中产阶级妇女不外出工作，几乎每个中产阶级女子都希望获得一枚结婚戒指，从而靠男人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达洛卫夫人也不例外，从一个对生活充满憧憬的鲜活生命变成了“家中天使”，履行其职责，做了一个柔弱、纯贞、善良、优雅的主妇。

达洛卫夫人的尴尬之一：达洛卫夫人放弃相恋的彼得，选择嫁给下议院议员达洛卫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不过问她的任何事情，这样，就可以一方面把身体全部交给丈夫，做一个称职的“家中天使”；另一方面可以安顿自己的心，尽量保持婚姻中的平衡感，她认为“在婚姻中，在同一所房子里朝夕相处，夫妻之间必须有一点自由，有一点自主权”[3]7。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达洛卫夫人希冀的那点“自主权”被剥夺的一干二净，无论是制定宴请宾客的名单，还是为女儿选家庭教师，甚至她病后在哪间屋子里睡都由丈夫理查德说了算。在这个家里，她无权表达她对任何事物的喜好与厌恶，唯有言听计从，就像女仆露西说的，“她的女主人最美丽可爱——她是这些银器、瓷器、亚麻织物的女主人”[3]39。达洛卫夫人这种委屈求全、分裂自己身心的办法并没有保持住她内心想要的自主权和婚姻中的平衡感。

达洛卫夫人的尴尬之二：举办宴会是当时英国中上层阶级的主要娱乐活动。定期的宴会是社交礼仪的主要途径，其功能是为同阶级的成员提供一个和睦、融洽的场所，以便巩固和加强其社会地位和势力。比起管理琐碎的家务事，达洛卫夫人更热衷于宴会的筹备工作，她会乐此不疲地上街购买鲜花；让仆人们精心准备宴会上的美食；自己小心翼翼地缝补晚礼服……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让宴会成功。

在达洛卫夫人的心里，宴会的成功就意味着自我实现，原因有三：首先，在宴会上，她能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和才干，当她成为众人的焦点，人人都夸她美丽、能干且有教养时，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地满足，感到无比的自信快乐；其次，在达官显贵中周旋，竭尽全力辅助丈夫理查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巩固其社会地位，为其前程铺路搭桥；还有，要借助宴会的平台实现她的“联合、创造、奉献”[3]147的抱负，要创造生活，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

事实上，随着一次又一次宴会的开始到结束，几十年来，达洛卫夫人并没有从她创造的小天地里体会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而她常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角色，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模样，只觉得好像是钉在楼梯顶上的一根木桩”[3]205；她的“幽闭状态意味着某种生命的剥夺，或者某种持续的死刑”[4]。“如果现在就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3]224达洛卫夫人对死之真实的渴望，是对现实生活空虚无聊的内心表白，丧失了分辨能力的她，陷入到精神的牢狱中，自动地走向妥协，完全成了上流社会需要的一个陪衬。

达洛卫夫人的这两次抉择，表面上看似乎颇具主动性，而实际上仍带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她只是从“父亲的房子”逃到了“丈夫的房子”，却始终没有意识到它们并无本质的不同，更可悲的是，沉溺于幻想，把对精神自由的需求建立在主流文化结构的理论基础上，无力从狭隘、附庸的贵妇人的角色中分离出来，这是达洛卫夫人的尴尬所在，也反映了在性别秩序观的统摄下，女性对自己生存价值的定位充满矛盾的内心挣扎与困惑。

伊丽莎白——一个决定有一份职业的女儿

伊丽莎白的父亲达洛卫先生是个因循守旧、有历史感的人，非常看重传统的延续性。他很宠爱自己的女儿，让她接受闺阁教育，他把保护女儿视为做父亲的责任。他觉得“倘若自己有个儿子，就会叮嘱他：工作，工作。”[3]137按照达洛卫先生的意思，由于性别的原因，伊丽莎白也得顺着母亲的路走下去：当女儿时靠父亲生活，结婚后按照丈夫的意向生活，然后呆在家里当一个贵妇人，无休止地举办无聊的宴会。

但是，健康淳朴、真实自然的伊丽莎白没有被动地接受父亲的意志，也不喜欢母亲的生活方式。她不太讲究穿着，也不喜欢宴会，讨厌男子们对她献殷勤；当别人把她比作小鹿、百合花之类的时候，就觉得很尴尬。她只想“在乡间独处，与世隔绝，自由自在地过日子，”[3]162摆脱各种限制，自己选择一条向往的生活道路。比如，在家庭教师的问题上，伊丽莎白与母亲的态度截然不同。吉尔曼小姐是达洛卫先生为女儿伊丽莎白请的家庭教师，她对现代史相当精通，偶尔间受到了上帝的启示，便成为爱与宗教的化身，虽然常对自己的丑陋、贫困和不幸感到痛苦不堪，但一想到上帝的爱，她就坚信自己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活在人间的，用神的力量来控制人的肉体，她要抓住纯洁、美丽的伊丽莎白。对此，达洛卫夫人一方面在内心里默默地痛恨这个女人所代表的专横、虚伪、残酷的观念，另一方面在理性地维护丈夫的权威，没有任何的异议。与母亲被动、隐忍的生存哲学相比，伊丽莎白的反应既鲜明又彻底。在艾与恩商店的茶点桌旁，当基尔曼小姐企图用宗教的爱来控制和玷污她的灵魂时，伊丽莎白毅然决然地甩掉了她，独自冲出百货商店的大门，飞快地逃掉……

在维多利亚大街的车站，伊丽莎白麻利地登上了公共汽车的第二层，然后，公车在车水马龙中间挤来挤去，把伊丽莎白直接带到了河滨大街。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新鲜、热闹，大街上的人们忙忙碌碌奔走着，专心致志于船舶、贸易、法律、行政管理这些庄严的事业，即愉快又虔诚，完全没有了在邦德街上像母亲这样的人们对汽车里的大人物的膜拜与敬仰，也没有宴会上嘁嘁喳喳地扯一些无聊的事情；伊丽莎白喜爱这一带热闹的景象，人们好似兄弟姐妹般亲密无间，这使她觉得很舒服；看到这滔滔的人流、沸腾的生活和在庄严的萨默赛特大厦里惬意地工作的人们，深深地刺激了这个天真女子的潜意识，撩拨起沉睡在流沙似的心灵底层，顿然间，她有了一个启示——“要有一个职业。她要成为一个医师，或一个农民，必要的话，也可能去当议员。”[3]165

这一抉择是具体的、清新的，是女性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声音，它归功于河滨大街的感召，就是在这里，十七岁的伊丽莎白第一次果断地拒绝接受父权制对女性的定义和期待，而且在不经意间，摈弃了既定的人生观，选择做一个在公共领域里谋得一份职业的女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如果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5]162，“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5]72。对于保守的达洛卫家来说，伊丽莎白无疑是个“开拓的先锋”[3]166。这一抉择的意义在于女性主动突破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开始把握自我和升华自我，充分表明了妇女的自我认知能力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伍尔夫的女性价值观

伍尔夫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锋，继承了第一浪潮女权主义对政治平等权的诉求，尤其是对学校教育权和就业权的诉求，她认为，十九世纪的英国妇女接受的都是以培养“家中天使”为目的的闺阁教育，训导她们以结婚为唯一职业，这是历史上妇女无法摆脱男性的控制和对他们依附的主要原因。女性完全被排挤出社会公共劳动，她们不知道如何挣钱，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几千年来，当男人们在社会领域为了金钱和权力而经商或战争时，妇女们则只能呆在丈夫的家里操持家务、养儿育女。她们被限制在男人提供的家庭圈子里，靠男人的财产过活，剥夺了应有的社会劳动权利。由于失去了教育权和经济来源，妇女们陷入了贫穷的境界，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和社会的主体地位。

伍尔夫认为，在父权制社会的体系中，女性要展开写作、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方有很多路障，必须铲除。要想“成为女人自己”，首先就是要杀死“家中天使”这个“幽灵”。她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写到:“只要我感到她（天使）翅膀的影子或者她圣洁的光辉落在我的书卷上，就会抄起墨水瓶朝她砸去”；“我扑向她，扼住她的喉咙，竭尽全力置她于死地”[6]1367。“天使”一词的美名实际上就是父权社会戴在女性头上的紧箍咒，是用来束缚女性思想意识的准则，而且，女性内化了这一准则，自觉地用男性的标准管理自己的一言一行，进行从身体到精神的自持。伍尔夫提出的在思想上杀死房中“天使”是摆脱父权控制的第一步，是女性自觉觉醒历程的开始。

其次，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屋子》 (《 A Room Of One’s Own》)中，伍尔夫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女性“每年五百磅的收入”[6]584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性要想独立地审视自己、表明自己的心意，一是自己挣钱，二是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二者都是写作必备的物质基础。没有了这个生活保障，女性写作会困难重重，更无法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语言。

可见，杀死“家庭天使”——“每年500镑的收入”——“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伍尔夫女性价值观的清晰轨迹。她以自己写作时的亲身经历忠告妇女，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要工作，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劳动获得“500镑”的经济依靠、挣得属于自己的“屋子”（一席社会地位）时，女性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摆脱从属的地位，自觉地履行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通过肯定和实现自我价值，感受女性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

结语

《达洛卫夫人》中母女形象的刻画实际上是伍尔夫女性价值观的清晰写照。伍尔夫在高扬了女儿伊丽莎白要拥有一份职业的勇敢抉择时，并没有对懦弱、愚昧、附庸的母亲形象进行简单地处理，在对达洛卫夫人承载的父权社会价值观批判、抛弃的同时，表达了对她的沉重人生的同情，描摹出女性由混沌到觉醒、由蒙昧到成熟的心理演变过程，指出妇女由内到外的自觉意识和经济独立才是拯救自己的唯一出路，揭露父权对妇女的压迫以及她们为反抗压迫而做出的努力。虽然这一追求独立自尊的声音尚十分微弱，但在当时的那个中上层主流文化圈里仍然振聋发聩，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伍尔夫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女性价值观引领广大妇女努力摆脱父权价值观对她们身体和心灵的束缚，勇敢地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获取妇女应有的权利，在社会劳动中凸显女性的创造力和生命价值。

[1] 宋严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及其成因探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91.

[2] [奥]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M].王志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5.

[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14.

[5]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6]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王斌，王保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