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者：身体里藏着不定时炸弹

何瑫

不間断抽血24小时

吃完午饭后，24岁的姜晗宇感到四肢乏力，在潮热的病榻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几个小时后，头痛唤醒了他的意识。他睁开眼睛看看墙上的挂钟，已是下午5点。他想要直起身来擦拭顺着头发不住流淌的汗液，却被护士按住了身体。

“乖乖躺着，绝对不能起身，我要抽血。”

话音刚落，血液已经顺着导管缓缓流出。为了减轻反复静脉穿刺造成的痛苦，他的左臂事先被刺入了一枚静脉留置针。按照每次2毫升、5分钟一次的频率，从早上8点开始，过去9个小时里，抽血已经重复了一百多次，即使在他昏睡期间也未停止过。

直到试验全部结束，这枚留置针才会离开他的身体。这一过程将不间断持续24小时。在此期间，他被禁止进食，一瓶接一瓶的生理盐水通过刺在他右手的另一枚留置针注入身体，用于维持体液的平衡。如此漫长而频密的采血过程，他此前从未经历过，倘若事先知道具体流程，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次试验，但此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已无选择余地。

一周之前，因为体检未能通过，他曾以为自己不会躺在这里，接受这种新型胰岛素的一期测试。但几天之后，他再次接到医生的电话：

“你明天有别的安排吗？没有的话赶紧过来吧。”

“我体检不是没过关吗？您是不是通知错了？”

“只是一两项指标差了一点儿，无所谓的。现在人凑不齐，试验没法启动。你来不来？不来我马上找别人。”

听着对方急促强硬的语气，姜晗宇虽然心生疑虑，还是答应了下来。但之后的情形，却让他的内心愈发慌乱。

为什么抽血这么频繁？合规吗？安全吗？他脑海里冒出一大堆问题，但他几次试图得到解答，都被护士强硬而简短的回应终止：“好好躺着就行。”

高频率的抽血很快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午后，他在闷热的房间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因为恐慌无法再次入睡，彻夜未眠。每6小时，会更换一名轮班的护士，但她们始终保持着沉默，这加剧了他的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脱身的囚徒。

几天之后，姜晗宇和其他几名参与此次试验的试药者聚在一起。他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惊恐，一名试药者大声问其他人，抽这么多次血，会不会把我们抽成贫血？

多年积累的医学常识让姜晗宇相信，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抽血的次数虽然频繁，但量极其有限，累积到一起甚至不会超过一次义务鲜血。但他也有自己的疑虑：如此不严谨的试验，能够实现应有的效果吗？

医院要求，一周之后，试药者需要回到医院，再次经历24小时不间断抽血。按照事先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们虽然有权随时中止试验，但大多数人还是心怀忐忑地完成了这后半部分——此时退出，就等同于主动放弃酬劳。

2012年7月的一个上午，经历了第二次24小时不间断抽血后，姜晗宇带着8000元受试费走出医院的大门。但这试药生涯中金额最高也是最后的一笔酬劳，无法平复他的复杂情绪。几个月后，当他得知这项试验即将再次进行时，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几个经常一起试药的朋友：这活有问题，别接。

他并不确定，面对这种超出寻常的试验手段和试验操作者的冰冷态度，本就缺乏安全感的试药者，是否能像他一样，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甚至担心，那几名护士早晚有一天需要戴着头盔上班。”

用粉底遮针眼

狭长而拥挤的医院走廊里，18名试药者等待着签署《氯雷他定片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知情同意书》，这是进入试验前的最后一项程序。姜晗宇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观察这群将在未来五天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做了3年证券销售，长期和人打交道的直觉告诉他，这群人里，似乎并没有和自己气味相投的。

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试药者圈子里，出生于北京本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姜晗宇的确是个异类。21岁那年，数学系毕业的他加入一所证券公司，寄望在金融业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快速变现。

但现实却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愈发沉重的工作指标、无休止的同事倾轧、始终不见增长的薪水……3年之后，他决定彻底逃离原有的生活轨道。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络论坛上看到了这条过敏性鼻炎新药测试的招募信息。仔细浏览后，他决定马上报名。他觉得这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没有压力，还有一定的报酬。更重要的是，从小跟随做生物教师的父亲泡在实验室里的经历让他相信，为了他人健康以身试药，是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

新奇、紧张、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姜晗宇和另外3名试药者被分配在同一间病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试药。具体流程比他事先的想象简单得多：上午8点服用药物，用药后2小时内保持上身直立，2小时后自由饮水，4小时后进餐，随后5天之内，按照规定时间接受16次抽血，除此之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

十几平米的病房里，除了护士不时发布指令之外，4个彼此陌生的年轻男子各自沉默着。无聊之余，姜晗宇暗自打量起另外3个人。从他们服药、抽血时的神情举止判断，他觉得他们此前一定有过试药经历。他好奇地向他们请教，却总换回躲闪的眼神。

晚上9点，护士走出病房，关上灯。脱离了护士的看管，试药者们在黑暗的掩护之下，卸下了白日里的防备。

一场漫长的卧谈会里，姜晗宇明白了白天遭到冷遇的原因：他们不愿在医生面前暴露自己的过去——为了排除其他药物对临床试验药物的干扰，试药者必须在两次试验期间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使旧药物的药效能够完全排出体外，留下一个“干净”的身体用于新药的试验。然而，为了赚取更多的报酬，他们穿梭于医院之间，在短时间内频繁试药。

第二天清晨，他的临时室友们从包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粉底，小心翼翼地遮去手臂上的针眼，这是一次次试药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

实际上，对于试药者频繁参加试验的状况，制药方和医院早已心知肚明。但他们并不愿意将职业试药者完全逐出试药体系，因为寥寥可数的志愿試药者，根本无力支撑起全国每年数以千计的药物试验。

听着他们黑暗中的交谈，姜晗宇默不作声。在他原本的想象里，参加试药，和义务献血类似，只是偶尔为之的公益性行为。但这个夜晚获知的信息，显然颠覆了他的预想。

经历了5天的前半期试验，一个星期的间歇、4天的后半期试验后，姜晗宇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摸摸自己的口袋，里面装着他人生中第一笔受试费，1050元。这笔并不丰厚的报酬消解了他因辞职而生的焦虑，却也让他心生惶恐——除了服药、抽血之外，自己似乎并未付出任何劳动。

真的只想混口饭吃

一个月后，姜晗宇再次走进另一家医院，接受一种降压药的临床测试。在此之前，两股力量在他的内心反复拉扯——他尚未找到新工作，现实压力无法躲避，但另一方面，上一份试验的知情同意书上写有明确要求，三个月内，试药者不得接受新试验。他不愿破坏心目中严谨规范的医学守则，退一步讲，他也不愿自己的身体承担无法控制的风险。

最终，现实的一面占了上风。为打消自己的顾虑，他反复检索两种药物的信息，确定一个月的间隔时间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后，他走进了医院，但内心仍有负罪感。

此后，每一次接受试药前，他都会反复查阅药物相关信息，评估试药的安全系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只有已经在国外有过临床试验记录，并且未曾发生过不良反应的药物，他才会考虑尝试。

新一轮的深夜卧谈里，他尝试着参与其中。在交谈里，他发现大部分试药者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安全，但迫于生计，他们又接二连三地接受新的试验。

在黑夜的掩护下，试药者们不再努力维持白日里的平静姿态，彼此倾诉着心中的恐慌。一名已经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试验的试药者，担心多种药物的反复累积会突然带来不可预测的恶性反应，总是在黑暗中不停自言自语：我觉得身上绑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

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必要。2007年，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一个名叫王丽英的55岁女子在北京肿瘤医院因脑出血死亡。

听到类似讨论，姜晗宇的本能是反感。他觉得这是滥用自己身体所招致的痛苦，后果理应由自己承担。

但最终，他还是不愿看到这些人的生活被相互渲染的负面情绪所笼罩。他尝试着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不同药物的风险指数。

出乎意料地，这种略显突兀的行为获得了超出预想的信任。相比于医生，他们更愿相信自己的同类。

很快，姜晗宇的名字在试药者圈子里流传开来。在职场竞争中心灰意冷主动退却的他，突然在这群试药者的赞许声中获得了过去3年间从未有过的被认同感。

他曾经努力想让其他试药者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有可能会改善很多人的健康状况，而并非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但每一次费尽口舌的尝试，总是换来消极的回应。2013年夏，一个名叫袁生虎的试药者曾在一次试药者的聚会上将盛满啤酒的杯子摔在桌子上向他大喊：“够了！我知道你很高尚，可我真的只想混口饭吃。”

袁生虎掀起衣服，向他展示小腹上细小的疤痕，那是3年前为了获取1万元受试费，注射抗肿瘤药物留下的印记。针管从他的小腹拔出十几秒后，肚皮突然像被几十根针同时扎着一般，刺痛感瞬间蔓延至全身。口渴、心慌、头痛、心跳放缓，强烈的药物反应接踵而至。原本需要注射3针的试验，也只好就此匆匆中止。

经过反复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心律不齐，但医院拒绝承担责任。直到现在，一旦提起袁生虎的名字，他的怒吼声还会回响在姜晗宇的耳边：

“我自己都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让我怎么相信干这个能去救别人？”

三万VS两千五

一次次挫败中，姜晗宇不再强求试药者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标志之一，便是不再排斥一些“作弊”的招数。渐渐地，他不仅参与其中，还运用自己的生物知识，提供新方法。他们对他的信任因此进一步加深，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为了众人的领袖。

令他感到些许意外的是，除了试药者，一位常常打交道的名叫岳明的试药中介也对他热络起来。每当有新的试药信息，岳明总会第一时间告诉他，有时还会向他承诺比其他试药者更多的报酬。

在北京，各个医院每年累计招募数万人次的试药者，大部分医院会委托中间人发布招募信息。久而久之，庞大完整的中介群体应运而生。

姜晗宇起初并不理解，自己为何会获得岳明如此热情的对待。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中介每次招募试药者，都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在试药者眼中，中介并不值得信任。某种程度上，姜晗宇在试药者圈子里积累的信任感，替岳明做了他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一次，他和岳明闲聊起自己即将参加的一次试验。岳明低声说道，这药有问题，千万别去。几经追问，岳明带着几分犹豫告诉他，危险性较高的药物，给的报酬通常也相对较高。试药者在用圈内人常用的药物危险性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计算后，往往会出于恐惧而主动放弃，试验可能会因为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受试者而被迫延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把报酬压下来。试药者一看，钱不多，估计没危险，反倒去了。”

临了，岳明没忘提醒他：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千万别往外说。

自此之后，当试药者们跟往常一样咨询姜晗宇的意见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坦诚。他很清楚，作为试药利益链上最末端的一环，一旦自己的建议伤及中介的利益，将很难再有容身之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中介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人选，这是试药圈里人所共知的秘密。

一次，他收到了招募艾滋病疫苗受试者的消息，试验为期一个星期，报酬10万元。经过仔细查询，他发现这是一种从未进行过临床测试的新药。对于这类试验，即使报酬极度丰厚，他也从不参加。他几次想要提醒几个朋友千万不要动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一定会引起中介的反感。

他觉得自己似乎背叛了这群对他满怀信任的人。2012年4月，带着难以抑制的纠结，姜晗宇参加了一次戒毒药的试验。试药期间，医生打开了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供他们消磨时间。姜晗宇偶然地在电脑里发现了一份关于这次试验的文档，其中明确地写到：此次试验应向每位受试者支付受试费用人民币3万元。

姜晗宇握着鼠标的右手剧烈颤抖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几天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所写的报酬是两千五百元。

在此之前，他虽然知道试药者拿到的报酬会经历医院和中介的层层盘剥，但从未想到差别会如此之大。三万、两千五、三万、两千五……这两个数字不停浮现在脑海里，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别人赚钱的一个工具，过去两年间在试药者圈子里获得的成就感被击得粉碎。

3个月后，做完那次胰岛素试验，在前同事的推荐之下，他重回了曾经让他心灰意冷的金融业。

摘自《智族GQ》2014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