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及其对语言学习机制的诠释：一个有关语言习得、理解以及生成的理论

官群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5)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及其对语言学习机制的诠释：一个有关语言习得、理解以及生成的理论

官群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5)

具身认知语言学认为，感知动觉系统对于语言习得、理解以及生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动作之间连接的神经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介绍了动作控制的认知模型如何解释语言现象，即神经网络的海扁学习(Hebbian Learning)能支持言语产出和行为控制之间的关联；最后，阐释了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如何诠释语言习得、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机制；针对外语教学与实践，文章建议从建立心理模拟入手，利用动觉系统指导心理模拟良性循环，并伴随手势语加强学习效果。

具身认知；心理模拟；感知行动；习得；理解；生成

1.0 引言

行动与语言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从历史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1992[1641])到当代哲学家福多尔(Fodor，1975)，都认为语言是独立于感知和行动之外的行为，它使人类跟众多只有感知和行动的动物区分开来。但是，在语言进化和神经生理学以及行为研究中，都体现出语言和行动之间鲜明的关联性(Gentilucci & Corballis，2006；Rizzolatti & Arbib，1998；Rizzolatti & Craighero，2004)。行为和运动研究已表明了动觉反应的调节是与语言材料的内容相关的。而且，动觉的激活是在刺激呈现之初，即在听觉颞叶区受到刺激之后的22毫秒就会产生一个正波(Pulvermuller，2008)。这一早期激活的现象与语言理解中具身模拟的解释相一致(Gallese 2007, 2008)。

目前，大量来自神经科学、认知发展科学以及行为科学的实验数据均表明，人类处理语言信息的时候是跟感知和行动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具身模拟的基础(官群，2007；雷卿，2012；尚国文，2011)。本文首先揭示动作与语言关联的神经语言基础，然后提出一个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最后利用这一语言观解释语言习得、理解和产生的过程。

2.0 神经生理学和语言动作的关联

近来，在人类和灵长类大脑中发现的镜像神经元，拥有一种内隐的、映射他人动作与情态的功能，被认为是人类共情能力的神经基础。实际上，这个镜像神经元系统或镜像机制正是跟行动为基础的语言理论的发展相关的。Mukamel et al.(2010)利用人类单细胞记录的研究方法，已经验证了镜像神经元在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中的存在。

镜像神经元是在动物使用手或口执行与物体相关的行为时，或当动物观察到客体进行了相同或类似的动作行为时，就会开始放电。导致镜像神经元放电的，不是要完成该动作所需要的具体的运动，而是具体的、与目标物体有关的动觉行为。在镜像神经元系统或镜像机制中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前运动或顶叶的镜像神经元不仅仅编写着一个所执行的动作或所观察着的动作的编码(如抓起一个物体)，而且还为整个行动的意图进行编码(如将抓起的那个物体放进口中或某个容器中)(Fogassi et al.,2005;Bonini et al.,2010)。最近的研究表明，前运动镜像神经元的某些部分，比如皮质脊髓束，当被观察到的行为是不及物的情况下，这些部分会在行为被观察时发放抑制电波。研究者认为抑制镜像神经元放电或许涉及到在行为运动观察过程中对自身运动的抑制。

镜像神经元系统或镜像机制实际上是一个等级层次组织。在高等层次上，比如说前运动皮层(Rizzolatti & Craighero，2004)是行动的意图控制中枢，比如，“抓起来”表示准备去吃。在低等层次上，这些意图就通过与目标相关的一套整合的动觉行为过程来实现，比如抓、拿、递、直到放入口中，这些行为动词，以不同方式组合构成了表达不同行为的句子。这些行为句子包含了临时组合成的一系列动作，正确的组合则构成了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在我们对语言解释中，可以利用这个等级组织来解释人类句法的框架形成。

如果说镜像神经元系统或镜像机制在猿猴和人类身上都存在，那为什么只有人类有语言功能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与猿猴和其他类人猿相比，人类是超社会的，尤其是，他们具有高度发展的主体目的性，即具备群体之间的目的共享能力，使得人类之间进化出了语言功能；第二，与猿猴和其他类人猿相比，对人类手的控制(使用布罗卡区)，要求人类具有复杂的层次控制结构，这个结构为语法结构的产生提供了模板，下文将阐述人类语言框架的形成机理。

3.0 动作控制理论

Wolpert et al.(2003)创立了有关动觉控制的理论，其中有两个模型理论是有关动觉控制的：一个是控制者模型，一个是预测者模型。控制者模型能够计算如何利用上下文包含的动觉命令来完成目标；预测者模型能够预测包括动觉和感觉后果在内的效应；预测者是使用控制者生成的命令。也就是说，相同的一个动觉命令，被发送给身体并生成动作的同时，也被发送给预测者来生成预测机制。这一预测机制可以(1)在人体获取感知反馈之前便迅速地矫正动作；(2)通过比较预测与实际的感知反馈来决定运动是否是成功的；(3)提高感知的准确性；(4)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预测与实际的感知反馈，从而生成一个警觉提示信号用于学习提高。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个生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限的词和句法规则可以被用来生成无限数量的句子。在交流中，这些句子必须通过大量的限制进行编码，比如谁正在对谁做什么时需要涉及到数量、性别、体态、时态等信息。但是，多种组合之后构成上下文畅通合理是一件困难的事。比如，锤子和拖拉机都是工具，都是在农场上出现，也都可以被踩到，但是这两个概念和“梯子”这个概念的关联都很小，在这句话中“由于梯子断了，农夫脚踩着锤子/拖拉机去给粮仓外墙刷漆”，只有拖拉机这个词在上面的语境中使用合理(Glenberg & Robertson,2000)。因此语言具身论解释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能够生成一个上下文合理的语义。只有这样，词组的搭配和使用才有助于交流，而不是仅仅符合句法规则。

为了生成一个上下文合理的语义，有助于交流的一些词汇组合必须合情合理，这是动觉控制很盛行的一个原则。事实上，通常的假设是，动觉系统已经解决了如何通过目标导向引发一个个动觉行为，而不是用运动来生成上下文合理的语义行为(Rizzolatti et al.,2000;Umilta et al.,2008)。奇妙的是，聪明的人脑充分利用生成符合语境的行为，去解决另外一个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生成符合语境的语言。Gallese & Lakoff(2005)称这个现象为“神经征用”，而Anderson(2010)则称这个现象为“神经重新利用”。

动作控制理论也在语言理解上得到了证实。事实表明，调整一个行动将能产出对语言理解作用的效果。比如说，让受试做出手臂靠近和远离身体的运动，同时理解一些描述靠近和远离身体的句子，手臂的运动如果和句子描写的运动方向相反，理解速度将减慢；反之加快。这一行为实验的结果说明了对行动的操控将影响人们对于语言理解的速度。

4.0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集中在动觉系统中，这一观点已被行为主义所质疑；第二，语言必须要考虑不是肌肉运动的结果，而是空间的表征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Mandler,2008)；第三，感知动觉的解释是如何处理复杂的和抽象的概念的。

4.1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对与行为主义的扬弃

对于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的误解，就是看似推翻了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语言观。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即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注重行为和对行为的控制，对于动觉系统的征用看似等同于条件-反射中的反射；体现语言知识的机制是关联，这种关联是对语言产出的控制及对语言意义相关的行动产出的控制。

尽管如此，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远非简单意义上的条件反射机制，主要有四点表现：第一，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等级结构而非序列结构基础上的，因此会产生更加复杂的语言和行动机理；第二，学习机制是以预测以及预测与感知反馈之间的差异为基础的，因此学习才会更为有效，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奖赏机制；第三，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的高层模型体现于显性符号系统，来自于直接经验，作用于思想行为之上，是具有预测信息的；第四，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中，语言理解的重要元素是预测模型的预测机制，比如对于“饮水”这个描述的理解包含了各种饮料的味道和如何解渴的预测感。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与条件反射机制的这四点不同，解释了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不仅仅是词语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关联，还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关联。

4.2 基于动觉的非动觉过程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一直注重动觉处理，原因有二：第一，认知的原始功能就是对行动的控制。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需要生存和延续，这些行为都需要具体的行动。人类的神经系统对多元细胞生命体之所以关键，就是因为人类的神经系统能够执行和表达积极的动作(Llinas,2001:15)。因此，尽管大脑具有感知情感等重要的功能，但这些功能都是为行动服务的；第二，人类为控制具体情景行动的那些系统被用来控制具体情景的语言(Anderson,2010；Gallese,2007,2008)。

尽管如此，正如有效的行动需要协调其他基本的系统一样，语言需要感知、情感系统的协调。比如，听觉激发了布洛卡区的控制和预测的镜像神经元。这些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需要颞叶皮层的听觉和语言处理系统的作用。同时，在观察他人行动时激活了执行区的镜像神经元以及支撑功能(affordance)的普通神经元。因此，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认为，对行为词的皮层处理起始于侧裂周围区(peri-sylvian)，然后延续到包括布洛卡区的前运动区，最后到运动皮层。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赞同Barsalou(1999)的模拟观，这些模拟是建立于感知动觉区的神经行动，并在最初的感知和学习中被征用。比如，模拟要吃苹果的动作，将会征用处理形状和颜色的视觉皮层，而拿苹果的运动前运动皮层。一个高程度的预测机制跟这个模拟动作几乎完全相一致，而一个低程度的预测机制跟部分模拟这个动作相一致。

那么，对于非动觉的过程而言，比如音乐和视觉艺术，是如何起源于动作控制呢？答案很简单，音乐欣赏可以通过动觉模拟被增强(如哼着小调)和音韵预测(对节拍的吻合预测)；视觉艺术的欣赏则取决于镜像神经元机制的激活，然后激发了移情理解机制。因此，审美性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受动作控制的，而是跟镜像神经元的激活是相同的，体现了动觉过程的参与。

4.3 符号操控视角及抽象语言功能

语言是通过符号(即词汇)和操控符号的规则(即语法)来生成的，具有多产性和组合性。利用符号和规则在阐述语言的抽象意义方面遇到了困难。然而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则弥补这一不足，它在感知动觉和符号系统之间建立了纽带，并建立起控制和预测机制。控制机制操控着语言的习得、生成、理解，预测机制则解释了操控语言的习得、生成、理解的可能性。这些都受符号操控视角的影响。

视角是语言使用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我们都有自己的身体，身体在一个给定的视角下经历事件，也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眼睛中观察和经历。视角的维度包含角度和功能，角度是指观察和经历事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功能是指一个人扮演不同角色。Tomasello(2003：13)讲到，“人类使用语言符号的方式是建立一个明确的感知或动觉的认知系统——尽管经历的事件是支离破碎的或者是时间凌乱的——人类都从自己的视角去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观察这个世界。”但Tamasello没有提到从多个视角去建立感知和解释动觉，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却提出了对于视角的多方面的解释。对于相同的事件的不同的视角预测能够提供事件的不同的组成成分。比如“给予”这个行为，预测机制将会生成一系列的期待，包括从对接受者的注意、对事物的注意、对接受人拿物品的注意等一系列动作期待。也就是根据不同的视角，预测机制会生成组成事件的不同环节。

根据视角的定位，可以关注具体的事物也可以关注抽象的事物。抽象的事物也可以与某种关系联系起来。一个抽象的意义，比如“事实”、“美丽”、“拥有”，对这些抽象的概念的理解要求对一定的情景采取一个角度进行预测。比如“事实”是表达了可以被感知的情景与对这个情景的描述之间的关系；比如“美丽”是表达了可以被感知的情景与敬畏的情感之间的关系； 比如“拥有”是表达了事物与如何对事物进行处理的权利之间的关系等。动作控制理论对于学习预测的机制，足以表达了这层对于抽象事物的关系。再举一例，如因果关系。理解A导致了B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就是情景A很大概率下后面会紧随着情景B。再如踢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如果踢了则运动就会发生。

5.0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对语言学习机制的诠释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能揭示语言的习得、理解及其产出的基本机制，下文将以儿童语言现象为例进行具体论述。心理模拟是语言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不争的事实(官群, 2007)，从这个认知机制角度而言，成人外语学习机制是类似于儿童语言学习机制的，因此文章将从心理模拟的动觉系统的建立、动觉系统对心理模拟的指导，以及手势语作为心理模拟构成的要素三方面，展开具体阐述，希望对我国外语学习与教学有所启迪和借鉴。

5.1 语言习得：利用动觉系统建立心理模拟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首先揭示了词语的习得就是将语音(发音)和语义(行动)联系起来。具体而言，名词的意思建立在基本动觉行为的基础之上(grounded)，而行为是把注意力放在名词指代的事物上，根据注意前摄动作的理论(Awh et al.,2006)，注意力就是指向事物的动觉计划的准备，当眼睛看到所指事物的时候这一准备就被实现了。

让我们来首先考虑儿童是如何把一个名词和描述这个名词的动作模型联系起来的。如bottle(瓶子)这个词，我们假设这个儿童已经具有一些跟事物接触的能力，在父母跟儿童交流的时候，他们一般在向儿童介绍一个事物体的时候，用动作引起儿童对这个事物体的注意力。提及一个名词(“瓶子”)时，对应的动作(如“看瓶子”、“指向瓶子”、“手拿瓶子”等跟瓶子相关的动作)会在镜像神经元中被激活。这时海扁学习发生了，控制发音的神经元和行为控制的神经元同时产生动作电位，或是说神经元被同时激活，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结就会变强。儿童在听到“瓶子”这个词时，语音镜像神经元被激活，控制机制将移动眼睛去看瓶子直到看见它为止，同时部分程度上还激活了伸手去拿瓶子的镜像神经元。移动眼睛的动作是低层次行为，而一旦看到瓶子之后这个移动眼睛的动作就停止了，另外一个更高级的行为被激活，那就是伸手去拿瓶子。但是如果谈及的事物和事件不在人们的可视范围内，控制机制就会生成一个期望或假想，相同的语言和行动的关联就会发生。

相同，对于动词的习得也是这个原理。如果一个儿童知道什么叫“喝”或许就已经懂得了“喝”这个动作。当儿童在喝的时候，父母会说“喝，喝，喝得好”之类的话。儿童的语音镜像神经元也会被父母的语言所激活，海扁学习便开始建立了“喝”的行动控制和发音符号对应的动觉表征。然后，如果父母说“喝你的奶瓶”，这个儿童已经学过了“奶瓶”这个词，便会把注意力指向奶瓶，拿起奶瓶，开始喝。然而，如果孩子仍旧不知道“喝”是什么意思，便不会实施“喝”的动作。这个时候父母就会对孩子说，“看，这就是喝”，然后假装做出从奶瓶中喝的动作。因为孩子早就会喝这个动作了，因此父母再一次建立起了海扁学习的程序。

行动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儿童如果理解了对应的动作，将能够更精确并流利地习得动词。对MacArther的儿童发展量表(Child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的分析表明习得动词的优势是必然的，即习得一些动作(如喝、扫、读)和产出一些动词的年龄之间的相关极强，但是习得动作和产出动词语言的时间差异大约在一年(Buresh et al.,2006)。为什么会有这一年的差异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儿童理解语言在先，而产出语言在后(Childers & Tomasello,2002)。部分原因在于儿童必须对发音器官进行适应和挑战。同样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中理解语言和实施语言之间也会有时间差。在现实生活中，习得名词比动词要快(Gentner，2006)。原因之一就是动词比名词多变。上述例子中，习得“喝”这个动词，比习得“奶瓶”要麻烦得多。因为“喝”这个动词涉及到定位、伸手、抓、移近身体、添、吞咽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相比之下，学习“奶瓶”这个名词仅仅涉及到定位和抓两个动作。

因此，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做出了以下预测。儿童对已经接触过的事物和动作的习得要简单。在相同的接触经历的背景下，学习动词和名词的速度会有差异，习得名词快于习得动词。

下面我们谈及儿童如何习得较长的句法单元。前提是儿童对名词和动词已经学会了。至于句法中的其他一些词，如介词、副词和形容词，儿童当然也有相应的习得发展规律，不在这里论述。对于句法单元的习得假说有三个部分：第一，实施行为达到语言执行功能的目的；第二，语言成分以一定方式组合并产生一定的交流目的；第三，句法是通过对多层次的行为控制，从而产生对发音和发音反馈多层次的控制。

举例说明，儿童是如何学会“给予”和“双宾语结构”的呢？假设儿童早已经知道(1)如何跟不同的物品交流(如奶瓶，杯子，饼干)；(2)知道这些物品的名称；(3)知道如何做出“给予”这个复杂的动作。假设儿童听到爸爸说“给爸爸杯子”。听到爸爸，儿童把眼光放到爸爸的身上，准备交流；听到杯子，儿童把眼光放到杯子上，准备行动。但是如果儿童还没有把“给予”这个词和任何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他就不会执行“给”的动作，这时儿童会一直手拿着杯子，爸爸会反复说“给爸爸杯子”，并且爸爸会一边说一边伸胳膊和手向儿童要杯子。爸爸伸手要这个动作会激活儿童的控制系统去伸展开她自己的胳膊。儿童实施“给予”的这个动作还建立在以下的一些低层次的动作基础之上(1)注视说话人；(2)定位物品；(3)伸展胳膊；(4)抓紧物品；(5)再次注视物品的接受者并伸展胳膊；最后(6 )释放杯子。当儿童听到了一个新的句子“给爸爸奶瓶”。当听到“给”时，与之对应的发音镜像神经元就被激活，因为爸爸在说，所以就不会预测是“奶奶”或“妈妈”在说，因此只有“给爸爸”的动作模型被激活，其余的其他动作模型被搁置一边。然后儿童看着爸爸，期待着下面的一个词会是“杯子”、“碗”、或者是“勺子”，但是都不是，而是听到了“奶瓶”，于是儿童在其他四个动作模型中反复核实，同时实施动作(1)看(2)移动眼睛到物品上(3)伸手拿物品(4)抓物品(5)伸开手臂，直到(6)释放物品。因此成功实施了“给爸爸奶瓶”的语言动作。因此，儿童是在整合各种可能的动作模型过程中成功实施动作，而不是直接对抽象的句法规则直接掌握。

总而言之，尽管已经学习了一些语法规则，但是最关键的是学习了足够多的有关“给予”的动作模型，然后归纳出规则，并且对未学过的句子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学习者的行为与已经学过的抽象结构相一致。成人外语学习的过程就是从名词、动词、句法、语义一步步发展积累起来，关键的是一些特定的词语的固定搭配，如果学习者能够像条件反射一样形成对固定字、词和句的海扁学习，建立动觉为主导的心理模拟机制，就能够建立比较牢固的神经词汇和语义网络，这是成功外语学习的基础。

5.2 语言理解：利用动觉系统指导心理模拟

很多的研究者提出了语言的理解是一种利用动觉进行模拟的过程(Barsalou,1999；Gallese,2007，2008;Gallese & Lakoff,2005;Glenberg & Robertson,2000)。这里我们提供一个如何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产生模拟的实例，确切地说是如何产生语言理解的例子。试想一下这个例子，对于孩子来说，读一个句子就像在读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女孩给马一个苹果”(The girl gives the horse an apple.)。为了想了解故事的这一部分，她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采取实际的行动。一听到“这个女孩”，这个孩子的语言发音镜像神经元刺激了发音控制的同时，也激活了相关的行为控制。这种控制产生的动觉指令和女孩相互作用。其中之一的指令就是移动眼睛知道这个女孩被定位。“这个女孩”模型的预测者用效应副本(efference copy)产生感知结果(sensory consequences)去定位这个女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预测对应的是“一个女孩”的心智图象(mental image)，而这正是形成心智模型的初步的阶段(Johnson-Laird,1989)。

一听到“给”这个动词，含有“给”这个动作的语言发音镜像神经元便会被激活，这些模型将会和带双宾语的“给”相关联(比如上面给出的例句)，其余的会和带介词的“给”联系在一起，如“这个女孩把苹果给马”(The girl gives an apple to the horse.)。“给”和语境里的其他因素结合，有可能激活生成了许多双宾模型。这些模型将会预测很多诸如爸爸、妈妈、老师、狗等不同的接受者。设想一下如果孩子从未听过关于“把苹果给马”这个句子，但是他却知道马是什么。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带有双宾的预测者预测下一个要被命名的宾语时，(1) 都需要一个新的定位(比如说给爸爸、妈妈等)，(2)被重新定位的物体需要一个词形学(morphology)来接受“一个苹果”(如一只手或是一张嘴)。对比之下，介词的模型将预测下一个宾语是承受“给(如一个苹果)”的内容。

一听到“马”这个词，便知介词模型所预测的不成立而不会被进一步地考虑。语言发音镜像神经元逐渐激活比较低层次的模型，这一模型涉及“马”一词的控制行动；同时，移动眼睛定位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里，“马”的心智模型将会被建构，而这一模型来自于“马”的模型所预测的感知反馈。因为，“马”模型被激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预测(如“爸爸”、“妈妈”)无法成立。因为关于所知道的“马”的行动可以符合双宾控制结构，因此可以继续理解。换句话说，一听到“一个苹果”，语言发音镜像神经元激活了“苹果”模型，双宾语模型促使眼睛移动回到了施动者并且也预测“苹果”施动者手中这一感知反馈。最后，双宾语把注意力(所计划的眼睛移动)从“在手中的苹果”转移到了“马”一词上。

这种对理解过程的描述展现了语言理解的普适性的机理。相同地，在外语学习中理解就是把一系列通用的语言符号，通过行动进行另外一种符号化的转换和生成，并组合在一起的过程，因此这些行为可能达到了一个较高层次的目标(如“给”的动名词形式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语言现象)。而且，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习得观理论中，虽然动觉系统引导理解，但它不是唯一的引导者。有时需要感官定位与视觉形象的匹配，有时需要动觉与非动觉的结合，还有时需要建立完整的心理模拟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与语言交流的目的源进行融合，形成指导性的心理模拟的机制，这个指导性心理模拟机制是外语能力成功的驱动力。

5.3 语言产出:手势语作为心理模拟构成的要素

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还可以对语言产生进行分析，如句法启动(Chang et al.,2006)、对话中的交互排列(Pickering & Garrod,2004)和手势语。事实上，由于空间的限制，手势语更具有特性和代表性(McNeill,1992)。手势语是谈话内容要素，如指向物体、用手描绘物体的形状和移动路径以及用特定的场所来隐喻一些构想(如过去)。

大多数人在谈话时都会做手势，并且手势与语言有严格的同步性。甚至一个盲人和另一个盲人谈话时也会伴有手势(Iverson & Goldin-Meadow,2001)。手势能够促进语言的生成(Krauss,1998)和理解(Goldin-Meadow et al.,2001)。Gentilucci等人的研究表明语言的产生与手臂和手的动作密不可分(Gentilucci & Corballis,2006;Gallese,2007,200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Bernardis & Gentilucci(2006)的研究表明当单词和意思一致的手势(由手臂动作产生)同时发生时，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当单词发音与手势同步时，语音谱的第二次共振峰会更高。当一个毫无意义的手臂运动在同一个节点出现时，第二次共振峰并未出现任何变化。相反，做有意义的手势语对伪词的第二次共振峰也未产生任何影响。这就表明，当手势是用来观察而不是表现时，对语言交流不会产生负面作用。总之，口语与用于交际的、具有符号元素的手势语在交际系统中是紧密相连的。

在布罗卡地区把交际时的手臂动作视为“说话”，而这已被BA44用反复的经颅磁刺激证明了(Gentilucci & Corballis,2006)。为什么说话和手势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从BA44展示的镜像特征中，可以推断用于交际的手势语和需要用发声来表达的词语，通过具身模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BA44之中社会交往的“媒介”和“内容”似乎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Gallese,2007,2008)。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习得观中，说一个字可以激活相对应的行动，只是人们往往会禁止(控制)自己的行动。根据Hostetter和Alibali的观点，以下是手势不能完全被禁止的原因：因为说话需要发音人的行动，所以“控制”不能禁止所有的行动。因此，当一个人说话时，不时还会伴有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而不是发音者)被定义为手势(Fadiga et al.,2006)。假设在布罗卡地区同时控制人们的语音发音和手的行动，那么可以说，在说话过程中禁止手的活动比禁止发音要难得多。

手势可以帮助发音(Krauss,1998)。采取行动(或者与手势语相对应的行动)相当于开启了一个行动控制器。反之，这也刺激控制器使之产生了相应的单词。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也对手势如何促进语言的理解给出了建议。一看到说话者做一个手势，倾听者的镜像神经元就会产生共鸣，从而激活了听者对相关概念的控制和预报。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手势不一定只激活一个模块。但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模式的假定之下，手势语可以与说话和上下文信息相结合，大大地降低了需要被模仿的不确定性。这正是提高言语理解力(Galantucci et al.,2006)并消除误解的关键(Kelly et al.,1999)。

显而易见，在外语学习和表达过程中，手势语促进了语言的理解和生成。在描述物体、表达意图、指点方向、强调重点、回复信息等等语用现象中，手势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外语表达中，它可以消除误解，是成功外语交流中心理模拟的重要元素。

6.0 总结

首先，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提供了一个等级的、目标导向的行动控制机制和预测机制，用来解释语言的习得、理解以及生成。目前认知脑科学、发展认知科学、行动科学甚至人工智能科学都在为语言的行动基础不断探索，合理地运用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语言学现象就能与感知动觉现象紧密联系起来，一切语言习得、理解以及生成现象便可以变成人类主动去创建可以感知的概念的过程。

其次，行动为基础的语言观为外语学习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启迪和借鉴。第一，外语学习的心理模拟机制的建立，应该从动觉系统开始；第二，利用动觉系统指导心理模拟的良性循环，促进语言理解；第三，发挥手势语对于语言习得的心理模拟的具身体验，如从动词、名词以及句法结构的具身体验感知学习出发，增强语言的理解与生成的动觉反射和模拟程度，伴以手势语的运用加强神经元的共鸣、控制和预报，最终达到语言认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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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based Language Theor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n Language Learning Mechanism：A Theory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GUAN Q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875, China)

Embodied cognition claims the importance of perception and action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action-related account of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inguistics and neuroscience, and then introduces a cognitive model to explain language phenomenon, i.e., Hebbian Learning principle could support the neuro-network association between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action control.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action-based Language theory and discusses its interpretation for language mechanism of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ree advices, i.e., to establish the motor-centered mental simulation, to adopt the motor system to direct the mental simulation, and to use the gesture to enhance the language learning effect.

embodied cognition; mental simulation; perception and action; acquisition; comprehension; production

2013-08-2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BYY070)，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教育部重点课题(项目编号：DBA120179)，冶金工程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基金(项目编号：YJ2012-019)的阶段性成果。

官群(1977-)，女，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美国佛州大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

H0-05

A

1002-2643(2014)02-003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