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黄帝内经》阴阳理论的逻辑思维方法

孙可兴，张晓芒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071）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的大成之作，也是现代中医理论的源头与基础。在当时科学与技术手段比较匮乏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阐释生命现象和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内经》将中国古代哲学所独有的“阴阳”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赋予浓厚的医学特色，建构了独具传统意象性特色的阴阳理论。《内经》阴阳理论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是解说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学说的最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探析阴阳理论的哲学本质和逻辑特征，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不仅可以为把握《内经》医学理论找到一把钥匙，而且对于系统理解中医理论的思维特征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一、《内经》阴阳理论的基本内涵

《易传》明确提出了阴阳的概念，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阴阳作为一种观念，来源于人们生产生活中的观察，而作为哲学范畴，则是中国古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系辞下》）的取象思维的思辨成果。

阴阳概念从一开始就被自然而然地引入医学领域，广泛应用于《内经》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等学说体系中，成为其建构理论体系最基本的概念和思维模式之一。《内经》的成书不仅标志着阴阳学说医学化的完成，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内经》指出：“何谓日醒？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灵枢·病传》）一语道破阴阳问题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可以说，阴阳是《内经》最高的立论基础和思维法则。

（一）《内经》将阴阳之气看作人体生命的根本

《内经》所论阴阳，其实就是人体阴阳二气的变化发展和对立统一。“阴阳学说的形成，是以阴阳与气范畴结合，形成元气阴阳学说为标志”［1］116。《内经》不仅承认并接受了古代哲学所谓的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思想，认为“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而且进一步强调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也在于阴阳二气的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并由此对人体之阴阳划分进行了具体描述：“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素问·金匮真言论》）这些论述不仅为脏腑阴阳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说明人体构造，解释生理、病理变化和进行诊断、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内经》还指出治疗疾病的根本和养生的终极目标是阴阳平衡，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从而凸显了其阴阳理论的核心之所在。

（二）《内经》对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具体

《内经》不仅揭示了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是生命存在和生息变化的根本，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而且还从人体阴阳的不同方面深入探讨了阴阳对立统一关系，丰富了其阴阳理论和医疗实践。

一方面，由阴阳对立关系出发阐述了阴阳相互交感、对立制约、消长转化的特性。“天有阴阳，地有阴阳……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素问·天元纪大论》），提示阴阳交感相错促进人体生化的道理；又，“阴阳相薄”、“阴阳复争”（《素问·脉解》）、“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以及“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素问·生气通天论》），揭示了阴阳反映在人体病理方面的相互制约与对立，并以阴阳消长来形象地比应疾病的变化发展态势，如“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素问·脉要精微论》），“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另一方面，由阴阳统一关系出发，阐述了阴阳相互依存、相互为用、互含互藏、反照自和的特性。如“夫柔弱者，必有刚强”（《灵枢·五变》），“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明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生相成，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又提出“动复则静，阳极反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灵枢·论疾诊尺》），不仅认识到阴阳相互转化的特点，而且意识到阴阳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规律性的过程。此外还探察到阴阳信息传变，相互反映，以阴知阳，以阳见阴的阴阳反照规律：“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灵枢·外揣》）这种建立在阴阳辩证基础上的间接认识方法，对于解剖和实证科学匮乏的语境下建立医学理论体系来说意义重大。

（三）《内经》更加强调阴阳的统一

《内经》在说明阴阳对立、斗争的同时，更加强调统一，强调保持人体阴阳的稳定和平衡状态。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提示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就应该“和于阴阳，调于四时”（《素问·上古天真论》），因为“夫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以此说明阴阳和合是生命存续及健康的必要条件。这是《内经》阴阳学说的理论旨归，也是其强调人体必须以固养正气为重的内在根据。受其影响，张仲景将由王充首次提出的“阴阳自和”的命题引进中医理论，以表达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某些疾病不治自愈的现象及其生理机制，对中医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于现代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医学都仍然具有普遍意义。

二、《内经》阴阳理论的逻辑建构与方法呈现

《内经》阴阳理论的建构呈现出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理论形态，对其进行一一解读可以深化对阴阳理论的认识，为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丰富的方法论依据。

（一）《内经》的阴阳属性及其分类方法

《内经》高度重视分类方法在阴阳理论中的应用，以此规定阴阳的属性特征，提出了阴阳的分类依据，对阴阳进行了多层次的分类。

如：“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水火的特性进行推类以表述阴阳的不同属性，认为水的寒冷、沉静、下降集中反映了阴性的本质特征，而火的炎热、升腾、轻浮则集中表达了阳性的本质特征。这种相对甚或相反的属性使得阴阳成为矛盾统一体。

《内经》根据阴阳的属性特征提出了分类依据。“所谓阴阳者，去者为阴，至者为阳；静者为阴，动者为阳；迟者为阴，数者为阳”（《素问·阴阳别论》），用阴阳二气去至的运动情形、动静的状态情形及脉搏的迟数情形来确定阴阳的类别，体现了阴阳分类的思维特点。根据这一分类原则，《内经》对诸如人之阴阳、人身之阴阳、人身之脏腑中阴阳等均作了具体的分类描述。阴阳二分法贯穿于《内经》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促进了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长期指导着中医诊疗实践，而且使中医理论具有了多姿多彩的逻辑思维形态。

（二）取象比类逻辑方法在阴阳理论中的应用与呈现

目前学界比较认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维’为主导”［2］。取象比类作为《内经》阴阳理论的一种判断形式，已然因语义解释与语用运作的统一具备了推理的内涵。因为“在具有先秦传统的知识论中，作为一种得到辩护的真实信念的‘知识’，以‘S知道P，当且仅当：（1）P是真的；（2）S相信P；（3）S的这一信念得到辩护’，不断复制、放大，成为了一种百家争鸣中的公共知识……并使在传播过程中所概况出来的‘推类’法式，成为一种舒适、自然、方便的具体的由言事而论道的思维推导方式”［3］。

如“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即是取自然界的阴阳升降之象来推类人体清阳、浊阴二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又如“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借助天地、男女、水火的不同特性对阴阳二气的性质与功能进行描述，形象地揭示了阴阳二气的燥静、生长、收藏等性质特征。

这种将两种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事物之“象”进行类比，从而找出一定规律的推理方法，“是人们推求新知的重要思维方法”，“是《内经》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逻辑方法，它对于《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377－378，也使阴阳理论的建构显得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

（三）归纳方法在阴阳理论中的应用与呈现

从传统逻辑视角看，归纳推理是以个别或特殊性知识为前提推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这种推理的实质是归纳概括，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从认识个别的事物开始进而认识事物普遍规律的思维过程。如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就是用具体事实说明一般性道理的归纳方法。由于归纳推理的前提往往是从经验材料中获取的，一般都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以此映射《内经》对通过调理阴阳来进行养生的论述：“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丛阴阳，分别四时。”（《素问·上古天真论》）通过归纳得出了上古这些得道之人之所以在养生方面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都善于理解和把握阴阳之理的结论。这种无反例证伪的完全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对于人们的养生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又如对于疟病病因的归纳分析：“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素问·疟论》）疟疾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呢？从阴阳关系看，是由于阴阳二气的移易交争。因为阳气并入阴分，则使得阴气实而阳气虚。阳明虚则寒冷发抖，太阳虚则腰背酸痛，三阳俱虚则痛彻骨节。至阳盛之时，又由寒转热，热甚则伤气耗津；从发病过程看，夏天伤于暑气，邪热潜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当邪热外出，遂使汗孔疏松，腠理开泄，或遇秋凉，或遇寒湿，则风邪水气乘虚而入，滞留于卫气所在之处。卫气白天行于阳分，夜间行于阴分，邪气便随卫气交替，于是造成内外交迫，一日一作。这就从阴阳二气移易交争的角度对疟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分析，使人们对疟病产生的原因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这种对于因果过程的分析，展现了因果归纳方法的自觉应用

再如，从自然界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属性出发，将人体脏腑组织进行了阴阳关系的描述和阴阳属性的划分，由此出发论证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治疗和预防，从而对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有效的理论印证。“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素问·金匮真言论》。这种以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属性为标准所进行的划分，其划分是相称的，根据是同一的，使人对人体脏腑组织之阴阳关系和阴阳属性有了清晰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对由此产生的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及治疗和预防适用范围的理解。《内经》对于这种划分方法也有所总结：“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素问·标本病传论》这种划分不仅应用了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而且也蕴含了由事物的一般属性出发推论个别事物属性的逆向思维的演绎推理过程。

可以说，《内经》阴阳概念“是对自然界各种具体矛盾的总结和抽象，具有最大的抽象性”［5］，它以阴阳这一概念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药物性味归经等的分析归纳，建构起了富有特色的阴阳理论。

（四）比较法在阴阳理论中的应用与呈现

科学比较的客观基础和逻辑前提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由于事物的差异和同一往往不仅表现在现象上而且表现在本质上，随着认识的深化，比较必然有一个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过程。对此黑格尔有过精彩论述：“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种情形在自然科学里特别显著。”［6］253－254表象相似的事物可能本质恰恰相反，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的事物又可能本质是相同的。科学的比较就要做到发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善于从现象比较上升为本质比较，随着思维进程的不断推进，比较的方式、对象与范围也处于一个不断推进的理论过程。

《内经》比较法的基本形式可归纳为“别异比类”、“揆度奇恒”、“智者察同，愚者察异”三种，呈现着自身的逻辑特征。以“揆度奇恒”为例，“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素问·疏五过论》），强调将天时、人事、阴阳、脏象、脉色等进行比较，达到全面认识和诊治疾病的目的。

那么，比较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内经》给出了答案：“圣人之治病也……揆度阴阳，奇恒五中。”（《素问·疏五过论》）即按照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变化规律来比较和鉴别病人的正常与异常情况。这种比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对比，也就是对比分析法或称比较分析法，即把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数据进行比较，从数量上展示和说明研究对象规模的大小、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以及各种关系是否协调。在对比分析中，选择合适的对比标准是十分关键的步骤，选择合适，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选择不合适，评价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达不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评价的目的。

如对阴阳的比较，通过阴阳的偏盛偏衰来认识病变的“太过”与“不及”。所谓“阴阳均平，命曰平人”（《素问·调经论》），“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以阴阳为尺度，对脉搏跳动次数和尺寸、浮沉、滑涩、急缓状况进行比较，对病位深浅、病情轻重情况进行比较，对营卫气血盛衰进行比较，对寒热、虚实程度进行比较，等等。又如，“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指出了经脉尽管分阴阳，但作为气血的通道，其本质是相同的，其作用都是沟通气血表里上下的联络。这种异同互证、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比较原则是《内经》认识生理活动和疾病变化本质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治疗原则的方法论依据。

此外，《内经》还提出了“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观点，对比较法进行辩证分析，深化了对比较法的认识。《内经》指出：“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故同出而名异耳。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察同”、“察异”之说得到后世医家的高度重视和发挥。杨上善：“察，观也，智者反物观道，愚者反道观物”（《黄帝内经太素》）；王冰：“智者察同欲之闲，而能性道；愚者见形容之异，方乃效之”（《黄帝内经素问注》）；吴昆：“智者察于其同，先期而知持满，愚者察于其异，耗竭而后修为”（《黄帝内经素问注》）；张介宾：“智者所见皆合于道，故察同，愚者闻道而笑，而各是其是，故察异”（《类经》）；张志聪：“智者省察其阴阳同出于天真……愚者止知名之有异”（《素问集注》）；李中梓：“智者洞阴阳之故，故曰察同，愚者徒知强老之形，故曰察异”（《内经知要》）；高世栻：“察同者，于同年未衰之日，而省察之，智者之事也。察异者，于强老各异之日而省察之，愚者之事也”（《黄帝素问直解》）；张倚：“智者察同，则知损益之源，愚者察异，但观壮老之节”（《素问释义》），可谓见仁见智，异彩纷呈。中国逻辑史研究认为，这段话“是就养生之道讨论逻辑方法的”［4］380，即通过比较，在众多的相同之中发现差异；同时又在众多的差异之中找出共同。按照上述医家的解释，似乎察同为上，即寻找的是“皆合于道”的“阴阳之故”、“损益之源”，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察异为下，只关注具体的细枝末叶的东西，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从逻辑方法上看，其实察同和察异应该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具体又哪来抽象，因此“同”、“异”皆为道。以阴阳为例，如果不知阴阳之变、之化，不了解“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阴中之至阳”、“阳中之至阴”，那么，阴阳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对于人们养生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同”与“异”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只有了解了各种“异”，才能发现其中的“同”，“异”是“同”的前提和基础，“同”是“异”的总结和升华。联系《内经》该段上下文及其他篇章看，不仅有智者懂得运用普遍规律合理摄生保持健康，愚者则只看表面、局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盲目行动的意思，而且还有更深的一层意味，那就是智者善于比较和类比，在差别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能敏锐地发现事物的细微变化，根据需要及时进行调整；而愚钝之人往往等到矛盾暴露和激化时才进行补救，为时已晚。对于医生来说也是如此。高明的医生往往不仅能见其同，即异中求同，发现生命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能观其异，即同中察异，发现生命变化的特殊规律；不仅能发现和利用大同中的小异，而且能发现和利用小异中的大同，所谓“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灵枢·玉版篇》）。只有抓住细小的同异，才能取得良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否则，只知察同，就难以发现个体特征和新的病变；只知察异，就会在复杂的病情面前束手无策，或眉毛胡子一把抓，难以确立准确的治疗方案，贻误治疗良机。由此《内经》提出了早诊断早治疗的医学原则，对后世医学影响深远。

（五）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融贯

有学者研究认为，“阴阳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逻辑开端，是凝聚了事物内部阴与阳两部分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概念形式”［7］39。也有学者认为，“《内经》阴阳学说提供了一个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相统一而以辩证逻辑为主、演绎和归纳相统一而以演绎为主的逻辑思维模式”［8］161－173。以此来解释《内经》建构生命观、人体观、医学观所应用的辩证思维方法。

诚然，辩证思维是《内经》阴阳理论最为显明的思维特征。冯契先生认为“在《吕氏春秋》和《黄帝内经》等著作中，辩证逻辑的比较法已被运用于具体科学领域，而成为卓有成效的方法”［9］258。但是，在其以整体、变易为主线的辩证思维的理论框架下，囿于当时思维水平的局限，为了阐明其医学学说的需要，其阴阳理论的建构无疑还包含着基于传统逻辑的思维取向和逻辑方法，由此形成了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理论形态，为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依据。

（六）寻找理由的方法

除上述方法外，《内经》还善于运用先秦“明故”的逻辑方法，常以“愿闻其故”、“愿闻其说”、“愿闻其道”等语言形式以求“故”，通过分析和综合来探索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医学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诸多富有方法论价值的理论命题。

三、《内经》逻辑方法的理论缺陷

《内经》阴阳学说的这种思维方式既有其自身的特征，也存在着理论缺陷。

一是基于取象思维的经验直观性。这些逻辑方法尽管都经过了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还都停留在基于取象思维的逻辑层面，停留在对于事物的形象和功能的认识上，其结论带有经验直观性，对客体的把握仅仅局限在外在的“象”而尚未深入到内在的“理”，“因果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10］28。

二是基于探察因果联系的理论复杂性。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复杂性，这种联系的复杂性又决定了认识方法的多样性。人体的脏腑气血经络之间及人体同自然之间也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因果联系，这同样决定了《内经》基于探察因果联系的理论及方法的复杂性。

三是推理结论的或然性。由于科学水平和实验手段的局限，《内经》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往往含有猜测的成分，多从关系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推断，与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组织结构的实证性认识是有差别的，不能片面夸大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理性地看待和应用。

四是阴阳概念与矛盾范畴相比，尽管都反映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却存在着诸多差别。辩证思维强调概念的内在运动，其矛盾范畴是动态的，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11］277。《内经》阴阳概念是从中国古代哲学中移植而来以解说它的医学理论的，更注重实用性，其内涵和外延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而缺乏系统的、确定的对于概念范畴的建构和理论分析，往往是直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其思维中的概念的主观随意性是明显的。

五是《内经》阴阳理论没有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具备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理论医学的逻辑体系。《内经》是一部医书，它关于阴阳的论述是为阐明其医学理论服务的，对于阴阳现象以及本质的认识来源于医疗实践中的观察与体悟，缺乏现代医学所不可缺少的科学实验的实践环节，因此其所建立的阴阳理论更注重整体和主观思辨，重视定性的功能与表象的描述，缺乏微观的实体与结构的定量的分析，导致其概念和结论往往是模糊、主观甚至混乱的，还不能看作是科学的逻辑方法的自觉应用。这也是中医学的科学本质至今仍然遭到诟病的内在理由之一。

尽管如此，《内经》阴阳理论还是蕴含和融贯着一定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方法，呈现出一定的“合目的”的逻辑思维特征，促使我们“通过对它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了解，可以增强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同时，还可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真正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12］279。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经》的方法不仅仅具有思维个例的意义，而且具有了文本的意义，应当成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思维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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