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北美地区的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

臧 晴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新世纪以来，北美地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愈演愈盛。一方面，韩南(Patrick Hanan)、夏志清等老一辈学者早期的研究为北美地区的古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培养出浦安迪(Andrew H Plaks)、何谷理(Robert E．Hegel)为首的第二代学人以及马克梦(Keith Mcmahon)、黄卫总(Martin Huang)为代表的第三代学人。另一方面，自冷战后，欧美各大学不断涌现的东亚研究系为各类中国文化研究铺平了道路，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加入，以及研究范式的不断拓展，使得北美地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日渐壮大，并在新世纪呈现出多样纷呈的面貌。

北美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是从通俗文学——白话小说开始的。自韩南研究《金瓶梅》、《肉蒲团》以来，对白话小说的研究在题材和文本选择上更进一步拓宽。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s Centuries，2004)收录了其10篇论文，着重论述了1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的技巧创造力、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以及20世纪早期的写情小说这三大问题。黄卫总的《帝制晚期的欲望和虚构》(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不但重读了《金瓶梅》、《红楼梦》，更详细讨论了一些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二、三流”作品，如《痴婆子传》、《姑妄言》、《灯草和尚》等，从而勾勒出从“欲”到“情”的发展轨迹。他还著有《帝制晚期中国的男子气概》(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6)，主编有《蛇足:续书、后传、改编和中国小说》(Sequels，Continuations，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2004)。

以某一个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中出现了金葆莉(Kimberley Besio)和董保中(Constantine Tung)合著的《＜三国＞和中国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2007)，从《三国演义》开始，论述广泛意义上的三国文化。这一类的研究还有葛良彦的《走出水浒: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Out of the Margins The Rise of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2001)、李前程的《悟书:＜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研究》(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Journey to the West，Tower of Myriad Mirros，and Dream of the Re Chamber，2004)、丁乃非的《秽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Obscene Things: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 Mei，2002)、商伟的《＜儒林外史＞和帝国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Literati Identity an it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3)以及萧驰的《作为抒情天地的中国花园:＜红楼梦 ＞ 通论》(The Chinese Gardens as a Lyric Enclave: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2001)。［1］

专题式的研究也出现了各类分支，比如吕立亭的《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非故意乱伦、啃老和其他奇遇》(Accidental Incest，Filial Cannibalism and other Peculiar Encoun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 Literature，2008)，从题目上即可看到其研究视角的独特。又如Chloe F．Starr的《晚清的红灯小说》(Red－light Novels in the Late Qing，2007)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拥抱世界:晚清和民初的博采西长》(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2005)其中的佼佼者为两部女学者的专著——魏爱莲的(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和胡缨的《翻译的故事:1899－1918年间中国新女性之创造》(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2000)，前者认为19世纪末的女性已经极为活跃地参与到小说的阅读、批评、撰写和编辑活动之中，后者通过考察各种文体、版本及媒介方式，大跨度地并置、比较形象类型，对“傅彩云”、“茶花女”、“苏菲亚”及“罗兰夫人”等流行形象的生产、流传以至移植进行探讨，由此，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话语与实践的纠缠混合下，逐渐浮现。

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一些古代话本小说的译本，如韩南翻译了扬州小说《风月梦》(Courtesans an Opium:Romantic Illusions of the Fool of Yanzhou，2009)，杨曙辉与杨韵琴合译了《喻世明言》(Stories Ol and New: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2000)，《警世通言》(Stories to Caution the World:A Ming Dynast Collection，2005)，《醒世恒言》(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2009)。

相较于白话小说研究的兴盛，北美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可算是后来居上，研究者从8年代对《聊斋》的集中探索延伸出对整个志怪小说的讨论。其中有蔡九迪(Judith Zeitlin)的《中国17世纪小说中鬼魂与女性的形象》(The Phantom Heroine:Ghost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 Literature，2007)和蒋兴珍(Sing－chen Lydia Chiang)的《自我觉醒:中华帝国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体和身份》(Collecting the Self:Body and Identity in Strange Tale Collections of Late Imperial China，2004)。另有两篇以狐仙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专著——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的《异类:狐与明清小说》(Alie Kind:Foxe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2003)与康笑菲的《狐仙信仰:帝国晚期及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及民间宗教》(The Cult of the Fox:Power，Gender，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 Modern China，2006)，前者研讨了狐仙与人之间界限的演变过程，认为在人与非人、男与女、超能力与怪物之间摇摆变化的狐仙正是其在人类的投射;后者阐释了来自历代文献和当下田野材料的丰富意蕴，指出胡仙敬拜的多样性、模糊性、流动性、边缘性及盲目性，并试图以此来质疑中国文化标准化的特质。［2］

戏曲方面，《牡丹亭》和《桃花扇》是北美学界最为关注的两个文本。研究者总是从分析《桃花扇开始，来论述晚明时期的“情交”主题对后世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及的黄卫总的《帝制晚期的欲望和虚构》，又如史恺悌的《牡丹亭400年演出史》(Peony Pavilion Onstage:Four Centuries in the Career of Chinese Drama，2001)，再如吕立亭的《人物、角色和思想:＜牡丹亭＞和＜桃花扇＞中的身份认同(Persons，Roles and Minds:Identity in Peony Pavilion and Peach Blossom Fan，2001)。此外，伊维德(Wil L．Idema)著有《朱有燉的杂剧》，全书对朱有燉的生活、时代、剧作及后世对朱有燉杂剧的接受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朱有燉的杂剧，依据其功用、题材分为五种不同的戏剧类型，即宫廷典礼仪式传统的庆寿、超度、盛世赏花活动、妓女的忠诚、英雄好汉等，并按照写作年代加以排列，全面介绍了其杂剧的情节、结构等戏剧因素，清晰地描画了朱有燉杂剧与传统戏曲的承继与发展的脉络演变。［3］

伊维德在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特别是宝卷上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的研究基本以人物为主，著有《包公和法治:从1250年到1450年的八个说唱故事》(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Eight Ballad－Stories from the Period 1250－1450，2009)、《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传说的四个版本》(The Butterfly－Lovers:Four Versions of the Legend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2010)、《孝行和自我救赎:观音和她的侍从》(Filial Piety and Personal Salvation: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 2008)以及《白蛇和她的儿子:雷峰宝卷》(The White Snake and Her Son:A Translation of the Preciou Scroll of Thunder Peak，With Related Texts，2009)等。他最为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中国传说的十个版本》(MengJiangnu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Ten Versions of a Chinese Legend，2008)即是通过翻译不同的孟姜女故事，显示出子弟书、弹词、歌仔册、宝卷等不同体裁所表现出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时代功能题材所构成的不同故事。比如在有些作品中，孟姜女是一个典型的孝女，但是在其他一些故事中她毫不关心她的父母和公婆。他的研究把关于孟姜女的故事汇编在一起，形成一个选本，凸显出多样化体裁所带来的不同文本含义。

此外，北美学界还有一些对歌谣的研究，如徐碧卿(Hsu Pi－ching)的《色情以外:对冯梦龙＜童痴＞中幽默感的历史解读》(Beyond Eroticism．A Historian’s Reading of Humor in FengMenglong’s Child’Folly，2006)，又如罗开云(Kathryn A．Lowry)的《16及17世纪通俗歌谣的锦图:阅读、仿效和欲望》(Th Tapestry of Popular Songs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China:Reading，Imitation and Desire，2005)阐述了歌谣流通的过程，文本是如何塑造读者的，有事如何被各类文体所塑造的，表演性文本的介入又是如何丰富歌谣的想象力以及改写措辞的。［4］而对弹词的研究仅有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的《梅与竹:中国苏州弹词传统》(Plum and Bamboo:China’s Suzhou Chantefable Tradition，2003)。

不难看出，北美地区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其视点之新、材料之丰富、理论运用之娴熟为国内学界一致肯定。但也不难看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层面，还存在许多盲点，比如很多17－19世纪的小说并至今仍未被讨论到，以多部著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研究也比较缺乏。但作为国内研究的补充，北美地区的相关研究仍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