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
——报人文学家杨杏园的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

韩立群

(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

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
——报人文学家杨杏园的悲剧心态及其时代内涵*

韩立群

(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

杨杏园具有20世纪初中国报人文学家的典型性格，是物质主义统治的城市典型环境中因丧失精神家园而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其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是中国市民知识分子经历“维新”、“民国”和“五四”三次改良与革命失败后，基于失败主义而产生的典型心态。他从公心救世到遁入佛门的精神悲剧是对于物质主义统治的“没有精神的制度”和“无情世界”的控诉与抗议。

《春明外史》；张恨水；报人文学家；民间意识；杨杏园

《春明外史》①《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1929年1月24日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单行本。是张恨水的成名作，也是其小说世界的总纲。它不仅首次展示了在继承明清小说基础上所创造的“社会言情小说”文体，而且以揭示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所导致的市民社会精神危机而显示了批判主题的深刻性。这一普遍性精神危机在作品中是通过以报人文学家杨杏园“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这一典型心态及其所导致的精神悲剧而表现的。

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文化产业化，产生了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独立阶层，其核心力量便是矢志改革、以社会代言人为己任的报人文学家。他们是在中国近代政治危机中为民族耻辱所惊醒而投身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他们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破灭，从而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为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努力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而报刊则是其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他们的行为不但推动了非官方报业及报人集团的飞速发展，而且促成报业集团产业化和报人文学家职业化。对上述以报人文学家为核心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史家有如下记述：

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过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②[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72-473页。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了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07页。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刊物——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们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08页。

以报人文学家为核心的中国市民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维新时期、民国时期和五四时期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特定价值观规定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但作为其共性特征的独立意识和民间意识却一以贯之。所谓独立意识，是指随着文化产业化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自主意识。正是在这种意识主导下，他们彻底抛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传统意识和以科举作跳板、以权力为依托的封建士子道路，而在文化产业化条件下做以知识劳动为生的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从而，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上割断了对权力世界的依附关系而获得意识的独立性。所谓民间意识，是指以民间为本位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虽与“以民为本”的儒家传统意识相一致，但却更鲜明地体现了民间的﹙非官方的﹚和文化的﹙非政治的﹚角度和立场。他们自诩为“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正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出发的：即一方面以民间角度和立场反映民情，指摘时弊，以为民请命；一方面则利用报刊以民间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撰写“民史”，以为民立言﹙谭嗣同曾在《湘报·后序下》中以此称这类民间性报刊是与“君史”对立的“民史”﹚。

张恨水就是上述报人文学家的末代传人。他编辑与创作生涯的成熟期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但意识上仍然恪守着其先辈的独立性与民间性传统。其突出表现便是自觉利用报刊，以市民社会喜闻乐见的中长篇小说形式和民间本位的文化价值观撰写与“君史”对立的“民史”，由《春明外史》开其端，一发而不可收，一生创作了约120部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或“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形式，或融讽刺与荒诞于一体的梦幻小说形式，或融悲壮与苍凉于一体的国难小说形式，所展现的正是一部与“君史”相对立的中国20世纪上半叶市民社会“民史”的苍凉画卷。

《春明外史》之所以被视为张恨水小说创作的“总纲”，其理由除文体的规定性外，更为重要的是它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民社会为背景，透过报人文学家杨杏园为代表的市民知识分子独特视角、感受和良知驱动下的新闻调查与舆论，全景式地展现了构成市民社会的三个世界：官商一体的权力世界、金钱权力支配的感情世界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的观念世界，从而昭示了张恨水小说市民社会批判主题所涵盖的三个子主题。其中，以市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观念世界是其描写的中心，而杨杏园便以此成为贯彻全书而居于中心和关键地位的人物。

杨杏园是20世纪初中国报人文学家的典型人物，作者在其人格中过多地注入了自我气质与悲剧性心灵体验，把他塑造成一个在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的城市典型环境中，因丧失精神家园而陷入绝望的悲观主义者的典型形象。他那随环境压迫愈演愈烈的悲剧心态，正是中国市民知识分子经历“维新”、“民国”和“五四”三次改良和革命失败后，基于失败主义而产生的典型心态。小说从人物心态与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的典型环境的深切联系中，揭示了主人公杨杏园精神悲剧的社会根源及其矛盾过程。这是一个由悲剧主人公的连续三次爱情悲剧所构成的从追求而幻灭、由幻灭而沉沦、再由沉沦而溃灭的悲剧精神历程。

一、杨梨之恋：从追求到幻灭

小说第一回以主人公杨杏园自题七律诗开端：

春末总是负啼鹃，披发逃名一惘然！

除死已无销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

丈夫不顾嗟来食，养母何须造孽钱。

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

小说作者由诗境窥其心境，用“满腹牢骚”、“立志甚佳”八个字，既概括了诗境，又由此而管窥诗人的心境——一个羁旅于北京以《影报》记者为业长达五年的“皖中世家子弟”“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和心灵深处无法解脱的矛盾。所谓“满腹牢骚”表现的是他对金钱权力支配奴役下的市民社会现实的愤恨和无奈：“除死已无销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道出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下的金钱奴役正是诗人悲剧心态产生的根源；“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则表现了其在落寞中不甘落寞的矛盾心态。所谓“立志甚佳”是指他意识的独立性，即面对金钱权力的支配与奴役 ，立志独善其身，不做金钱权力者的奴隶而要做“不顾嗟来食”的“丈夫”，即使“养母”也决不用权贵者“施舍”的“造孽钱”。

“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作为中国现代市民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它的产生与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依据。

历史依据是1905年废止科举后，知识分子入仕途径的改变(由以中学为本的“科举”而变为以西学为本的“留学”)引起知识世界的分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大都“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孙占元：《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主张和实践》，《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以现代精英资格进入权力世界，而一般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乡村世家子弟 ，则因丧失入仕资格而自然地被割断了与权力世界的联系，成为羁旅于城市社会以出卖知识劳动为生的被雇佣者。他们失掉精神家园，为生计奔波在陌生而冷酷的金钱奴役的社会里，“会馆”便是他们的羁旅所。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那些乡村世家子弟，他们怀抱鸿鹄之志在城市文明和新文化运动的吸引下从乡村到城市求学深造，但因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而不得不立即谋职为生或通过“爬格子”的艰苦道路获得卖文为生的作家职业。五四运动落潮期走上文坛或报人生涯的平民知识分子，如张恨水、沈从文和被鲁迅称为“侨寓作家”的乡土作家群，大都具有因上述共同经历而形成的悲剧心态——“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哀”，它集中表现为“乡土文学”里的“乡愁”。这“乡愁”既源于丧失乡村精神家园的落寞，而又来自对于城市文明美丽梦幻的破灭，而后者则是其悲剧心态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城市文明梦幻的破灭都基于对城市生存环境的同一规律性认识：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这一规律性认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这个时期报人文学家的创作中，形成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对金钱权力奴役和扭曲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二是对以自然人性为生命形式的乡村和谐家园的神往。张恨水和沈从文便分别是这两个主题的代表，而杨杏园便是前一主题中悲剧心态深刻着历史烙印的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现实依据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的现实对市民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这是小说着力展开描写的内容。正是在这里，《春明外史》显示了文体结构的独创性及由此产生的新闻性效应。作者说：“《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我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当然，所写的社会的现象，决不能是超现实的，若是超现实，就不是社会小说了。”*张恨水：《张恨水精选集·写作生涯回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事实证明，作者上述创造性构想与设计达到了预期效果：一方面改变了明清讽刺小说没有叙事结构的弊端 ，创造了以主人公杨杏园及其爱情故事为叙事主干，融社会、言情于一体的“社会言情小说”文体；另一方面则通过杨杏园在作品中的双重角色﹙一是以社会良知与民间代言人为人格内涵的记者角色，二是爱情故事中因爱情幻灭而绝望的悲剧人物﹚，既展现了记者视觉中被物质主义所扭曲的社会相，又以环境对主人公悲剧心态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揭示了市民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现实根源。

小说通过《影报》记者杨杏园的视野和锐敏的观察，全景式地展现了被物质主义扭曲的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相，但对其悲剧心态形成与发展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则是他感同身受的“梨云之死”。

“梨云之死”是“杨梨之恋”的结局，它并非一般言情故事中“至情”驱动下的“殉情”，而是赤裸裸金钱奴役下一个被剥夺了爱情与生存权力的妓女从追求、挣扎到悲观绝望的生存悲剧。它对杨杏园悲剧心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切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便使他认识到，在被金钱支配和扭曲的感情世界里，对平民男女而言，爱不再是幻美的追求，而是对苦难灵魂的同情与救助。

杨杏园对梨云的爱最初源自于对幻美的追求。

他与梨云首次相遇于“松竹班”，原无爱情动机，但却一见钟情。这是梨云的美丽深深打动了他：因为从这个被世俗视为“下贱”的妓女身上，他看到的并非艳丽、风骚、性感之态，而是一种天然美的品格。这种美的内涵是“清雅”，正与世俗的“艳丽”相对立。“清雅”是杨杏园一贯追寻的精神家园中精神与人格的审美境界，为此，他把雪中梨花视为“清雅”的意象(这正是他在会馆里选住梨花小院的原因)。在精神家园被物质主义统治毁掉的市民社会里，他厌弃“龙蛇混杂的游艺场”，而独处于“清雅”的精神家园里，以“涤除玄览”而自慰：

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气。北地春迟，这院子里的梨花，正开得堆雪也似的茂盛。窗明几净，空院无人，对着这一捧寒雪，十分清雅有趣。杨杏园随手拿了一本诗集，翻了几页，正看到那“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之处。*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页。

显然，杨杏园所以爱上梨云是对幻美追寻的结果，即在他心中，梨云正是他所追寻并为之倾心的“梨树之魂”的人格化。小说这样描写梨云在杨杏园审美视觉中的印象：“一张鸭蛋脸儿，漆黑一条辫子，前面的刘海，梳到眉毛上，越显得这张脸雪白。身上穿了一套月白华丝葛夹袄夹裤，真是洁白无瑕，玲珑可爱，不愧梨云二字。”

但这种以幻美追求为其内涵的纯真爱情观念与行为，在物质主义统治的市民社会，却因与现实矛盾而预示着失败的命运，反映在杨杏园心理上便生成梨云跳海弃他而去的“噩梦”。这里，小说所揭示的正是沈从文在《月下小景》等哲学寓言小说中所寄寓的“爱与死为邻”的哲理，即从自然人性角度看，爱与美均为人性本能的追求，爱是自然欲望，美是爱的升华﹙由具体的爱的情感升华为抽象的美的观念﹚。因此，基于自然人性的爱情是爱与美的统一，其特征是往往在物质和精神环境压迫下将具体的情欲升华为对抽象美的追寻，而其结果则总是以美的毁灭(悲剧主人公的死)而告终。上述关于爱情悲剧的规律性认识，已为“杨梨之恋”的艰难过程与悲剧结局所证实。

杨杏园对梨云的追求从开始就遇到来自社会的双重阻力：被金钱权力扭曲的世俗观念和金钱奴役的残酷现实。

所谓世俗观念，是指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妓女观。它既包括歧视妓女人格的价值观念，又包括为金钱扭曲的妓女命运观念。后者对妓女思想影响最深，其集中表现是“金钱定命论”已成为妓女普遍的思想羁绊，就连天真烂漫的清倌梨云也不能例外。当杨杏园以红极一时而晚景凄然的妓女林燕兮为例，向梨云提出陷入不幸的风尘女子何以解脱时，梨云所持的就正是“金钱定命论”观念，其结论是：“当姑娘的不是亏空得不能抽身，就是为了亏空，把身子卖给人家做姨太太，总是亏空二字送终。”妓女命运的“金钱定命论”是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物质主义奴役、统治的必然产物，它揭示了物质主义统治下妓女命运的本质：金钱奴役的牺牲品。她们为生计沦为风尘女子后，就丧失了摆脱金钱奴役而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力与自由。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认命，既无力改变妓女职业与身份，就只有以姿色与手段拼命弄钱，以补晚景凄凉；二是从良，天生丽质而又善于结交权贵的妓女，往往趁盛年寻机由零星卖身的妓女而变为一次性卖身的姨太太。总之，她们终生都无法摆脱卖身的命运。

若说梨云的话引发了杨杏园心理矛盾﹙即一方面“觉得梨云小小年纪，倒是他一个知己”，“要讨了她回来，也就算万愿皆足了”；一方面却为“梨云还是清倌人”，赎金高达“三百五百”而发愁﹚。那么，朋友何剑尘如下忠告则加深了他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即意识到他对梨云的追求面临着金钱奴役这一残酷现实的压迫：

这玩笑场中，我们偶然高兴，逢场作戏，走走倒也无妨，若认真和窑姐儿谈起爱情来，那末，你前途的危险，那就无可言喻。说重一点，就是有性命之虞，也不可知。花钱受气，那还是件极小的事。梨云呢，我知道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她的鸨母可是十分厉害……保不定三百五百的，和你要求。我们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大手笔？这班鸨母的心肠，固然是要钱，但此还是第二着，第一着就是不许妓女和客人发生真恋爱。你对梨云，这样温存体贴，正犯了她的大忌。她们眼中，只有达官贵人，得罪了你我这样穷文人，不算什么。你要不赶快省悟，烦恼马上就要来了。*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何剑尘上述忠告先是使杨杏园预感到经济压迫的阴影，而后则为伴随恋爱行为与现实环境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出现的金钱奴役的残酷现实所证实，进而使杨梨爱情陷入危机。其表现便是两颗热恋着的灵魂在残酷的金钱奴役压迫下因爱情绝望而身心崩溃，相继病倒。绝望把他们从幻美的爱情梦幻中唤回冷酷无情的现实，从刻骨铭心的痛苦经验中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奴役是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因为在金钱权力支配的感情世界里他们都丧失了爱情自由的权力。他们的恋爱，从自然人性和爱情自由的角度看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嫖客与妓女的关系看则是违规的和有条件的：违规是指它有悖嫖客与妓女间商品交易规则，预示着以诚挚与至情取代赤裸裸现金交易的动机﹙如为痴情而逃匿﹚；有条件的则指嫖客必须有钱为妓女赎身，即有足够经济力量将零星卖身的妓女变成一次性卖身的太太或姨太太。从这个角度看，杨杏园与梨云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杨杏园的悲剧就在于他虽被梨云美丽所深深感动却无力解救这带着金钱奴役枷锁的苦难灵魂；而作为被救助者梨云的悲剧，则在于她崇尚天真清雅的美丽灵魂与充斥丑恶耻辱的妓女生涯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正是这命运与环境的矛盾，决定了她在追求中失败，在矛盾痛苦中自戕，最后以病死求得解脱的悲剧之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梨云之死正是金钱权力统治对于“美”的毁灭。

“梨云之死”对杨杏园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轰毁了他恪守精神家园的灵魂，使他陷入宿命的和人生无常的终极悲哀与绝望之中。其原因不仅是对梨云不幸命运极度哀痛和“藏娇无计”而失掉“生平所认为风尘知己”的深刻悔恨与愧疚，而且梨云的死更是在他心灵深处引发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由梨云生之不幸，死之凄凉，英年早逝，离魂无主，而思及自己与她相逢沦落，终以死别，爱成梦幻，心已破碎的凄惨人生，而又由此及彼思及整个人生与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形成宿命的和人生无常的悲观心境。以此，他在挽联中以“十年扬州，都成梦幻”为人生虚无而哀叹；又在送葬途中感于宿命和人生无常而情绪悲怆，言语凝重。小说对后者有如下描述：

灵柩走出外城来，一到旷野，雪更下得大。……杨杏园对吴碧波道：“记得上年清明节，我们一路骑着驴子回去，翠柳红杏，随路迎人，看着多么有兴趣。今天大雪里，重过此地，真是恍如隔世。明年的清明，我是要来的，人生聚散无常，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再能够坐着一辆马车前来不能？

坟地正在两株树边，杨杏园靠着树，眼看土工将土往梨云棺材上堆去，心想碧玉年华的美人，从此就和黄土同化，永不见天日了。人生至此，还有什么意味？由此想到一切美人，想到自己。*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51-352页。

其次，引起杨杏园对于爱情的深刻反思。这便是在认识到爱情悲剧社会根源(金钱奴役)的同时，也对自己所恪守的爱情观念(爱是对幻美的追求)产生了怀疑，终于认定：在金钱权力支配的感情世界里，对于那些被金钱奴役剥夺了生存权力的人特别像梨云似的风尘女子，爱情已不再是对幻美的追求，而是对苦难灵魂的同情与救助。小说对于“杨梨之恋”的描写正贯穿着悲剧主人公杨杏园爱情观念的转变过程，其转变的标志便是他所追求的梨云在他心中角色内涵的变化：由以清雅为其内涵的梨树之魂，而变为金钱奴役下一身无主、倍受践踏屈辱的苦难灵魂。这个转变过程以爱情危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对幻美的追求；后一阶段则是对苦难灵魂的同情、抚慰与救助。在这里，“藏娇无计”的杨杏园，终以主持救治、安葬的行动和死后合墓于江南杨家祖坟的许诺，践行了他与梨云的“偕老之约”。

二、杨李之恋：从幻灭到沉沦

从杨杏园悲剧心态发展角度看，“杨李之恋”是“杨梨之恋”的继续与深化。若说“杨梨之恋”起于对幻美的追求而终于对爱情的幻灭，那么“杨李之恋”则起于幻灭中心灵共鸣而终于爱情二次幻灭所导致的精神沉沦。

正如杨杏园所说，“文字是忧患之媒”。他与李冬青的恋情正是起于她诗词中深重的忧患与悲怆在他痛定思痛的心中引发了强烈共鸣，而由此产生的相互同情与抚慰正是他们感情发展的基础。但李冬青是一个被“天然”剥夺了婚姻幸福的不幸女性，这就注定了“杨李之恋”的悲剧结局。推动悲剧发展的是杨的爱情追求与李因“先天暗疾”而不能接受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构成“杨李之恋”悲剧情节及杨杏园悲剧心态演变的如下两个阶段：

其一，在心灵共鸣和同情救助中凝结真情。

所谓心灵共鸣，是指因梨云之死而陷入精神幻灭的杨杏园，为负荷着深重精神痛苦而恪守自立自强自尊的李冬青的人格所感动。因为从这个天姿美丽、才智超群而命运多舛的灵魂中，他看到的不单是悲怆和苦难，而是面对苦难命运的坚忍与倔强；正是在这里，显示了她与屈从“定命论”、“小鸟依人”的梨云的不同。因此，与冬青心灵沟通，便成为他走出幻灭而重振生命活力的契机。其表现便是在对冬青和史科莲的同情救助中重新滋生了爱情欲望，从而冬青那以“清癯”为内涵的美，便如梨云的“清雅”一样，激活并征服了他幻灭已久的灵魂。但杨杏园的爱情追求触动了冬青难言之隐﹙因“先天暗疾”剥夺了她结婚的权力﹚，于是他的追求所得到的总是她暗示“拒斥”的回应，并且最后她竟然暗示了拒斥的原因在“天然”而非“人事”。她说：“你说的是人事，我说的是天然。你慢慢想去，就明白了。”可见，这时杨杏园的心态发展趋势是爱情复苏，但冬青暗示拒斥的回应却预示他爱情追求破灭的必然性。

其二，在追求破灭和至情分离中陷入沉沦。

由于杨杏园的追求日趋痴迷，就迫使冬青不得不公然说出拒斥爱情的真实理由，毅然作出“以兄妹关系，代替爱情关系”，“以形式之爱，移作精神之爱，以同居之爱，移作手足之爱”的感情行为意向，并且以血书盟誓——在手帕上写下血书“我不负君”，交杨作为知己至情的永恒纪念。但她上述行为虽然迫使杨改换了爱的形式，却无法改变知己至情发展的方向。因此，当冬青决定陪母亲回江南老家接收遗产并永住时，至情分离的痛苦就顿然击溃了他刚刚复苏的灵魂。这分离是因“造化不仁”而无法“终成伴侣”的恋人自行设计的与爱情的永诀，也是“藏娇无计”的杨杏园爱情追求的第二次幻灭。若说与梨云的死别使他一度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那么与冬青的生离则使他完全丧失了生存欲望而陷入精神沉沦之中。小说通过杨杏园送别冬青后于长辛店下车骑驴自行回京时的一段心理描写，所表现的正是“精神沉沦”的心境：

这里到京，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是将古来驿路加修的，两面一望无际，只有些村庄上坟墓上的小树林，点缀在莽莽平原里。秋末冬初的天气，日子很短，太阳已斜到驴子后边去。两边道旁，有些树木，大半都黄了。照着黄黄的日头，在西北风里面，瑟瑟筛着叶子响，一派萧条景象。回头一看，短丛杨柳树外，一条长堤似的铁路，穿破了平原，正是刚才和那人同车经过之处。如今呢，只落得斜阳古道，苍茫独归，怎不肠断？心想，你看这野旷天低，眼界空空，人生不是这样无收拾吗？我还回什么北京，不如披发佯狂，逃之大荒罢。想到这里，不觉滚鞍下驴，路边一堆青草，六尺黄土，便成了他暂时栖息之所。*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838页。

这心境其实不单是爱情再次幻灭所致，而是市民社会金钱统治对精神世界奴役、扭曲的结果。杨杏园本是以社会激进代言人为己任的报人文学家，希冀靠一支笔为民请命，代民立言，然而事实使他深切认识到：在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统治的市民社会里，不但自己的同情与舆论无法改变金钱奴役下的悲剧人生，而且连自己也变成金钱奴役的牺牲品。正是这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奴役与折磨导致了他身心俱毁，以至精神沉沦。

三、杨史之恋：从沉沦到溃灭

“杨史之恋”是冬青为对杨杏园补情所设计的“金蝉脱壳”之计。她认为，史科莲是她与杨杏园同心合力救助的知识女性，性格直爽而倔强，不甘于寄人篱下，执意求学以自立自强，而杨杏园则是史心中以倾力救助使其“得到第二个生命”的恩人，他们定会成为彼此合意相爱的伴侣。然而，她用心良苦的设计，不但未能变成她所期望的事实，反而加剧了杨杏园心灵中无法解除的矛盾与痛苦，致使他由沉沦走向溃灭。

杨史之间虽在同情与救助中产生了深挚的友情，但由于如下两个原因终于未能使友情发展为爱情：

其一，爱情观念不同。史是女性主义者，恪守以事业为本位的爱情观；杨是主情主义者，恪守以至情为本位的爱情观。这爱情观的不同既表现在他们交谈中对具体婚姻爱情现象的观点分歧，也表现为爱情选择原则的不同。例如，他们交谈中曾以史科莲的同学蒋淑英的恋人张敏生因恋人背弃，就伤感厌世，出家当和尚为例，讨论爱情问题。从如下一段对话，可见其观点的分歧：

史科莲道：“这人太无出息。为和一个女友绝交，何至于就去做和尚。”杨杏园笑道：“像这样的事很多啊。不但出家，还有为这种事自杀的哩。”史科莲道：“这种办法，我不同情。青年人应该奋斗，为什么弄出这种丑态来。”杨杏园道：“爱情上失败，和事业上失败，那完全是两种事，没法子奋斗的。”史科莲道：“那有什么难？人家不睬他，他不睬人家，这事不就结了？自己已经受了欺，再要自杀或者是出家，不但一点碍不着别人的事，自己越发委屈了。”杨杏园笑道：“这爱情是一样神秘的东西，情场也是一座神秘之府。言情的人，和别样的人不同，他也含种神秘的意味。所以他的行动，你要用常理去推测，那会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史科莲道：“这话我就一点也不懂。谈爱情怎么会含神秘的意味？”……史科莲想了一想，笑道：“杨先生既说这话，我想总是对的。因为杨先生这两年环境，很近乎此啦。而且杨先生又喜欢做诗，做诗的人，是喜欢谈情的，当然很在行了。”杨杏园笑道：“密斯史大概看了报上的新诗，总是谈着甜蜜的爱，所以认为我们做旧诗的人，也是这样。”史科莲皱着眉道：“新诗，我向来就怕看得。我觉得他们那些话，没有一句不带几分侮辱女性的意味。把他的爱人譬作小鸟儿，譬作玫瑰花，分明是把人当玩物啦。我若做了教育总长，我就要请政府下一道命令，禁止这些无赖的文人做爱情诗。*张恨水：《春明外史》，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39-1040页。

事实证明，正是上述爱情观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这一对情谊深挚的异性朋友，无缘结为伴侣。因为他们拒绝选择对方的理由，都体现了由各自的爱情观念所规定的选择原则。杨杏园从以至情为本位的爱情观念出发所提出拒绝与史科莲结合的四条理由，其本质内涵是“不做负情人”，即认为“原和青有约，非她不娶，现把她抛开，另娶史女士”，是为“负情”。史科莲则从以事业为本位的爱情观念出发，面对爱情与事业的矛盾，毅然退出冬青设计的“金蝉脱壳”计，而选择了“学业”。

其二，对“杨李之恋”的误解。“杨史之恋”虽未能变成事实，但却由此揭开冬青“金蝉脱壳”所深藏的忍痛和至情大爱。冬青在托舅舅方好古劝导杨史结合时，在信中详述“先天暗疾”给她带来的巨大精神痛苦与无法改变的人生悲剧，说：“青自呱呱坠地以来，即与人世姻缘无分，此非诈言，乃属事实。……青深闺弱质，原不解此，七八岁时，家慈一度求医，仿佛犹记其事。及已成人，伯叔诸长，每以废物相呼，言侵堂上。青不能堪，辄为痛哭。而家庭多故，又戈操同室，青羞忿交集，遂一举而自立门户。”最后她忍痛向至情知己杨杏园说出如下肺腑之言：“我以一不祥之身，增父母之累，遗家庭之羞，更因兄爱我而使兄终身为鳏夫，我不忍也。”冬青上述发自肺腑的话，实是她精神世界的自我剖白，从而使杨杏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她是一个忍辱负重、心怀至情大爱的人，至情大爱是其精神人格的博大内涵，忍辱负重则是其精神人格的外在特征。她背负“羞忿交集”的精神忍痛，携寡母和弟弟摆脱寄人篱下之窘境而“自立门户”，怀着难言之隐拒斥爱情，忍受着难以承载的至情分离的感情痛苦而设计与践行“金蝉脱壳”之计，都表现了她的至情大爱。但不谙底里的史科莲却完全误解了冬青以“金蝉脱壳”成全“杨史爱情”的良苦用心，而将其误解为是碍于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为此，她便以“釜底抽薪”之计作出回应，趁冬青回京前夕悄然出走上海。

史科莲“釜底抽薪”不仅直接导致冬青“金蝉脱壳”计的失败，而且在杨杏园因爱情坎坷而受重创的心上又增加新的创伤。杨杏园是绝不负情的人，为不负情于冬青，曾对方老先生说过“和冬青有约，非她不娶”的话，然而没料到史科莲竟也很有意于他，而且由此对冬青“金蝉脱壳”之计的动机产生了误会，进而愤然孑身只影飘荡江湖。因此，他不仅感到对曾同情救助过的史科莲“负疚良深”，而且更感到他作为救助者的失败。正是这种无法解脱的负疚感和失败感，触发了他心中积郁，产生了“今生已矣”的绝望情绪。小说透过他看史科莲告别信时的神情，写出其因精神刺激而顿然陷入溃灭的心态：“反复将信看了两三次，越看越心里难过。……几张信纸，散乱着摊在桌上，他却两手相抄，向后一仰，靠着椅背斜坐了，只是出神。半晌，自言自语的，又叹一口气道：‘今生已矣。’”

史科莲“釜底抽薪”而飘荡江湖，只是杨杏园走向精神溃灭的导因，而金钱权力对精神世界的统治则是其精神溃灭的社会根源。这种统治一方面表现为金钱奴役的冷酷现实对市民知识分子生存和爱情权力的剥夺，一方面则表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市民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格的扭曲。杨杏园的爱情悲剧便是由上述金钱奴役和精神扭曲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支配与压迫使他由追求而幻灭，由幻灭而沉沦，由沉沦而溃灭。作为其精神溃灭的集中表现是他由一个曾以市民社会激烈代言人为己任的报人文学家，而变为一个遁入佛门、清心寡欲、四大皆空、虽未出家而已出世的人。这不是基于信仰的追求，而是精神孤独无依达到极点的一种自救和解脱，是现实中丧失精神家园的灵魂向虚幻世界寻求精神家园的变态行为。这更非一般苟活者的消极与颓废，而是市民社会的物质主义统治对精神世界扭曲所造成的必然性悲剧。它所引发的绝非仅仅是对苦难者的同情与怜悯，而更是对驱人于苦难之境的现实社会的控诉和抗议。正如马克思所说：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页。

诚然，杨杏园从以公心救世到遁入佛门的精神悲剧正是对那个物质主义统治的“没有精神的制度”和“无情世界”的控诉与抗议。而作为小说结局的杨杏园之死，则把这控诉与抗议的情绪燃烧到极致。

Sorrow for the Loss of Spiritual Home:Tragic Mentality of Yang Xingyuan,a Journalist-Writer,and Its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Han Liqun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252059)

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hinese journalist-write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ang Xingyuan is a pessimist who has fallen into despair as a result of his loss of spiritual home in the typical context of a city ruled over by materialism. His sorrow for the loss of spiritual home is the very typically defeatism-based mentality of China's civil intellectuals who have just gone through the three failures of reform and r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s of “modernization”, “Republic of china” and “May-Fourth Movement”. His spiritual tragedy from selfless deliverance to conversion to Buddhism is his complaints about, and protests against, the “system without spirit” and the “ruthless world” reigned by materialism.

AnUnofficialHistoryofBeijing；Zhang Henshui；journalist-writer；folk consciousness； Yang Xingyuan

2014-06-20

韩立群(1935—)，男，山东日照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I206.6

A

1001-5973(2014)06-0036-09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