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冒险与毁灭
——《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比较

刘 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爱”的冒险与毁灭
——《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比较

刘 萍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对法国小说和中国电影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法国18世纪的一部畅销小说《危险关系》一向受到电影制作者的青睐，群星荟萃的中国电影大片便改编自此，两者在背景设置、形象塑造、主题表达诸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和参照，其中“爱”的名义下的种种危险关系之纽结及其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结局发人警醒和深思。

《危险关系》；法国小说；中国电影

群星荟萃的中国电影大片《危险关系》可谓实如其名，几个主要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在爱的名义下涉危入险，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爱的幻灭，甚至生命的消亡。这部电影改编自18世纪法国的一部书信体小说，虽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小说在大师云集的法国文学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制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对这个故事青睐有加，不同年代、不同国家频频上演的电影版《危险关系》便可谓之明证。历史主义文艺学强调历史环境对艺术主体的重要影响，同时并不排斥艺术主体对历史环境的动力功能，简言之，历史与艺术主体是相互促动、相互塑造的关系——文学如此，电影亦然。正是这样，《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蕴含着各自不同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也便获得了其相应的历史依据和意义。

相对于小说原著而言，中国电影《危险关系》无论是外在的时空距离，还是内在的文化差异都堪称显著，更不必说文学与电影两种艺术门类各自的固有特性。然而，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进行比较，或许能提供一个更有趣、也更有意味的参照视角，由此，无论对小说还是电影，或许也便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评价。

1 背景设置

先从社会背景说起。表面看来，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危险关系》的故事背景相距甚远，前者是18世纪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后者是20世纪抗战初期的中国。然而，细究之下可见，两种背景之间还是有其微妙的内在关联，背景的变换则为电影的创作与接受提供了必要的便利。受体裁所限，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并不像很多西方长篇小说那样热衷于社会背景的铺陈，但大略可以推测故事发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也就是封建贵族行将就木之际。对此，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男女不仅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游戏尊严、良知与正义，由此，其华丽仪表之下的无聊、虚伪、丑陋、邪恶……便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比如范尔蒙子爵，这个上流社会社交圈的宠儿是个擅长追香猎艳的花花公子，他处心积虑地追求都尔凡勒院长夫人，不过是要挑战自己的求爱本领——因为对方以虔诚和忠贞而闻名。至于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因为嫉恨旧情人席耳库尔伯爵的移情别恋，竟指使范尔蒙去占有其未婚妻伏朗奇小姐*范尔蒙起初以勾引不谙世事的年轻姑娘不具有挑战性为由，拒绝了梅尔特伊夫人的要求，后来则因为要报复伏朗奇夫人在都尔凡勒夫人面前说自己的坏话而随即诱奸了伏朗奇小姐。，以便让席耳库尔成为全巴黎的笑料。范尔蒙与梅尔特伊夫人这一对把“爱”挂在嘴边的“战友”，则不断上演着背叛的丑剧，最终反目成仇，落得两败俱伤的结局。与之相似，中国电影《危险关系》中的男主角谢易梵在上海滩上也是风流倜傥的社交名流，也要以勾引贤良、端庄的杜芬玉来为自己情场上的胜利“增光添彩”。至于莫婕妤——莫太太，则无疑是原著中梅尔特伊夫人的翻版，她同样也是为了报复旧情人、商界大亨金之焕先生，千方百计地要破坏其未婚妻贝贝小姐的贞操，以便使金先生沦为整个上海滩的笑柄。而谢易梵与莫太太的狼狈为奸，正如小说中的范尔蒙与梅尔特伊夫人一样，并且他们也是由合作走向对抗，最终两败俱伤。小说中的贵族男女在封建统治秩序行将崩塌之际，沉湎于男欢女爱的游戏，为此耗尽心机，甚至搭上性命，这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贵族统治瓦解的必然性，也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注脚——虽然小说并没有直接涉及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在中国电影《危险关系》当中，故事背景被转移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众所周知，对当时中国而言，那是一个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年代。不过，与小说相类似，电影显然也无意于过多渲染时势的危急，只是通过一些微小的细节，间接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并且，面对日军步步进逼的枪炮，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电影里的名门望族、贵妇淑媛们依旧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这自然也是从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灾难的根源之一，从而也为旧中国的颠覆、新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佐证。

在与小说原著故事背景方面保持内在相通性的同时，不可否认，基于时空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加之观众接受的需要，中国电影《危险关系》在背景安排上也显然煞费苦心。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国元素”的点缀。于是，京剧、书法、饺子、旗袍等俨然已被符号化了的中国元素纷至沓来，在强化电影故事“中国”背景的同时，自然也便与文学原著巧妙地拉开了距离。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则宗教背景在法国小说当中不容忽视，比如都尔凡勒夫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支撑和救赎，伏朗奇小姐因为接受过修道院的教育而得到席尔库尔伯爵的认同，她最后决意去做修女，无疑也是为此前自己的轻率行为进行赎罪，亦即从宗教当中获得宽恕和解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小说显然无意于为天主教大唱赞歌，恰恰相反，字里行间对之充满了藐视和嘲讽。比如，正是在昂塞姆神父的作用之下，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摆脱范尔蒙纠缠的都尔凡勒夫人不幸再次落入对方的陷阱，再次经历无情的愚弄和背叛，终于神智失常乃至香消玉殒。面对临终之际显得安详、平静的都尔凡勒夫人，作为忏悔神父的昂塞姆令人惊诧地“痛苦异常”，“哭得像泪人一样”[1]422，其中包含着多么沉重而又难以言表的自责与悲哀。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原本应该是拯救者的昂赛姆神父，如今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这又是多么强烈的批判。同样的，伏朗奇小姐刚刚踏出修道院的大门，紧接着便深陷世俗情欲的泥潭不能自拔，这对于教会教育又是多么有力的嘲讽。回到小说创作的启蒙时代背景，则可见启蒙主义者抨击教会神权，宣扬理性至上诸如此类时代精神的回响。如此等等背景，在中国电影《危险关系》当中便无从寻觅了。

总之，《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在故事背景的具体设置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但灯红酒绿的都市、锦衣玉食的富人、行将崩溃的统治秩序如此等等，在小说和电影当中都或显或隐地得以呈现。不仅如此，因为都是以展示人物关系为主，小说与电影中的故事背景都是概略式的，但同时也为“危险”的必然性与严重性提供了时代的依据。

2 形象塑造

再看人物形象。《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安排上基本实现了一一对应，随之而来，人物与人物之间陷害、玩弄、抵抗、报复等关系也大体保持一致。然而，相对于小说，电影毕竟是一种再创造抑或改写，由此，人物命运虽不乏吻合，却也不尽相同。

比较电影与小说，谢易梵与范尔蒙子爵、莫太太与梅尔特伊夫人、杜芬玉与都尔凡勒夫人、贝贝与伏朗奇小姐、窦文舟与唐瑟尼骑士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与此相应，作为后来者，电影在情节线索、结构方面亦基本遵循小说原著。但毕竟电影故事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与文化背景，人物形象也由此而别具中国特色，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两位女主角莫太太与杜芬玉的命运。小说中的莫太太——梅尔特伊夫人最后落得仓遑出逃的结局，她原本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饱受追捧，但当事情败露后，却成为众矢之的、备受冷落，以致她突发天花、面容尽毁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议论：“疾病使她里外翻了一翻，她的灵魂现在展现在她的脸上了。”[1]444不仅如此，梅尔特伊夫人紧接着又遭遇官司败诉的厄运，面临破产的窘境，最后只得仓遑席卷家财、孤身一人流落他乡。总之，小说故事发展到最后，梅尔特伊夫人一向引以为荣的美貌、财富、体面等都不复存在了。至于电影里的莫太太，同她的原型梅尔特伊夫人一样妩媚妖娆、欲壑难平，她最后出现的画面是身穿谢易梵为她精心挑选、订做的白色长裙，耳中回响起当初谢易梵深情款款的告白：“等这件衣服完成的时候，你就是我的了。”此时，婚纱一般的长裙穿在莫太太身上，她恍如新娘楚楚动人、娇艳依旧，但情郎已命赴黄泉，且他的死直接缘于自己的陷害，由此观之，这一袭白色长裙又宛然未亡人的丧服，充满挥之不去的冷酷与哀伤。总之，相比较小说中梅尔特伊夫人最后的众叛亲离、前景凄凉，电影里的莫太太固然一无所获，但所遭到的惩罚还是停留在心理层面，其外在的仪表、身份、地位等并看不出有太大的损失——尽管很难据此断言莫太太比梅尔特伊夫人幸运。相对于小说，电影原本是更为直观的一种艺术，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电影《危险关系》中莫太太结局的痛苦无疑要含蓄很多。相比较小说原型，影片中另一女主角杜芬玉的命运显示出更大的差距，如从身份上看，电影中的杜芬玉是一个寡妇，而都尔凡勒夫人不过是与丈夫暂时分开，由此，站在一般世俗道德的立场审视，同样是“失足”，前者的罪孽比后者轻。更重要的差别在于，电影中的杜芬玉在国难当头之际能够抛开个人恩怨，服务于民族救亡大计，以这种为人称道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救赎，而如前所述，小说里的都尔凡勒夫人最终没能通过宗教获得解脱，只能含恨而死。两相比较可见，杜芬玉的经历显然给人以更多的安慰。

中国传统悲剧热衷于“大团圆”结局，有人将之归因于民族性格：“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10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不同于传统戏剧，莫太太与杜芬玉的结局也远远谈不上“大团圆”，然而，避免极端化的民族性格在电影改编者*电影《危险关系》的改编者是华裔作家严歌苓，据说严歌苓本人并不认同此次改编，因为电影制作方在拍摄过程中又对剧本进行了大量的改动。的笔下还是有意无意地显示出来。再从更加直观的角度看，让不少男性观众的梦中情人——莫太太的扮演者张柏芝花容尽毁地出现在荧幕上，不免也太煞风景。至于章子怡——杜芬玉的扮演者，最后以教员的身份出现在满目疮痍的战乱背景当中，这既与她此前不经意间表现出的种种抗日救亡之举相呼应，也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其端庄、贤良的声名，自然也便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心理。

3 主题表达

《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与中国电影都是在“爱”上大作文章，从接受者的角度看，俊男靓女的情与欲原本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何况又是这般爱恨情仇的交相辉映。然而与此同时，又不可否认，这里的爱是畸形的，甚至于究竟有没有爱都大可质疑。随之而来，两部作品的主题表达呈现出较大差异。简言之，《危险关系》之法国小说更致力于道德的批判，其中国电影则似乎更热衷于真爱的探询。

小说《危险关系》诞生于启蒙运动的背景，不少启蒙作家将文学创作视为宣传教育的一种工具，正是这样，“哲理小说”这种新型的文学体裁一时之间大为盛行。至于《危险关系》，虽充满男欢女爱的通俗意味，却也隐含着严肃而深刻的道德批判主题。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书信体多是关系非常亲近的人之间的通信，小说在转述事情经过的同时，更以第一人称自然而直接地表明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换言之，不仅叙述人物做了什么，而且说明其之所以那样做的原因，人物的丑恶灵魂由此被毫不客气地揭示出来。具体言之，小说中道德批判最直接也最有力的对象无疑是梅尔特伊夫人，她看上去漂亮、高贵、宽容、体贴，而这些不过是她在社交圈中如鱼得水、兴风作浪的迷人面具，实际情况则是在她的策划与操纵下，危险关系愈演愈烈。简言之，她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欺骗性，并且是把欺骗当作“一件乐事”，“为欺骗而欺骗”[1]398。由此，都尔凡勒夫人与范尔蒙的死亡、伏朗奇小姐的失贞及出家、唐瑟尼骑士的心灰意冷乃至远走他乡等悲剧纷纷上演。不过，话说回来，其他人难道在道德上就无可指责吗？当然并非如此。作为同谋，范尔蒙就不必说了，同样毋须讳言的是，都尔凡勒夫人、伏朗奇小姐、唐瑟尼骑士等悲剧性结局，亦终究离不开他们本人的意志薄弱以及行为放纵。说到这里，小说中的一个有关普雷旺先生的小插曲颇耐人寻味。同范尔蒙一样，普雷旺也是情场高手，曾经拥有不俗的“战绩”。为此，他满怀信心地去追求梅尔特伊夫人，没想到反被梅尔特伊夫人设计捉弄，不仅颜面尽失，而且沦为阶下囚，等到后来梅尔特伊夫人被人所唾弃之时，普雷旺则苦尽甘来，重返社交圈：“大伙儿一见到德·普雷旺先生，便围住他，向他鼓掌……大家相信，他不久可以复职，恢复军衔。”[1]440-441在这里，普雷旺俨然成了众人眼中的英雄。只不过这样热闹的场面颇有一种微妙的反讽意味，原因很简单，对他的热烈欢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梅尔特伊夫人的愤恨，然而问题在于，他的落难难道仅仅归咎于梅尔特伊夫人吗？同上述都尔凡勒夫人等一样，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一言以蔽之，梅尔特伊夫人的罪恶并非特例，道德败坏下的社会丑态令人触目惊心。

相比较小说，中国电影《危险关系》似乎更着力于爱情的渲染，其中的女性形象便强化了这一点。贝贝的纯情、杜芬玉的痴情自不必多言，甚至莫太太恐怕也绝非无情之人，否则，便很难解释她最后出场时表面风光与内心悲凉的天壤之别。此时，莫太太对镜孤芳自赏，一开始看似平静，但紧接着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终于蜷缩在床上，发出一声声痛彻肺腑的凄厉的哀号。于是，那个美丽、高傲的女强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过是一个孤独、落寞、无助的弃妇。至于杜芬玉，不仅因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而使自己获得了新生，更耐人寻味的是，与谢易梵的关系也似乎在那首小火车的画及童谣里得到了净化抑或升华——如果说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还较为含蓄的话，那么，这里适时响起的电影主题曲《爱来的太晚》可称得上“点睛”之笔：“我看见了幸福的从前，那样简单，纵然痴痴的爱着，而你却来的太晚……”与原著相比较可见，小说中范尔蒙与梅尔特伊夫人、都尔凡勒夫人构成的三角关系带有很大的游戏色彩——不过都尔凡勒夫人被蒙在鼓里而已，电影里的谢易梵与莫太太、杜芬玉之间的三角恋则虽然与原著一样以“游戏”开始，但当谢易梵临终之际挣扎着去找杜芬玉，并最终微笑着在杜芬玉怀里死去时，关于其爱的选择，答案应当很明确了。无独有偶，2003年韩国版的《危险关系》——电影《丑闻》，男主角赵元(即小说中的范尔蒙)也是在临终之际决意去找淑夫人(即小说中的都尔凡勒夫人)，结果是惨死在半路上，至于淑夫人，则带着赵元送给她的红丝巾在茫茫雪野殉情而亡。由此可见，与中国版电影相比较，韩国版的《危险关系》在爱情的渲染上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由于丝巾、野花等小道具的成功运用，更具凄婉、动人的魅力。

无论法国小说还是中国电影，“爱”都构成了“危险关系”产生及发展的纽带，只不过，前者是以“爱”之乱象下的道德批判发人深省，后者则似乎更以“爱”的取舍来打动人心。站在这个角度看，电影《危险关系》中的诸多“中国元素”也不仅仅是表象，而具有了“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主流价值观”[3]62的深层意义了。

4 结束语

法国小说《危险关系》曾经大受追捧，同时也屡遭厄运——甚至长期被列为“禁书”，作者本人亦受此牵连，一度入狱。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小说绘声绘色、不留情面地撕开了当时上流社会体面、高贵的外衣，让那些位高权重者触动神经，乃至恼羞成怒。与之相似，几部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电影版《危险关系》也在忠实于文学原著的同时，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接受者的语境。至于中国电影《危险关系》，不仅反映了上世纪抗战时期的动荡和迷乱，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情感慰藉、道德匡正、人际和谐等问题也隐约地透露出一定的警醒之意。其实，此类情况在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均非特例，应当承认，通俗如福尔摩斯，高雅似哈姆莱特*前者的影视改编作品有1985年英国电视剧《福尔摩斯探案集》、2009年美国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等，后者的影视改编作品有1948年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2006年中国电影《夜宴》等。，这些文学园地里的奇葩在影视圈中不仅可以获得艺术的拓展，亦有可能受到思想文化方面的充实与深化。

通过中法《危险关系》的比较可见，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架构，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小说的限制。如前所述，《危险关系》的故事曾经以各种面貌出现在不同国家的大荧幕上，今后这样的改编应当也不会终止，因为革命、战争、贵族等固然早已成为历史，但“爱”的悲剧却始终在上演，尤其是当“爱”附加太多外在条件的时候。然而，“纯粹”的爱又终究可遇不可求，由此观之，“危险关系”恐怕将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演绎下去。

[1]拉克洛.危险的关系[M].匡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2]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10

[3]张恂.合拍影片的关键：中国元素[J].电影艺术,2011(4)：60-62

(责任编辑：李力)

2014-04-15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历史主义视域下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研究”(AHSK11-12D136)。

刘萍(1972-)，女，安徽淮南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西方文论。

10.3969/j.issn.1673-2006.2014.07.017

I106.4;J902

A

1673-2006(2014)07-00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