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光明大道

王家新

伟光，我的老朋友，今年夏天，当我回到上苑村再次见到他时，我发现他消瘦多了，满头青丝已近灰白，但他在精神上更“淡定”，也更从容了。谈话间，我不仅感到亲切和老朋友之间的信赖，还不禁想到了这样一句话：“你往那儿一站，心静如雪山！”

是这样吗？是这样—从这样一位朋友那里，我真切地感到生命可以达到一种怎样的境界，或者说，一个人通过长期的修炼可以获得一种怎样的智慧和怎样的力量！

就在那次回来后，我陆续读了伟光的弟子们整理出的两大卷《申伟光谈话录》。一篇篇读来，我不仅有一种深深的认同和敬佩，也再次感到了精神本身对我的“呼唤”。附在书后的一些照片也吸引了我，其中一张是2010年初春“野外教学”的照片：伟光坐在山坡上黑色的树干和荒草之间“授道”，数十位席地而坐的年轻的男女弟子，或是在凝神倾听，或是展露出会心的喜悦的笑容。我想，这真是一群受到天地祝福的人啊！而那历经冬寒霜雪的荒草，在初春的光中，每一根草茎，也都是那么柔韧、那样光亮！我不禁想起了十多年前我在上苑村写下的《冬天的诗》中的一节：

“昨夜寒流袭来，今晨田野一片银白，道路两侧蒙霜的荒草灿烂。寒风仍在吹拂。如果我们的身边是海，它一定会如梦如幻，会在这彻骨的暴力中发蓝……”

的确，这样一幅照片，使我恍若又回到当年我们在“北京以北”的燕山脚下“扎根”的那些艰苦而又令人欣悦的日子（那时我们称伟光为我们“艺术家村”的“村长”，很多事情都是他在替大家操办），我又感到了冬日披雪的燕山那“庄严的静穆”、百年老柿林那“不可能的黑”和初夏时分满院子向日葵那照亮我们生命的光辉了……

我所欣喜的是，有更多的来自各地的年轻的艺术家和修行者，在伟光的带领下，就在这燕山脚下，踏上了一条光明大道。这两卷“谈话录”，生动记录了伟光这些年来传道授艺的历程。对此我多少有些惊讶，伟光不仅是一位特行独立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善于传道的“高人”，一位让弟子们充满感激、受益无穷的精神导师！或许更重要的是：一种古老的早已失传的文明传承的传统，在这里又复活了！

的确，这是一部启示录，是一部中国古人所说的“传灯录”。我自己做教师也有很多年了，但读了这两卷“谈话录”，我感到艺术就应这样教，弟子就应这样带，人生和艺术的路就应这样走！照片中的一幅，是伟光带着弟子们在细雨中边念佛边撑伞疾走，那一把把在林荫道上隐现的雨伞，那种精神的喜悦，那光亮湿润的路面……我多想加入这行列！

现在，北京周边各种各样自办的艺术培训学校和培训班已经很多了，但伟光他们的“超验艺术家群落”就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艺术就是一种修行，而它必得出自生命内在的要求。而伟光对他的弟子们的要求，不仅是修行与学艺，还要“对得起艺术的伟大光环！”而他的弟子们，就我接触到的几位来说，的确没有辜负这样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是一种生命与艺术的磨炼、净化和提升！

这一切，也都记录在这两卷“谈话录”里。伟光把他多年来的精神修炼，把他深厚的人文修养和他的切身的艺术经验，都融化在他的“淳淳教诲”和具体指点中，如他用文学创作的比喻来启发他的弟子们：刚上路，“写不出诗歌那种浓缩的语言，你就先写散文……下一步再怎么办？写小说，像‘深挖洞一样，往里面锤炼，锤炼一段儿以后，再想提高，你写什么？写诗，这就是一种天地间的语言了，就不是人的语言了，可以说是一种天籁之音。你再往上走最后就是一种无我状态，连诗都不是了，那是最高境界。你到了那种境界，你没怎么想，也没有怎么感受，直接就写出来了”。

而在讲到一定要超越现实的功利，达到一种“超然的观照”时，伟光给弟子们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我盖个房子都不知道是给谁盖的，是谁的房子，他爱怎么盖怎么盖，跟我没关系，真的，有啥关系？你细想想，这是谁的房子？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反正留着呗，不住也就是个空房子，是不是？”

读到这里，我真是要拍手叫绝！说到房子（或工作室），这恐怕是很多艺术家的一个梦想。我在上苑村也有一处北方农家院式的房子，在盖房的时候，有一两个月我在德国，伟光不仅帮我细心照看，起梁的时候，还特意按照中国传统习俗放了一挂鞭。正因为“大梁起得正”（这正如伟光一再告诫弟子们的那样），或许还因为那一挂火红热烈的鞭炮，十多年来，这房子经风沐雨，滴水不漏！

伟光帮朋友就这样“义气”。而他的超然，他的“反观自省”，同样难得可贵。他以上这一席话，不仅对他的弟子们是一声“当头棒喝”，对我们这些过于“执着”的人，也会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伟光自称传艺不传技。同样难得的是，他并不是在空谈精神和艺术，而是结合自己的艺术经历和学生们的问题和习作来谈，用他的话来说“往画里滚”，带着一种生动具体的“现场感”和言传身教的感染力。有这样的导师，那些年轻的艺术家们有福了。

至于伟光自己的艺术创作，十多年前我曾写有《没有太阳光就降临》一文，看了伟光这几年的画，我更加感受到：伟光的艺术，更深入地“得其心源”了！这是“灵魂烛照的艺术”，也是富有勇气和创造力的艺术。不过，要阐释它们，我深感无力，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些绘画，不仅打开了我们的“天眼”，也往往达到了“无以名之”（“无名相”）的境界。

但有几点，我从伟光近些年的艺术追求中感到了，首先是他对“难度”和“能量”的保持，他曾对弟子们这样说：“一篇小文章，又一篇小文章，真正的好画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增加难度，要追求那种大的能量。”我想，这其实也正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近些年的绘画，看似更单纯了，但那却是从艰苦历练中来的单纯，带着更大的艺术难度；至于能量，他的一幅幅画，都是其精神能量的转化和呈现。他所保持的生命能量也一直在带着他走，使他永不停笔，并不断地朝向自身的突破和超越。

另外，就是他对“绝对的独创性”的追求。在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中，伟光受到过中国传统、西方古典绘画和现代抽象艺术的多重影响，现在，这些影响的痕迹不见了，代之而起的，不仅是“圆融”，更是一种个人独特性的呈现。对此，伟光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这样对弟子们说：

“真正好的感受，深刻的东西，会诞生新形式、新语言，这种东西就是独一无二的。”

“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绝对的独创性，有了独创性以后自然就具备特殊的语言形式了——我讲的是绘画的语言问题而不是技巧问题——就会诞生一种新的不一样的感觉。”

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伟光近些年的绘画中，不仅感到他已建立了一套他自己的完整、自足的绘画语言体系，还不时感到那种“妙笔生花的东西”，那种“出奇不意”、“突然诞生的东西”。那正是一个艺术家在对独创性的追求过程中，语言本身的神奇赐予。

也正因为如此，伟光的绘画已很难归类了，纵然他自称他的艺术为“超验艺术”。这种“超验艺术”，出自内在的精神体验，但经由一个艺术家的“去我”（这正是伟光对他自己和弟子们的要求），它已升华为精神自身的言说。我想，这正是申伟光绘画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所在。我甚至感到，伟光用现代抽象的形式，再次接近了中国古典绘画中的那种“空”。这种“空”，不是虚无，而是经由“去我”、“去人性化”所达到的更高超的境界—对此，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伟光所说的那句话：“再想提高，你写什么？写诗，这就是一种天地间的语言了，就不是人的语言了，可以说是一种天籁之音。”

显然，这样的艺术追求，在当今时代不仅不合时宜，也完全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之外了。好在伟光自己愈来愈超然，也愈来愈坚定！据我上次的接触来看，他甚至也不想和外界有什么“交流”了。他所考虑的，是怎样在他选定的路上走下去，完全彻底地实现他的艺术目标。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我所崇敬的前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谁敢于像他那样拍电影啊，像他的《安德烈·卢布廖夫》，像他的《潜行者》，那样冗长、沉闷。但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才是伟大的、不同凡响的艺术。因为塔可夫斯基在瑞典哥特兰拍下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前两年我一到那个岛上，就去寻找那棵在《牺牲》中出现的枯死而又奇迹般复活的树，我们当然无法找到那棵树，但我却有了这样一首诗：

一棵孤单的树，也许只存在于

那个倔犟的俄国人的想象里

一棵孤单的树

连它的影子也会背弃它

除非有一个孩子每天提着一桶

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

除非它生根于

泪水的播种期

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伟大的艺术，不可能是对现实生活和时尚的屈从，它只能出自这样的非凡的努力！我在伟光那里感到的，也正是这样的努力。在塔可夫斯基那里，是一棵“不可能的树”；在伟光那里，是一朵神秘的、让他用全部生命来“念”的“莲花”：他要求他的弟子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念佛，并且不起杂念，达到无念而念”，这样，“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池，就有一朵莲花出来了，上边写着你的名字。你念得越好，那莲花开得越大……如果你不念了……它就开始枯萎了。”

伟光的人生和艺术，就在做着这样的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对此，除了致以深深的敬意，我还能再多说些什么呢？！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