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监护权须遵循『穷尽规则』

文/王旭东

据报道，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制度完善与改进同样由问题倒逼而生。贵州毕节5 名流浪男童躲垃圾箱避寒闷死；南京2 名女童疑似饿死家中，尸体腐烂后被发现；贵州男子虐待亲生女儿5 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拥有“天生”的监护权，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父母监护“失守”，酿成悲剧，让未成年人权益“沦丧”。转移监护权的司法思考与探索，无疑具备进步意义，值得提醒的是，此举一定要考虑周全、谨慎处置。因为这涉及到人的伦理与制度伦理的矛盾。

监护权的转移，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并且惩戒固有的监护人，这是核心的“利”；与此同时，也隐含着“弊”，那就是对家庭的“破坏”，对亲情的“割裂”，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客观来看，有的父母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并非出于主观，而是客观状况决定的，或是自己身体原因，或是家庭经济条件造成，或是偶发性事件等。“行政与司法相衔接”，一定要“天衣无缝”，眷顾弱者，体现关怀，切不能误伤孩子及其父母。

为此，转移监护权必须遵循“穷尽规则”。“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这句话本来是表达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也可以“运用”到监护权的转移之上。监护权的剥夺与转移，对未成年人来讲是“一辈子的大事”，对一个家庭来讲更是“天大的事”。鉴于此，在决定转移之前，务必穷尽其他手段，包括现有的法律规则，之后才能考虑转移。同样，立法规范与细化剥夺父母监护权，也得遵循“穷尽规则”，让转移监护权成为最后的手段、最后的兜底。

“穷尽规则”可以让制度伦理向善。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是一项“善制度”，也具备制度公正的禀赋，转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悉心的呵护。但无论如何，法律与司法都不能无视“血浓于水”的朴素哲理，未成年的成长环境与权益获得相辅相成，尽管有时会相互矛盾，但法律与司法一定要厘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只有穷尽之后，“法不容情”才会顺理成章，才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