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自我与“买壳上市”
——论《不朽的故事》的叙事身份策略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1731；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亚裔研究系， 洛杉矶 90034)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原名Karen Blixen，1885-1962)被誉为继安徒生、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之后丹麦最有世界影响力的作者[1]。她的作品往往先用英语写出之后才用母语写，这为她在欧美迅速赢得声誉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条件。1954年，她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该年度的最终得奖者海明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至少有三位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 以及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比他自己更应该获得这项奖[2]。1957年，伊萨克·迪内森再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当选美国科学院荣誉院士。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叙事学的蓬勃发展，她这个现代版的“山鲁佐德”(Scherazade)更是倍受西方学者关注。随着她的名作《走出非洲》在银幕上(Universal Studios, 1985)大获成功，她的作品逐渐引起我国读者的注意。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她的相关研究还很有限，且绝大部分聚焦于《走出非洲》，对她的其他作品则论及甚少。

本文探讨的《不朽的故事》出自她的小说集《命运轶事》(AnecdotesofDestiny,1958)。意大利学者卡瓦热萝在她的倍受学界赞扬的著作《叙事：讲故事与自我》(RelatingNarratives:StorytellingandSelfhood)中对《不朽的故事》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对可叙述身份感到麻木的古怪之人。可是，笔者发现，该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逆向的身份叙事，恰恰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身份策略。

一 人生故事的断裂与身份焦虑

美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这样评价伊萨克·迪内森的人生哲学：“不能讲述故事的人生是不值一提的。”[3]129这种观点透露出的是叙事身份理论。“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这一概念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应运而生，成为叙事学、文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以及神经病学等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热门词汇，被赋予了浓重的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本体论色彩。简单地说，“叙事身份”就是“把我们看作某种故事的观念”[4]121；“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生故事，一种内心的叙事——它的连续性，它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所在。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建构并活在‘叙事’中，这种叙事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份”[5]105。根据叙事身份理论，人生的可叙述性(narratability)成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无法确定自己人生的可叙述性，那么他/她将陷入身份焦虑之中。

伊萨克·迪内森的中篇小说《不朽的故事》反映的正是一个缺乏可叙述性的人的生存状态。小说主人公克莱先生(Mr. Clay)是一位19世纪的富有茶商，年老体衰的他孤独地病卧在豪宅华榻上，在漫漫长夜中辗转反侧。当他的财务员伊利沙玛(Elishama Levinsky)送账簿来请他批阅时，他如同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要求伊利沙玛从此夜复一夜为他念账簿。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几丝怀疑与忐忑”、“不情愿地”问伊利沙玛是否听说过其他类型的书籍[6]158，而伊利沙玛感觉到他的问题“出自一种深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半是违背了说者的意志，让说者感到害羞甚至耻辱”[6]159。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何以产生的？他又为何因此感到羞耻？

克莱先生倾注毕生的精力于生意上，对于人生其他重要的东西如友谊、爱情等，他都持轻视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类东西会“让人的骨头变软”。外界流传着有关他的三两个故事，都无一例外地描述他“铁石心肠”和“吝啬鬼”的形象[6]155。叱咤商场的克莱先生一度沉浸在物质成功的喜悦中，产生一种“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自我虚像[6]157。可是，这种虚像在瘫痪的躯体中逐渐动摇，记载着他的成功轨迹的账簿也只是一种精神鸦片，吸食的时候可帮他暂时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自我虚像，但身体的疼痛与孤独感不断提醒着自己的脆弱与不堪一击。换句话说，账簿的力量已经无法维系他原来的自我。可是，对于克莱先生而言，在账簿之外，他的人生的可叙述性又在哪里呢？卡瓦热萝认为克莱先生“不具备一种可叙述的身份”[3]133，“他留在身后的，不是一个人生故事，而只是一堆生意中的数字”[3]129。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说他的人生完全没有可叙述性，而只能说他把自己的可叙述性定位在账簿世界里。一旦他摈弃账簿世界之后，他确实找不到其他可供言说的了，他的可叙述性就此断裂。

查尔斯·泰勒指出：“自我意识的基本条件是我们叙述人生，把它理解成‘一个不断展开的故事’。”[7]47可是，我们同时应该意识到，人生的本质并不是叙事的。人生充满偶然与突发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裂缝丛生，在这些裂缝中新质不断涌现。为了追寻一种连贯的意义，我们竭力寻找出一种新的解释来使过去与现在相通[8]xvii。叙事身份的建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叙事(不管是口头的还是写作的形式)努力将杂乱的人生素材整合成相互关联的一体，以赋予人生一种形式的完整性和意义的贯通性，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独一无二的自我也因此得以彰显出来。因为克莱先生的自我意识基于账簿，也止于账簿，当他把目光转向账簿之外后，他的人生、他的自我出现了断裂，这让他无所归依，产生深深的焦虑感。伊利沙玛感觉到，克莱先生对与生意无关的其他书本的需求是“脆弱的表现”，甚至是“死亡的征兆”[6]159。当建立在账簿之上的强大自我坍塌之后，克莱先生自然感到懊恼和羞耻，渴望尽快找到新的自我支点，为自己的可叙述性充值，通过连续的人生叙事建构出一个连贯的自我。美国作家查克·帕拉尼克这样写道：“人生是在反思中运行。写作让你回望过去。因为你无法控制人生，至少你可以控制自己解释的版本。”[9]205那么，克莱先生又是如何控制自己解释的版本呢？

二 虚构的人生故事与叙事契约

针对克莱先生的需求，身为犹太难民的伊利沙玛也没有满意的答案，他唯一能提供的是他在逃难过程中得到的一份“以赛亚预言”。克莱先生被预言的内容打动，但对其“虚幻性”嗤之以鼻。在克莱先生眼里，“人们应该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的记录才能被称为“故事”[6]168，而沉迷于那些不真实的事情则是“发疯的”、“不道德的”[6]173。也就是说，在克莱先生眼中，故事应和账簿一样，都有一个稳固的事实基础；“以赛亚预言”所说的种种神迹经历了一千年还未实现，相信它就显得荒唐可笑。也许是受充满美好愿景的预言启发，克莱先生突然忆起了自己平生听到的唯一一个故事，该故事恰恰描述的是年轻水手的浪漫愿望的实现。于是，他努力讲述给伊利沙玛听。在这个故事中，无后的老富翁付给一位年轻水手5个金币，请他来到自己的豪宅，让他吃饱喝足后和自己的娇妻睡一夜，以求得子嗣继承遗产。当克莱先生在叙述的过程中停下来喘气的时候，伊利沙玛居然接着讲了下去，并告诉克莱先生这是在水手中广为流传的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克莱先生愤怒而失望，因为这个故事是他在船上亲耳听到一个水手说的，他相信水手所说的一定是亲身经历的事。伊利沙玛进一步指出，这个故事和“以赛亚预言”的性质一样，都是表达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并且正因为无法实现，才吸引着众人通过讲述或聆听这个故事来获得精神上的间接满足。

克莱先生决意要把这个他平生唯一讲述的故事变成现实，命令伊利沙玛不惜成本达成他的心愿。最后，伊利沙玛花了300金币请来他同事的情人维吉妮(Virginie)扮演富翁娇妻的角色，并陪同克莱先生在街头找到一位愿意合作的水手，富翁则由克莱先生亲自扮演。

现在，一个流行的水手故事被演变成了一个契约，一件特殊的商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达：“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交换，你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罗兰·巴特所说的“叙事契约”(Contract-narrative)和“叙事商品”(Narrative-as-merchandize)[10]88，89。巴特指出，《一千零一夜》以及巴尔扎克的《萨拉辛》(Sarrasine)这类作品演绎了一种叙述经济理论：

一个人叙述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教育”，也不是为了满足意义的人类学功能，而是为了交换；这种交换就蕴含在叙述之中：它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过程，既是商品又是交换过程，既是股份又是股东……。[10]89

《一千零一夜》是用故事来交换生命，《萨拉辛》是用故事来交换情爱。在克莱先生的“叙事契约”中，他付钱给扮演相应角色的水手和年轻女子，作为交换，他希望水手把这段真实的奇遇讲给别人听。但是，克莱先生的这个目的并没有事先告知水手，他想当然地认为水手会迫不及待地向别人讲述其人生中这个真实而又奇特的故事。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水手看来，契约中规定的有关他的义务只是尽量让富翁的妻子怀孕，讲述这段真实的奇遇则在义务范围之外。

与其他“叙事契约”、“叙事商品”不同的是，克莱先生对水手故事的运作颠倒了正常操作程序。我们知道，叙述过程一般是先有了叙述的原材料，再把这些原材料组织成故事：首先，主人公经历了纷繁的人生物事，这些物事提供了可叙述性；然后，作者把这些物事组织成一个有关主人公的完整的叙事，通过叙事赋予主人公一种独特的身份，帮助主人公界定他/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特位置和意义，并留下人生的印迹。而克莱先生的做法是先借用了一个固定的、确切的叙述模子，再根据这个模子找来相应的人物角色进行演绎。这就如同戏剧演出的程序一样。但是，两者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克莱先生追求的是故事的真实性；戏剧演出关心的不是故事的真实与否，而是如何在娱乐、教育观众的同时创造经济收入。那么，在这个超出常理的叙事契约中，克莱先生为什么要追求水手故事的真实性呢？真实性的背后可能潜藏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小说的文字一再强调出克莱先生作为商业霸主的控制欲，指出他欲通过变虚幻为现实，以显示“他比伊利沙玛以及预言家以赛亚更强大的力量，以重新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6]173。卡瓦热萝指出，克莱先生“走过的不是从一个可叙述的自我到叙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一过程，而是从叙述回溯不可能的事实”，体现出“商业的贪婪”和“功利现实主义”(practical realism)的心理[3]133。可是，在笔者看来，“商人的贪婪”只是克莱先生的这个叙事契约的表象，表象之下潜藏的是一种想要弥合断裂的身份叙事的奋力挣扎。

三 “买壳上市”的身份策略

前面提到，克莱先生把故事看作是“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6]168。这个标准与自传和传记性叙述相契合。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讲不出一个生意以外的故事，于是只能求助于自己听过的唯一一个别人的人生故事。让他震惊的是，他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居然是虚构的、人尽皆知的，这与他对故事的定义背道而驰。断裂的人生叙事让心灵无所归依，连别人的人生故事也讲不出一个，那更是失去了观照自我的依凭，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因此，克莱先生决意把他生命中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故事，变成一种真正的历史记录，以符合他为自我设定的道德行为标准。

更为精妙的是，克莱先生可以亲自扮演水手故事中的老富翁角色。因为这个故事原本不属于任何人，换句话说，这个故事的人物名字都是虚位以待的，于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其中。克莱先生通过亲自扮演角色来把这个故事现实化，他就同时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人生故事来。我们可以借用经济学上的术语“买壳上市”来理解克莱先生的“叙事契约”。“买壳(或者借壳)上市”(Reverse Merger)与“首次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相对，是企业上市的重要渠道，指的是一家没有上市的企业通过并购交易把自己的业务或资产并入并掌控一家已经上市的企业，从而实现间接上市[11]743。如果把故事传播开来比喻成上市，水手故事已经广为流传，拥有很好的“上市”外壳。克莱先生把自己注入这个故事角色中，自己的名字就可能随着这个故事远扬，从而间接实现自己的身份上市，获得一种独特的可叙述性。

这种买壳上市、借壳上市的身份策略依赖于一种人们熟悉的模板，譬如那些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民间传说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克莱先生身上有迪内森的影子。她把自己定位为现代的“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女主角)[12]242，她讲的故事大多继承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追寻主题(quest motif)，主人公为了追寻某种渴望的东西而经历种种冒险之旅。“迪内森关心的不是原创性，而是经常出现在梦里的那份熟悉感”[13]399。《梦者》中的米拉这样说道：“我知道你的故事，我以前听过。现在我相信我亲自创造了它。”[14]354克莱先生也是如此。他把一个承载着水手梦想的、广为流传的故事现实化，感觉自己亲自创造了它，赋予它实在性。

伊利沙玛指出，在这个流传的水手故事中，年轻的水手总是得到五个金币的报酬，而这明显“违反了供需规律”[6]173。克莱先生派伊利沙玛为实现这个故事做准备时，也叮嘱道：“这会花一笔钱。我不介意花多少。”[6]175也就是说，尽管克莱先生是凭借他经商获得的财富促成了水手故事的现实化，但是，当他完全不计成本去达成这一心愿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铁石心肠”的“吝啬鬼”，甚至不再是一个商人，而成了一个孤独绝望地追寻人生故事的倔强老人。伊利沙玛从他的话里感觉到“阴冷和孤寂，如同这些话是从坟墓中传出来”[6]175。同时，他似乎也觉得，“对于一个一只脚已踏进坟墓的人而言”，追求一个故事比追求金钱更重要[6]176。

克莱先生的人生在水手故事插曲之前其实也具可叙述性，只是这种可叙述性着眼于生意场，并且定格的是一种冷酷的形象。这样的可叙述性缺少流传的动能。当老年的克莱先生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账簿之外的世界时，原来的那种自我身份的可叙述性就此断裂。通过对水手故事进行“买壳上市”，他为自己的可叙述性进行了充值。

四 叙事契约中的主人公与旁观者：谁是最好的叙述者？

克莱先生的“买壳上市”成功了吗？在小说结尾处，当伊利沙玛问年轻的水手是否会把自己经历的这段奇遇讲给别人听时，水手缓缓地回答：“讲它？我讲给谁听？即便我讲了，这个世上谁会相信它？……我不会讲的，哪怕付给我的是五个金币的一百倍。”[6]229水手拒绝传播这个故事，是否就意味着克莱先生的身份叙事完全失败、或者毫无意义了呢？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克莱先生在操作水手故事的过程中已然得到了心理满足。“以赛亚书”的预言所描绘的美丽世界让克莱先生怦然心动，可是他无法忍受预言与现实的距离，希望有一只强大的手能使预言尽快变成现实。当他听伊利沙玛念完纸片上的以赛亚预言时，他问：“有谁曾为实现这些预言而做过什么吗？”[6]167流传的水手故事如以赛亚预言，表达的是一种美妙幻想。通过把水手故事现实化，克莱先生感觉自己正是一只可化虚幻为真实的神奇之手，于是，因年老体衰而逐渐坍塌的“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自我虚像又一次得到维持，他获得了一个连贯的、统一的自我认同。“实现一个故事可以让人安宁”[6]225，他在等待自己一手导演的戏剧落幕时，静静地死在了椅子上，嘴角还挂着“略带扭曲的笑容”[6]225。

在“买壳上市”这一身份策略上，克莱先生其实拥有双保险。一方面，参与的水手可能会把故事传播出去；另一方面，他的雇员伊利沙玛也很可能会向别人讲这个故事，因为它本身太富有戏剧性和可叙述性。卡瓦热萝指出，自传性叙述只是为传记提供一些原始的素材而已，惟有来自他人的传记性叙述才有可能为主人公总结、勾勒出自我的特性与意义。“行动者提供的最终报告在叙述者那里是最有用的素材。但是，只有场外的叙述者才可能揭示出该行动的意义与真实性问题”[3]25。伊利沙玛是这个故事的绝佳叙述者，他熟悉克莱先生，并且了解整个故事的始末，拥有旁观者的视角，能够最好地讲述这个独特的人生故事。

在故事的结尾处，年轻水手选出一个最美丽的贝壳，要伊利沙玛转交给与他有一夜之缘的女孩。伊利沙玛从贝壳中听到了海洋之声：

他感觉到一种奇特、温柔而深沉的震撼，一种新的声音出现在这栋房子里，出现在这个故事中。“我以前听到过这种声音，”他想，“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但是在哪里呢？”[6]231

苏珊·哈代·艾金从迪内森的作品中总结出一种女性主义的象征——海洋如同母腹，是叙述之源[15]62。那个美丽贝壳让伊利沙玛早已沉寂的心灵开始复苏，他似乎听到了久远的召唤，将打开他的心门，在一个个自己的和他人的人生故事中照见自我。阿伦特指出，个体通过自己的行动和社会网络进行互动，最终会促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而该故事中的主角又给予和他互动之人的人生故事独一无二的影响[16]184。伊利沙玛的人生与克莱先生紧密关联，克莱先生的这次叙事行动使他扒开厚厚的历史尘帘，窥见一米阳光，他也许从此开始自己的叙事身份之旅，通过对克莱先生的传记性叙述来反观、追寻自己的人生故事。

卡瓦热萝认为：“克莱先生的欲望经济很奇怪。他的人格面貌没有一种可叙述的身份，因此他也不想它。”[3]133可是，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不朽的故事》不是一个商人的贪婪的故事，而恰恰是一个追求连贯的叙事身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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