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期红色记忆研究路径导论
——兼议中观维度党史学研究的可能

梁银湘

（广西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广西 百色 533000）

后革命时期红色记忆研究路径导论
——兼议中观维度党史学研究的可能

梁银湘

（广西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广西 百色 533000）

红色记忆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人民群众的一种政治心理叙事。在革命与后革命两分的前提下，辅以社会学的想像力、民族志的观察力，从日常生活与国家制度的维度管窥红色记忆并进行质性研究，这应该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后革命时期；质性研究

近现代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了一系列的主权危机、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在外来武力的逼迫之下进入了世界体系，且存在着内外力量对它进行分割而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传统的“四民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大批知识分子在政统、道统和学统均被打破之后纷纷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1）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久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完成了当时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那就是“革命建国、独立立国、发展兴国”［2］（P1）。因此，杨凤城先生认为研究中共党史就应该将其“放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框架内、放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审视”，“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3］。然而，当前普遍的研究范式基本上仍是围绕着革命文献以及革命者回忆录等文本来解读其思想意蕴，至于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受到了研究者的漠视。［4］（P1-2）至于属于政治心理范畴的革命记忆，更是鲜有相关论述。众所周知，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亲历者，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都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以及个人回忆录。以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关系研究为例，也是如此，既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年代的军阀割据如何产生了30年代政治和军事主义的特色。然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前一个军阀时代的记忆。比如，很少人去审视人们对前十年的纷乱记忆和争论如何成为了后十年构想一个国家并使其集权化的重要因素。”［5］（P95）

本文的写作意在寻求一种研究后革命时期的红色记忆现象的路径。所谓红色记忆是指革命亲历者在革命年代的经验与印象的累积而成的“心理构图”，它在反映出一种社会政治心理的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取向。随着革命亲历者个人记忆的汇聚和国家层面的集体构建，红色记忆也就体现为一种“公众群体意识和群体想象深处遗留的或被构建的关于旧政权覆亡与新政权建立的历史图景和政治叙事”。［6］（P86-92）后革命时期，中国又一次进入社会转型期而从“阶级社会”向“阶层社会”过渡，政治上从革命理想向执政现实过

渡，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过渡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大量的革命亲历者的个人记忆被出版，大量的革命非亲历者（主要是革命亲历者的后代）的回忆录也令人目不暇接，让人觉得往事并不如烟。那么，该如何看待公共领域中出现的红色记忆现象呢？

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着国家逐步“释放”社会，社会不断自我发育并试图与国家争夺权力的过程。但颇为吊诡的是，“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始终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张力。［7］（P3）以红色记忆为例，红色记忆基于其自身的主观性的特征，一直处于革命亲历者的脑海之中；从其客观性的角度来看，它一直处于非革命亲历者的代代相传的不断建构之中而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国家在社会记忆领域，尽管从不放弃对其进行规训和建构，但是始终没有完全占领社会记忆的任何领域，无法完全驯服社会记忆的刻写。哪怕是在中国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关于红色记忆也许只是暂时停止了不同的刻写而消极地保持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也足以表明宏观的“国家—社会”理论对于红色记忆而言，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如果尝试用“制度—生活”①“制度”主要指涉以国家为主题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与社会性、观念性制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制度从”（clusterofinstitutions）；与制度关联的“生活”则局限于人们日常的非正式科层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区别于高度工具理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具体参阅李友梅等著：《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的分析框架，则可以有效地呈现和解读红色记忆现象，进而透视我国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即制度在谋求规训社会生活的重构之余又不能完全安排生活。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形成了社会自主性的回归。但在红色记忆的刻写中，个人应该遵循党性、政治性原则，实事求是，而非一味强调自主性。国家也通过意识形态以及相关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加以控制刻写方式、刻写内容，维护舆论领域的执政安全。

一、逻辑起点：革命与后革命时间段如何界定

（一）革命与后革命的时间界定

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不仅给革命亲历者留下毕生难以忘怀的记忆，也给非革命亲历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都认为过程之复杂、内容之丰富与影响之深远的中国革命史无前例、震烁古今。美国学者詹隼（ChalmersJohnson）以研究革命现象而著称，詹氏认为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②詹隼著：《革命：理论与实践》，郭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中文版序言。著名学者邹谠先生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发展最复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最丰富、时间也极长的集体政治行动。”［8］（P23）既然中国革命时间“极长”，那么又该如何给中国革命的过程进行时间段上的划分呢？如果着眼于马列主义之传入中国思想界并引发革命，将研究中心置于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文攻武斗，那么，中国革命即可从1919年起算，到1949年共30年。这种计算方式，可以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得到明证。③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当然，这是一种狭义的计算方式。近年来多有论断认为1949年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成功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只是取代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权而已。对于1949年的革命建政，毛泽东所言极是，“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P1438）如果只是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的话，那么“长剧”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渊源。对于“长剧”的历史渊源，毛泽东将之“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因为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即开始了抗争，尽管那是自发的，是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政党领导的。用王奇生先生的话说，那是“发生”的中国革命。④王奇生先生认为“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具体参阅王奇生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当然，一部“长剧”显然也离不开伟大导演安排的“高潮”。在革命建政成功之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社会革命。共产党“发动”的

社会革命呈现出全民性的特征，明显区别于武力革命的地域性。因此，采取宽泛一点的计算方式，中国革命往前则可以追溯到1840年，往后则可以延伸到1976年文革的结束。关于革命时段的划分，一般将1840年至1919年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19年至1949年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长达百年的抗争均属于政治革命范畴，其目的在于谋求民族独立，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属于社会革命范畴。对于今天的改革也被视为是一场革命，但此革命已非彼革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根据本文的写作目的与本人的研究旨趣，笔者更倾向于将之视为后革命时期。鉴于本文的阐述中心在于红色记忆，所以本文所谈论的革命，仅限于一种狭义的革命，即仅限于国共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争武斗以及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事件。而后革命则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直至今天，这一时期革命话语淡出了政治舞台，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重心。

（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迷思

记忆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是时间呢？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时”指的是“一般时间，它表示的是质的绵延。作为绵延，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永久的还是先后承续的，都是‘时’”［9］（P32）。“间”则表示这种时间的分割与瞬间的重复，由此形成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区分。按照李大钊同志《“今”》这篇文章的观点，“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10］（P192）然而，从时间的社会意义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时间还包含着一种情景，即一种环境复合的观念。如果事情顺利的话，这种情景便会形成做某件事的机遇。作为动词，“时”意味着使自己适应环境，出现在关键时刻，解决特殊的事“态”，以及在适当时机与外界事物保持和谐。［9］（P34）这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时间结构。根据狄尔泰的观点，这种结构包括了“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并形成了人类生活的意义体系。理解和建构人类生活的意义体系也唯有从这个时间结构出发才是可能、可行的，否则将不切实际。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11］（P3）

红色记忆产生于过去、呈现于现在而传承于未来。它不仅构成了革命亲历者或者非革命亲历者的心理叙事，而且红色记忆还存在着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实践取向、问题取向和流动取向而具有改造、扩张、流动效应的政治文化力量，从而形成自身的意义体系。就价值取向而言，红色记忆不仅是在表达一个时代的主题，更是反映了人民在“意识形态丛林”中追寻一种观念史上的永恒价值。就实践取向而言，红色记忆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诊断和反思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问题的政治期待。就问题取向而言，不同时期的红色记忆折射出人们最为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流动取向而言，红色记忆包括了个人层面上革命亲历者的代际传承、社会层面上革命亲历者向非革命亲历者的传播以及国家层面上执政者对于红色记忆的集体建构。上述四种取向表明，红色记忆不仅呈现出了时效性和当下性的特征，如果引入了时间维度贯穿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红色记忆还具有贯穿历史、超越时空的秉性。当然，透过红色记忆，我们不仅可以破解时间的迷思，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成为引领社会改革、追寻某种政治价值的时代先声。

二、认知视角：生活与制度维度的近视与远望

战火灰飞烟灭，但革命余音缭绕，往事并不如烟。关于革命的故事，更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自从薄一波同志的有关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决策回忆录出版以来，中共高层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数不胜数。近年来又流行革命亲历者的后代著书出版，回忆父辈、祖辈的往事，且随着近年来建国、建党等若干重大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关于红色记忆的报道蔚为大观。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私密的红色记忆一旦外化为文字、语言并通过现代传媒传播便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公共生活，阿伦特（HannahArendt）把它比喻为一个打满灯光的舞台。它的特征在于“在那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能见能闻的”［12］（P45），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可见的领域，而且是一个焦点关注的领域，发生在那里的事情都会被“昭显在亮处”，成为公共关心的问题。［13］（Pviii）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写历史的时候更多的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关于民众的历史，“所占数量很少”且“不够具体”，“落实到讲义、专著上，则十分薄弱”。［14］（P94-96）在当前所涌现出来的大规模的红色记忆文本当中，大量的属于党内的精英人物。当然，这些精英人物的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史，同样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的发展轨迹及其光辉事迹。然而，由于记忆具有客观性的特征之外，还存在着主观性的特点。因此，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记忆也许就存在着冲突的可能并形成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堆积”。以长征的叙事为例，早在1936年下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号召参加长征的同志撰写红军长征的回忆文章，讲述“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15］（P140）然而，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对于同一事情，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讲述。就长征中最为关键的一仗的“飞夺泸定桥”而言，到底是谁在飞夺呢？对此，成仿吾在其《长征回忆录》中记载是以王开湘同志为团长、杨成武同志为团政委的红四团团首长“决定第二连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人组织突击队，第三连跟进，铺桥板，让后续部队冲进城去。……二连的二十二个英雄冒着稠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飞一般地冲了过去。”［16］（797）加伦在《飞夺泸定桥》一文中也认为是红一军团左路红四团“从第二连挑选了二十二个英雄，一概用短枪、手榴弹、马刀，由连长领导冲锋队，其余的用长枪随冲锋队前进。”①加伦：《飞夺泸定桥》，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5页。此文后又重新出版。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红军长征记》（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事件亲历者杨成武同志也在其回忆中提到是“由2连的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②杨成武：《飞夺泸定桥》，原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此文后又重新出版，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具体的战斗过程见《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168页；《杨成武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9页。时任红四团总支书记的罗华生也认为是四团二连的二十二个英雄，但他“只记得文书李友林，连长廖大珠，政指王海云——等三同志的姓名”。［1］7（P222）然而，也有与上述的说法不一致的描述。覃应机作为“飞夺泸定桥”另一版本的当事人，其回忆录中讲述了是谁以及为什么能够飞夺泸定桥的原因。覃应机在《硝烟岁月》中提到是红三军团十三团彭雪枫团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突击队员“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人中，有一个同志叫察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迪、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18］（P62）“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18］（P63）对于事件的真实性，覃应机在自序中说：“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经历了我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整个历史过程。《硝烟岁月》是我本人在战争年代印象较深，至今尚能忆起的部分亲历实录。能够为今人和后人了解我党我军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业绩的斗争历史提供一点实证。”［18］（序言P1）③但相比杨成武版本，覃应机在《硝烟岁月》中没有太多的战斗细节描写，也没有很多惊险战斗的描写。

很显然，上述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实录记忆是存在着冲突的。那么，哪一个版本是真实的呢？后人也为此打起了口水战和笔仗。加伦的儿子彭查理更是撰文条分缕析地考证，证实了是杨成武而非覃应机飞夺泸定桥。［19］（P34-39）而在笔者撰写此文的时候，还听到了民间有其他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版本，说覃应机在指挥12名勇士夺桥的时候是用壮语指挥的，防守泸定桥的川军是石达开部队的后人，他们在看到壮族兄弟来了就朝天开枪，然后红军就这么夺桥了。④见梁庭望在百色学院的讲座《重铸中华文化漫谈（下）》。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内容，起止时间为：51′58″-53′23″。网址为：www.bsuc.cn/ hcjt/2012040526897.html，2012年4月5日访问。此后梁庭望2012年12月23日在百色学院召开的壮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又再次讲述了该版本"飞夺泸定桥"，见本人录音资料。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笔者没有能力去辨别清楚，当然，也超出了本文和

本项目的范围。列举上述的各种实录记忆与认识记忆，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如另外一个革命非亲历者黎汝清在讲述革命亲历者李士怀将军的历程时所说的：“即使得到当时的记载、史料、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做到绝对准确。”［20］（P429）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记忆材料？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来看，“一部人物传记，不是书写和考证历史，也不是对人物作全面评定，而是通过他的特殊艰苦九死一生的战斗历程，写他不畏艰难险阻的拼搏精神，写他的艰苦朴素，写他的正直无私，写他的高风亮节，写他待人处事中的人格力量。目的在于通过他的生活道路，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教育，给人以鼓舞。”［20］（P37）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这些革命非亲历者而言，通过阅读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录，通过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回到那个战斗的年代、光荣的年代、火红的年代，进而更加认同中国共产党。如果从严肃的党史研究来看，就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编纂工作中对文中所记述的史实进行考证和核实。因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认为回忆资料在各类历史材料中是属于最危险的资料。回忆资料可信与否，“往往依赖于回忆者回忆时与回忆事件发生时间距离的长短、回忆者记忆能力的强弱、回忆者手头原始资料的有无及多寡、回忆者所处政治环境及社会环境的宽严、回忆者私德的优劣”［21］（P76-77）。然而，从记忆的刻写来看，它又必然牵涉到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安全性的问题。因此，关于某些问题，必须保持一致的叙述。这就牵涉到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如果“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制度，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生活。”［22］（P173）因此，我们必须透过记忆者的个人生活史，近视不同的生活历程中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角色获得、角色失落、角色调整、角色转换等问题，远望各种影响记忆的建构制度，才能明白个人生平回忆录这种编年史如何从一种按照编年顺序编排的“死历史”、“过去史”转化为一种“活历史”、“当代史”，才能体会历史观的深刻性背后所具有的伦理和政治兴趣的深刻性，才能管窥多义的记忆如何完成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再生产过程。

三、研究预设：想像力、观察力与中国梦

红色记忆应该说一直存在，但是作为一种大规模涌现的社会现象，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与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达到了顶峰。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应该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进行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红色记忆？它是一种个人回忆，还是一种公众议题？如果是一种公众议题，红色记忆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但这又昭示了什么问题呢？又该如何在现代社会结构中认知这种议题呢？

红色记忆材料可以“称作‘回忆录’、‘纪念文章’、‘日记’、‘编年史’、‘轶事’、‘传略’、‘客观描述’、‘个人隐私’、‘奇闻’或者其他名称的书籍作”［24］（P97）。只要人类不灭，它就可以世代相传。然而，如果我们超越了现象本身，就会发现关于红色记忆的研究问题有待清理。红色记忆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问题领域。红色记忆的概念、特征、本质、生成、传承、建构都属于它的研究范围。然而，时下的媒体关注的是记忆的一些细节而非背后的哲理，很少人关心红色记忆的内在本质、红色记忆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红色记忆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如何建构、如何传承并在建构与传承中折射出了怎样的价值选择与政治认同，等等。要从繁芜的红色记忆材料中理清上述问题，唯有借助社会学的想像力这种心智品种才能“戏剧性地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间的联系”［22］（P14），才能够“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并通过民族志的观察力“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间的联系”［22］（P9）。因此，就有必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超越传统党史学与政治学的学科范式，借助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到历史和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尤其是各种记忆冲突的深处，探讨建构与传承红色记忆背后的制度变迁、社会变迁与历史变迁中的内在机制，例如生产方式问题、生活方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在红色记忆的认知方法

上，就应该做到三个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过去与未来的统一。因为红色记忆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从道德需要产生、并准备和呼吁行动的意识表达的观念”。［23］（P97）如果引入了一种整体史观，从“人—社会—历史”三者之间多维多向互动的关系中审视红色记忆，同时将会折射出人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并在共时与历时的统一把握红色记忆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形态，将问题回归到人的历史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域上来。换言之，关于红色记忆的研究不应该仅仅是停留在认识与理论的层面上，而应该以历史实践与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依归。如此，红色记忆的研究视角与深度才能在当代中国时空中得到拓宽与延展，而非仅仅是在时间上进行叠加与空间上进行罗列。这样，通过红色记忆的时代声音，从红色记忆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将折射出社会转型期背后的历史性巨变态势以及其所隐含的时代性问题。这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存问题，如果对红色记忆中潜意识的东西进行有意识的描述、对红色记忆主体的日常语言、行为从发生学的角度地蚝研究和逻辑分析，透视红色记忆的表象、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发掘深层的社会性结构，我们就会提炼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中国梦的执政问题。如此，一种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将从过去中走出来，并将自己置于过去之上而转换为一个公开的、无畏的中国梦如何实现的现实问题。

结语

当下的中国是革命建政的产物，我们沉浸在红色记忆当中，但是周围的现实也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历史既是心灵的历史，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研究历史应该关心而且也必须关心历史事件背后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同时更应该关注背后的价值实现的问题。由此观之，关于红色记忆的思考，就应该在不切断历史的前提下超越历史，从价值选择的层面加以认识，将红色记忆这种在革命建政的过程形成的政治心理叙事转化为一个思想问题并在真理命题中加以回答，以此作为我们新行动和新生活的理想前提。我想，如此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客观的描述并进行质的研究而不至于写成一种口号式的文章。而引入中观的维度，应该是也只能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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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he Approaches of Red Memory Studies in Post-revolutionary Ageand On the Possibility of Mid-perspective CPC History Studies

LIANG Yin-xiang
（Politics and Law Departreent Baise University, Baise 5333000, China）

Red Memories are historical outcom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ndeavors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 as wellnarratives of people's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On condition of revolution/post-revolution dichotomy and with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ethnographical observation,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and make qualitative studies of red memories in perspective of daily lives and state systems.

redmemories; post-revolutionary 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K201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3.003

1674－8107（2014）03－0016－07

（责任编辑：曾琼芳）

2013－12-1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1XJD016）；广西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政治社会学视阈下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01106LX619)；百色学院院级项目“政治社会学视阈下的红色记忆研究”(项目编号：2010KB04)。

梁银湘（1978－），男，广西桂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记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