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策”视野下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

崔文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研部，北京100165）

1890年，威廉二世亲政，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顺应了扩张主义者的要求，摒弃了俾斯麦时期的欧洲大陆政策，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力图把德国从一个欧陆强国发展为一个世界强国，开始积极推行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为了攫取世界权力，获得“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开始大力扩军备战，用铁血的方式在全球推行对外扩张。1897德国军队强占中国胶州湾和1900年德国派军队入侵北京皆是这种武力扩张的典型表现。以往论述德国的“世界政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军事扩张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在世界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对外文化政策在获取世界权力中所具有的功效日益被德国统治者所认识，更多地通过推行文化政策来扩大德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德国“世界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推行目标上，中国成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选。一战爆发前夕，统一的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中心机构已经成立。

一、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发端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自成体系的儒家文化圈对于外来侵略者有着本能的排斥。清朝末年，虽然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已经暮气沉沉，但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并不可能立即被战争所冲破，底层的广大民众对于传统的价值体系仍依旧表现出了热情的向往。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生命力让德国殖民者的侵略行径遭受了沉重打击，来华进行武装侵略的首批德国人最先认识到，用武力征服中国是做不到的，如果想在中国获得更大的成功，则必须对中国文化施加影响。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抵抗力和中国民众所蕴藏的生机，曾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感受颇深，他在日记中写道：

“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但是同时他又强调：“吾人对于中国民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魅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1］

在日记中，瓦德西既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停滞”、“缺少生机”，又指出了中国民众所蕴含的“无限生机”，认为若采用“世界各国之近代文化方法”，中国前途必有“无限生机”。这既表现出了德国殖民者认识到武力征服的不可能，又纠正了原先对于中国完全负面的认识，转而开始希望通过“西方的方法”实现中国的“文明化”。

德国海军在胶澳地区多年的殖民实践同样使得曾梦想成为山东“主宰”的胶澳总督逐渐认识到，要在山东发展德国的势力，取得殖民经营的成功，光靠铁血政策是不行的，必须同山东地方当局和人民保持一种良好的“和平关系”。在对付山东人民反抗德国侵略方面，运用文化手段不但比通过武力方式要更为有效，而且不会招致中国官民的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反感。［2］在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眼中，青岛不仅仅是一个海军站，它更应成为德国向中国进行经济和文化扩张的前沿阵地。它不但是一个德国获取的殖民地，更是一个树立德国威信，和其它列强，尤其是英国竞争的模范殖民地。他在回忆录中强调：“作为海军部国务秘书，从1898年开始，对殖民地人民内心的征服和对于我们统治的合法性论证落在我的身上，”［3］

对于通过文化影响中国的重要性，著名的和平帝国主义理论家罗尔巴赫（Paul Rohrbach）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认为中国会将会受到文化深入和持续的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思想不会冲突，这是欧洲人一个天真的想象，‘旧的中国精神没有死去，半个世纪前，它战胜了太平天国运动，只要外部的混乱一结束，他也将在建立新的中国过程中由内而外的施加影响。’……它必须开始，以一种渐进的、根本的和系统的方式来熟悉西方事物的精神基础……西方民族，包括欧洲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应该在最大程度上通过综合儒家和西方文明来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改造创新中去。”［4］对于中国这个“无穷”的市场，［5］164罗尔巴赫指出，“中国占有巨大的资源财富，富有现代世界文明产生的两大物质资源：煤和铁”，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廉价劳动力，除中国外，“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拥有如此多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当人们想象，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勤劳和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在一个如此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接受德国的文明：掌握德国的技术，像西方那样建设铁路、矿山和工厂，创办自己的大型企业，改革陆军和舰队，那么我们可以预料，未来的世界局势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将是以中国的文化改革为起点的。”［4］

义和团运动后，英美两国政府加紧了在中国推行文化政策的脚步，美国把庚子赔款的部分款项退还给中国，用以每年资助一定数量的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英国则准备在中国设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分校。英美还利用遍布中国的教会网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学校和文化设施，促进了英语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6］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认识到，熟悉英语和英美文化的中国人必然在各项事务中倾向于同英美建立联系，英国文化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给德国在中国的利益造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津浦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这一挑战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虽然津浦铁路由德国在中国投资修建，但英国工程师和接受过英美教育的中国人却尝试在材料输送上把德国公司排除在外”。在雷克斯的强力干涉下，这一计划才最终被阻止。［7］

这件事使得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认识到，若想更大程度上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去，在中国将来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就必须大力推行文化政策，把英美等国在这一领域单方面的优势消除。［8］为了获得“阳光下的地盘”、“使德国参与到中国未来的经济进程中去”，雷克斯建议，“必须运用所有力量”，努力“平衡和英美等国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一差距由于英语和英国文化在中国产生的”。作为“德国的代表”，雷克斯感觉到非常有必要“做一切努使德国文化在中国获得应有的位置”，他要求帝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促进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9］

推行对华文化政策是否可行，德国官方为此向当时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咨询。归纳起来，这些学者的观点分为两类：［5］164-175

第一，以李希霍芬为代表的反对派。1901年，普鲁士文化部大臣施图特（Knorad von Studt）邀请在德国已久负盛名的威廉大学教授李希霍芬就对中国进行教育援助发表建议。在提交给普鲁士文化部的报告中，李希霍芬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对华文化政策的看法。对于推行对华文化政策，李希霍芬表示了明确反对，因为他担心在技术领域对中国人进行培训会对西方的工业体系和产品销售形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德国政府要把中国学生进入德国学校学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在限制推行对华文化政策上，西方国家要“团结一致”。［5］164-168

第二，以佛尔克和福兰阁为代表的提倡派。1903年，法国在中国建立学校的计划刺激了德国外交部的神经，在外交部授意下，普鲁士文化部就在中国设立学校一事向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佛尔克教授进行咨询。佛尔克认为，对中国人进行培训，尤其是贸易知识的培训会使德国的工商业受益。接受过德国培训的中国人未来在有影响的职位上任职会对德国产生积极的效应，他建议在济南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在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建立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汉学家福兰阁博士也同样认为，德国应把自己的文化移植到中国。［5］168-175

可以看出，提倡派和反对派论证的根本出发点都是维护德国的利益。反对派学者所顾虑的是，对华推行文化政策会使中国人获得西方的科学知识，按照西方模式建立工业和经济体系，最终会对西方的利益和权力形成挑战。持这种顾虑的人在当时德国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无怪乎是想使西方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固定化。但是，这种思想违背了事务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忽视了政策推行个体之间在利益追求上的区别，因而不具有实际可行性。它所要求的“西方国家团结一致”的想法也是天真和不可能实现的。与反对派学者不同，提倡派学者认识到在中国传播德国文化的重要性，在他们那里德国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和突出。在这些学者的论证中，德国承担着使中国“文明化”的任务，因为这会使德国在未来中国获取相应的权力。

二、德国国内对“世界政策”道路的再思考

正当德国对华文化政策发端之时，德国国内要求对世界扩张道路进行反思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武力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大国平衡，利益受到触犯的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纷纷以武力遏制德国，这使得德国的世界扩张政策一再受挫，德国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落败是德国遭受此类挫折的典型案例。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武力扩张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要求对“世界政策”的推行方式进行重新设计，用文化手段取代武力政策。

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部，北临地中海、西接大西洋，北部丹吉尔港是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要地，历来是西方列强所争夺的对象。1905年，为把摩洛哥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法国要求摩洛哥按照法国的意愿进行全面改革。法国的这一要求触动了德国的殖民利益，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比洛亲临丹吉尔港，要求摩洛哥拒绝法国的改革建议，并声称要保卫摩洛哥的主权独立。德国的这一访问激起了法国的强烈反对，造成法德关系一度紧张，史称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6年1月，由13个国家参加的讨论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在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在英、俄等国的坚定支持下，会议最终做出了有利于法国的决议，面对联盟的强大压力，满腹怨气的德国也只有接受，无计可施。［10］

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Fez）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法国派遣布吕拉尔（Brulard）将军进入非斯，并很快控制摩洛哥全境。由于不甘心法国独占摩洛哥，德国于1911年7月派遣“豹”（Panther）号潜艇开抵阿加迪尔（Agadir），史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的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法德之间顿时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危急关头，英国出面干涉，支持法国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英国把德国军舰的出现看作是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时任首相劳合·乔治表示：“英国准备为维护和平做出重大牺牲”。面对英法的强硬表态，自觉实力不济的德国在获得了部分法属刚果领土的许诺后，被迫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德国的军舰随之灰溜溜的驶离了阿尔迪加港。［11］

德国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落败在德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面对德国世界扩张的困境，德国各界要求对德国的外交政策重新设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之前，在德国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只有通过武力政策——海军扩张和获取殖民地来实现。但1906年后，特别是1911年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要克服孕育着战争的孤立，德国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进行世界扩张。1906至1914年间，“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一词在德国所有重要的跨区域的报纸，特别是在政治性杂志——只要他们不是极右的——上已经如此频繁地被加以讨论，以至于西奥多·豪斯（Theodor Heuss）在1913年12月称这一概念在德国已经被“用坏了”。［12］

在这些对外文化政策的呼吁者看来，德国在将来要做的不是继续扩军备战，进行“下一次战争”。而是要进行和平扩张，把文化事业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通过文化扩张来领跑经济扩张，以和平的方式扩展德国在世界上的权力。［13］他们把“贸易跟随旗帜”的口号更换为“贸易跟随语言”。［14］在目标区域的选择上，德国的文化事业的投入应该有价值，文化政策所推行的对象应该是那些需要吸收新的精神文化来改造自己传统文化，进而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最后的、尚未被圈占的土地”应当成为德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推行的首要目标。［15］

正是在上述德国国内普遍反思世界扩张道路的大背景下，上海德国协会（Shanghaier Vereinigung Shanghai）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德国统治阶层对于推行对华文化政策的重视。1912年9月16日，“上海德国协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促进在中国德国文化事业的计划草案。［16］并以这份草案为基础，于1913年1月3日制定了“在中国促进德国文化事业备忘录”（Denkschrift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这份备忘录随后被提交给海茵德里希亲王（Prinz Heinrich）、德国议会、联邦参议院以及其它相关部门。［17］1913年4月，德国上海协会提出将该备忘录出版，这一愿望于同年7月底实现。［18］

上海德国协会在备忘录中指出，德国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美国和日本在中国市场上与德国相比占据了优势。1911年中国的贸易进口总额为12.96亿马克，其中英国占46%、日本占20.75%、美国占10.5、德国占7.75%。［19］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这些竞争对手自身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如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民族特点和语言文字同中国相近，英国在中国被视为世界第一强国，英语在东亚被普遍承认为贸易语言等）外，更为重要的则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过去10年里在中国推行了大规模的学校-文化政策。

备忘录指出，与英美的文化事业在中国取得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文化事业在中国的影响出现了下降。“如果人们把青岛和上海排除在外，德国在中国的影响便所剩无几了。”“当德国的对手在过去10年在中国努力工作的时候，德国却只是花费了少量资金对这项事业进行维持。”由此，德国文化事业在中国的影响被对手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德语在10多年前就试图在中国获得和英语同等的地位，但这一追求在过去的数年里被英语彻底地打压下去。德国在中国人的眼中日益成为一个二流的国家，在1912年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政府顾问中，所有重要的职位在人选上都见不到德国人的影子。”在原先德国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的山东省，“以往对德国持友好态度的中国地方官员现在大都已被接受过英美教育的官员所取代，这直接导致了德国在山东各项事务中的利益大受影响。”此外，“在辛亥革命中富有影响的广东省现在更是完全处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之下。”［20］

对于造成德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影响力下降的原因，上海德国协会在备忘录中进行了总结，“资金的缺乏是制约德国对华文化政策大规模实施的首要因素，德国垄断大企业对这项事业兴趣的缺乏使得德国错过了许多曾经摆在面前的机会。”另外，“德国外交人员在对华文化政策上主动精神的缺乏和在中国的德国人个人民族和国家意识的缺失都是导致德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影响力下降的重要因素。”［21］在上海德国协会看来，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为德国对中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契机。“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又重新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德国恰好可以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德国一定要抓住这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利益。［22］

上海德国协会起草的“促进在中国德国文化事业的计划草案”，以及随后出版的“在中国文化事业备忘录”在德国官方引起了强烈反响。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Preuβen）在阅读了上海德国协会提交的计划后强调：“德国的又一次机会，或许最后一次机会到来了，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巨额财政资助才能实现。”［23］德国国会副议长帕舍（Paasche）则呼吁德国国会批准上海德国协会建议的财政申请，并建议德国政府对上海德国协会的计划进行深入研究。［24］德国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阿图尔·齐默尔（Arthur Zimmer）、德国驻南京领事弗里茨·温舒赫（Fritz Wendschuch）和驻上海总领事布里（Buri）等人对于上海德国协会的计划表示认可和支持，并同时建议德国政府在推行对华文化政策时需要注意避免官方色彩。［25］

三、帝国总理成立对华文化政策中心机构的呼吁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外文化政策”这一名词进入公众的视野要追溯到1913年12月12日出版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在这天早晨的头版头条，该杂志刊登了一份关于“对外文化政策”问题的通信，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莱比锡的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而寄信人则是当时的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26］兰普勒希特是德国国内最先提出“对外文化政策”概念的学者，他于1912年10月7日在海德堡国际谅解协会上做了“关于对外文化政策”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这位历史学家把刚刚在德国出现的“文化政策”概念运用到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对外文化政策”的观念。关于兰普勒希特的讲话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27］

第一，“文化政策”一词在德国出现尚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其它的文化体，如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在多年前已经开始推行对外文化政策。

第二，西方列强（英、法、美等国）已经在南美和中国通过推行文化政策扩大了自己的出口和物质影响。

第三，经济影响跟随文化，经济和文化政策并举才会获得成功。商业和工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文化手段”扩张的程度。

第四，在发展对外文化政策方面德国责无旁贷，在人类道德和智力的竞争中，德国这一“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国度”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五，对外文化政策是由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与政治、经济等政策不同，和政治动荡不具有同时性。

福斯日报刊登的信件在德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在这封1913年6月21日致兰普勒希特的回信中，帝国总理霍尔韦格对于德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霍尔维格认为：

“我和您一样认识到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必要性，我认识到这一作用，法国通过文化宣传从中获得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这一作用，不列颠帝国依靠它维持不列颠全球帝国。德国也必须，如果他想推行世界政策的话。在对外文化政策的推行上，政府应该通过资助和建议进行帮助，即便如此，这一事物的本质和大部分的具体的工作需要由整个国家来推动。”［28］

然而，霍尔维格对于推行对外文化政策重要性的认识由于接下来的顾虑而有所减弱。他首先指出，在德国缺少一个自身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文化及有意识的民族价值观（Geltungswillen），而这些特性是英国和法国能够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前提：

“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对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内在精神，我们的民族观念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意识还很不够。这在于我们还局限于个人主义及文化统一性的不平衡，它不具备像法国及英国文化那样的潜在力量，不是每个在海外的德意志人都能够生动的描述自己的文化，如法国人描绘巴黎和英国人描绘不列颠岛那样。”［28］

霍尔维格继续批评道，对外文化政策的前提，也就是对这一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在德国还很不够。在这里，它显示出与西方邻国的区别，在西方国家，活跃的对外文化政策团体已经建立起来，以促进本国的对外文化政策的推行。“我们还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武力还有太多的盲目的崇拜，低估了和平的重要性，而且不明白究竟要用武力获得什么，并且很多东西单靠武力是不能获得的。”［28］

霍尔维格认为，任何人，如兰普勒希特，如果想要推行对外文化政策，就必须首先在国内为这一工作的实施做出贡献。在“意识帝国主义”（Imperialismus der Idee）的旗帜下，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应该相互合作，推动人们形成对于统一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德国民众中传播“对外文化政策”这一新的观念。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方能和它的西方邻居一样，在未来推行对外文化政策。除此之外，德国没有别的道路。在对外文化政策的推行上，德国政府应该和知识分子阶层加深合作，因为他们的支持是这一政策能够成功推行的重要条件。而对于这项事业，德国的知识界精英和领袖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德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这项事业的积极支持和充满热情的努力将会为德意志民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有益的贡献。［28］

在福斯杂志登的通信中，霍尔维格对于德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似乎给人带来了一种悲观的印象，但在接下来的内部通令中，霍尔维格却明确表达了对于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坚定支持。1913年8月5日，从霍尔维格的官邸（Hohenfinow）发出了一份关于促进对外文化政策的通令。这份通令发往帝国内政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国务秘书。在这份文件中，这位帝国总理呼吁道：

“所有的团体和机构……，只有当它工作的任务是消除德国在海外扩张的障碍时，它的工作才值得称赞和支持……德国在海外进行宣传的困难在于，德国文化特性与其他国家相比缺少坚固的基础。这一困难，源于事物的本质，只能慢慢地加以克服。尽管如此，我想承认的是，在国外有系统的推动德国文化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如果这样一种对外文化政策在海外德意志人中取得立足点从而获得成功，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反过来加深和增强德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

除了从种族角度出发，增强德国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外，在这份通令中，霍尔维格进一步指出了推行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作为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国是德国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选择。对于此，霍尔维格给予了明确强调：

“除种族因素外，经济因素在这一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对在国外的帝国文化机构进行财政上支持看上去合情合理。”

“只有成功地渗入这一黄色种族的思想，在那赢得对德国事业的理解，德国才能够在这一古老的、对德国文化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站稳脚跟……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那些源于这种考虑，并出于自身各自的原因对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做出贡献的圈子里，出现了彼此联合、共同促进对华文化事业的愿望，我希望通任何可能的方式对这一运动进行支持。”

最后，霍尔维格呼吁帝国外交部、内政部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和相关的团体、协会、教师和商人建立联系，促进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施。［29］1905年后德国在中国所开展的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霍尔维格的赞扬，并成为他呼吁进一步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有力论据。他强调：“巨大的中国市场，正在接受西方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德国官方应该对于德国国内的“中国热”给予支持，同相关协会通力合作，共同促进成立一个统一的对华文化中心机构。［29］

四、德国对华文化中心机构的成立

霍尔维格的通令发出后，德国相关政府部门迅速做出了反应。1913年9月18号，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库恩（Kühn）致信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商讨总理通令实施情况。库恩表明，在接到霍尔维格的通令后，帝国财政部进行了积极准备。为了促进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实施，帝国财政部按照霍尔维格1913年8月5号通令的要求，任命帝国多波斯（Geheimen Ober-RegierungsratDombois）和弗莱瓦德（Geheimen Ober-Regierungsrat Freiwald）为代表参与就对外文化政策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事宜。［30］对于帝国总理要求加大对外文化政策的推行力度，库恩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列举了一系列财政部管理处对于海外文化工作进行资助的系列数据。库恩指出，德国“迄今为止已经对海外的文化工作进行了大范围的资助”，“外交部预算支出的条目最好的反映了这一点”。根据库恩所列举的条目我们可以得知，德国官方对于在中国的德国文化事业在财政上的支持早已存在。外交部相关财政支持条目有：

第6章第4a条（在重庆的德国诊所），第14条（促进德国在国外的学校和课程事业1100000马克），一次性的支出有第2章第3条（支持在中国的建筑研究9260马克）；第4条（对上海医科学校的支持30000马克）；第5条（对在上海水力建设专家的津贴，18000马克）；第6条（对在中国德国技术学校的支持，12000马克），在第一章第9条包括对于胶州的一次性支出，从1909年至1912年，为中国学生建立教学机构总共支出510000马克。对于胶州的持续性支出，在第一章第1条第9号（为中国学校建立的教育机构，161425马克），第7条（德国教育机构对中国学生的多方面支出，68000马克），此外，多种多样的科学和相似的机构，他们或从当地的财政支出中，或从皇帝储备基金（Kaiserlichen Dispositionsfond）中获得资助。［30］

面对帝国总理要求加强对德国海外文化事业资助力度的要求，库恩表示：“我不能够压制这一思想，但这一项支出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帝国财政的收支平衡”。“由于德国军事压力的增强”，增加军费支出“对于增强军队力量是必须的”。因此，他建议做出增加对外文化政策支出的决定之前要“慎重考虑”。库恩认为，鉴于德国的财政状况，德国政府若想增加对外文化政策方面的支出——如帝国总理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的文化政策支出，就必须对德国的财政状况进行通盘考虑，在继续提高财政资助前，所有相关政府部门要形成对于这一事项完全理解和支持。［30］

对于霍尔维格系统推行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通令，帝国外交部于1913年10月30号进行了表态。外交部认为，促进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实施，不仅要在精神领域，而且要在经济领域实施。全面支持扩展在海外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可能会导致力量的分散，因此合理的方法是在广大的世界范围内选取最有价值的区域。“目前最为突出的是促进德国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影响。”［31］外交部认为，增强德国对华文化政策事不宜迟，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就这一问题迅速组织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就对外文化政策事务提供咨询和建议。德国外交部在这一事务上具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因此应从总体上对这一事务负责，德国财政部负责对这项事务给予财政支持，德国内政部则负责处理相关的国内问题。对外文化政策的推行应该如下进行：

第一，行对外文化和经济政策首先应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实行。

第二，交部的相关机构应该根据它们多年的工作经验，迅速搜集相关的材料，为对外文化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建立开辟道路。

第三，外交部建立咨询委员会，为进一步推行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第四，帝国在东亚领事和教会的信息，并对这一问题的专家意见。

第五，在对收集的报告进行分门别类的基础上，专家委员会为帝国负责对外文化政策推行的政府机构——如内政部、财政部、经济，文化和贸易部等提供专家意见。［31］

霍尔维格的呼吁发出后，德国各对华文化协会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筹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华文化中心机构。1913年4月17号，关于建立对华文化中心机构的预备会议在德国国会大楼1号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海军部官员科伯纳（Dr.Köbner）、卸任胶澳总督特鲁泊（Truppel）、前任德国驻华总领事布里（Gesandter von Buri）、柏林手工业协会成员（Berliner Handelskammer）桑德曼（Sandmann）、著名东亚评论家韦特海默（Wertheimer）等人，德国殖民协会夏洛特分部（Abteilung Berlin-Charlottenburg der“Deutschen Kolonialgesellschaft”）主席吕贝尔（löbell）主持会议。该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促进德国在中国文化利益的中心机构”（Centralverband zur Föderung Deutscher-China-Interessen）。［32］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德国殖民协会夏洛特堡分部（die Abteilung Berlin Charlottenburg）主席吕贝尔指出：“近年来，随着德国在中国各种利益的增加，人们对于促进德国在中国的文化利益越来越感兴趣”，但“目前德国在中国的多数文化工作是零散进行的”，“不同协会各自为战，仍缺少一个系统的中心机构来推进德国的利益。”而“只有把原先孤立的、不系统的各项工作组织起来，才能更好的促进德国在中国利益的发展。”［32］他强调，组建统一中心机构的目的不是把各协会进行“分裂”，而是“重建”，以便让原有各协会在新的基础上更好的运行。为了从一开始消除摩擦、避免误解，柏林德国亚洲协会（Deutsch-asiatische Gesellschaft）和汉堡东亚协会（Ostasiatische Verein in Hamburg）被邀请参与会议，两个协会也分别派代表参加。

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德国促进在中国技术学校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指责。汉堡东亚协会力图把德国东亚协会的势力从中国排挤出去。这引发了德国东亚协会对建立中心协会机构的不满，它力图重新掌握在新成立协会中的控制权。1913年秋季，德国东亚协会召开会议，单方面决定由戈尔茨（Frhr.v.d.Goltz）取代费舍尔担任协会领导职务。德国亚洲协会经理马克斯·福斯贝格·雷科（Max Vosberg-Rekow）更是组织筹建“德意志中国学院”（Deutsches China-Institut），把促进在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目标，提出“一切和工业界相联系，一切在工业界相联系，一切为了工业界”。这样，建立新的德国对华文化中心的思想被完全拒绝。对于德国殖民协会和东亚协会来说，如果想联合德国东亚协会建立统一的联合会，就必须接受德国东亚协会的条件，如果他们对一切服务于工业界的思想加以拒绝，或者对于德国东亚协会促进文化工作的建议予以否决，都会导致两个协会和德国工业界的紧张关系，这势必会影响两个协会的利益甚至生存。［33］

正当建立统一联合会的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帝国海军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出面进行了干涉。德国海军部对于统一对华文化中心机构的建立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这项事务使本已变得没有吸引力的海军宣传重新焕发生机。出于这一目的，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最终说服德国-亚洲协会主席戈尔茨把汉堡东亚协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来。［34］在1913年12月10号的第四次会议上，有关各方决定将共同组建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中心机构。德国贸易和工业界为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该机构同时承担着在中国促进德国经济和文化扩张的任务。在新成立的协会中，德国东亚协会的势力完全不受触动。而汉堡东亚协会和柏林德国殖民协会夏洛特分部的利益也得到了保证。在经过1914年初的三次谈判后，会议确定由曾担任驻华公使的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zenstein）担任新成立中心机构的主席。该中心机构计划于1914年2月24号正式成立。［35］

正当德国对华文化中心机构筹备成立之时，1914年2月，德国工业界却抛出了“德意志世界贸易 协 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Welthandel“（DGWH）计划。按照这份计划，所有德国的海外协会都将被置于这个总协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原先计划成立的对华文化中心机构就将成为“德意志世界贸易协会”的中国分部。然而，在1914年2月26号召开的筹备会议上，“德意志世界贸易协会”的筹建计划根本无法取得进展。鉴于这一状况，几乎所有德国对华文化中心机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都要求尽快落实原先的计划。［36］关键时刻，德国外交部对这项计划给予了支持，为了促使统一的对华文化中心机构尽快成立，外交部批准“每年拨付25万马”对这项事业予以支持。［37］在外交部的支持下，1914年3月16号，统一的对华文化中心机构——德中联合会（Deutsch-Chinesischer Verband）最终成立。德国前驻华公使穆默担任联合会主席，马克斯·林德博士（Dr.Max Linde）担任协会秘书长。联合会对外以“德国在中国利益的中心机构”的形象出现，确立的宗旨是：“在一切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加强德国在中国的影响。为实现这一目的，协会将“通过建立、维持或者资助各种形式的中德学校和中德医疗机构；通过向中国学校和医院派遣教师和医生；通过建立图书馆、语言课程和翻译机构；以及通过在中国传播合适的德国著作……”等方式推动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实施。［38］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对华文化政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推行的“世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对华文化政策最早发端于武力来华侵略的殖民者的认识中，殖民实践活动让他们认识到，虽然德国在武力上战胜了古老的中国，但要在中国获取长远的利益，则必须通过文化手段对中国文化施加影响。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武力扩张遭到了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遏制，两次摩洛哥危机的落败在德国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德国推行世界扩张的方式是否正确，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重新设计世界扩张方式，用对外文化政策取代武力政策来扩张德国在世界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德国协会推行对华文化政策的报告引起了德国统治阶层的重视，德国外交部、海军部及驻华使馆都积极支持推行对华文化政策。推行对外文化政策的呼吁引起了帝国总理霍尔韦格的重视，他对文化史学者兰普了希特的来信进行了回复，讨论了推行对外文化政策所应注意的问题，并积极呼吁建立统一的对华文化政策中心机构。霍尔韦格的呼吁发出后，德国外交部、海军部、财政部就具体内容进行了具体考察，汉堡东亚协会、德国殖民协会等协会则积极就成立统一的对华文化政策中心机构进行谈判，虽谈判历经周折，但在德国外交部等官方机构的支持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统一的对华文化政策中心机构最终成立。

［1］瓦德西.瓦德西日拳乱笔记［M］.王光祈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05，112.

［2］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273-275.

［3］Tirpitz，Alfred Von，Erinnerungen von Alfred von Tirpitz［N］.n.F.Roehler Verlag，Leipzig.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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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斯维他·莱茵波特：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开端与德国汉学家的作用［M］／／张西平，李雪涛.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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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ex an Bülow，20.7.1908，in：BArchP，DBC Nr.623，vgl，Reinbothe，Roswitha，Kulturexport und wirtschaftsmacht Deutsche Schule in China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M］.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1992.S.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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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ex an Bülow，20.2.1908，in：BArchP，DBC Nr.623，vgl，Reinbothe，Roswitha，Kulturexport und wirtschaftsmacht Deutsche Schule in China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M］.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1992.S.102.

［10］G.W.Prothero，German Policy before the War［M］.New York：E.P.Dutton and Company，1916，pp.70-74.

［11］G.W.Prothero，German Policy before the War［M］.New York：E.P.Dutton and Company，1916，pp.93-96；陈振昌，相艳.德意志帝国［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346-347.

［12］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ialisten”：Deutsche Auslandsverein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 - 1918，Teil I ［M］. Frankfurt／M.：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4，S.62.

［13］Bernhardi，Friedrich von，Deutsche weltpolitik und nächste Krieg［M］.S.12.

［14］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ialisten”：Deutsche Auslandsverein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 - 1918，Teil I ［M］. Frankfurt／M.：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4，S.61-62.

［15］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ialisten”：Deutsche Auslandsverein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 - 1918，Teil I ［M］. Frankfurt／M.：Europä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4，S.64-65.

［16］Leutner，Mechthild，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1911-1927［M］.Akademie Verlag，Berlin，2006，S.346.

［17］Stingl，Werner，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1902-1914），Band.2［M］.Frankfurt／Mainz：Haag und Herchen Verlag，1978.S.727.

［18］Deutsche Vereinigung Shanghai，Denkschrift zur Fä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Z］.S.35，vom Bruch， Rüdiger，Weltpolitik als Kuturmission.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und Bildungs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M］.Paderborn Verlag，1982.S.99.

［19］Deutsche Vereinigung Shanghai，Denkschrift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Z］.S.11.

［20］Deutsche Vereinigung Shanghai，Denkschrift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Z］.S.12.

［21］Deutsche Vereinigung Shanghai，Denkschrift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Z］.S.12-13.

［22］Deutsche Vereinigung Shanghai，Denkschrift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tums in China［Z］.S.13.

［23］Stingl，Werner，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1902-1914），Band.2［M］.Frankfurt／Mainz：Haag und Herchen Verlag，1978.S.724.

［24］Stingl，Werner，Der Ferne Ost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1902-1914），Band.2［M］.Frankfurt／Mainz：Haag und Herchen Verlag，1978.S.732.

［25］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5-66.

［26］Vossische Zeitung“，vom 12.12.1913，Morgenausgabe，S.1.

［27］谭金福在《以认知上的求同存异和强权利益为驱动—中国与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形成》（Die Konordanz von Erkenntnis und Machtinteressen als Impuls-China und 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in Zhang，Yu Shu，Woesler W，Thome，Literaturstraβe，Chinesisch-deutsches Jahrbuch für Sprache，Literatur und Kultur：Band 2［M］.Beijing：Volksliteratur Verlag，2002.S.8.

［28］Schreiben Lamprechts an den Reichskanzler vom 19.5，Antwort vom 21.6.1913，Abschrift zu R.k.2124［Z］.PA，R63296.

［29］Erlaβdes Reichskanzlers vom 5.8.1913［Z］.in：PA R62696.

［30］Auf das Schreiben vom 19.August 1913-I.A.7253-.［Z］.der Staatssekretär des Reichsschatzamts，I.7760.

［31］Auswärtiges Amt III d 9650，30.10.1913［Z］.P AA，R63296.

［32］Montgelas，Protokoll der Verbesprechung betreffend die Gründung einer China-organisationen，17.4.1913［Z］.in：PA R63293.

［33］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alisten”-Deutsche Auslandvereine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1918）［M］.Frankfurt／M，1994.S.740.

［34］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alisten”-Deutsche Auslandvereine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1918）［M］.Frankfurt／M，1994.S.741.

［35］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alisten”-Deutsche Auslandvereine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1918）［M］.Frankfurt／M，1994.S.741-742.

［36］Kloosterhuis，Jürgen，Deutsch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und ihre Trägergruppen，in：Düwell，Kurt／Link，Werner（Hg.），Deutsche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 seit 1871［M］.Köhln，Wien：Böhlau，1981.S.28-30.

［37］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alisten”-Deutsche Auslandvereine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1918）Frankfurt／M，1994［M］.S.742.

［38］Kloosterhuis，Jürgen，“Friedliche Imperalisten”-Deutsche Auslandvereine und auswärtige Kulturpolitik（1906-1918）Frankfurt／M，1994［M］.S.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