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李兴阳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李兴阳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新世纪 乡土电视剧 现实发现 叙述选择

中国乡土电视剧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进程的不断加速，出现了被边缘化和日渐萎缩的“历史大趋势”。在新世纪1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乡土电视剧虽然未能改变自身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也出人意料地走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低谷，迎来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为“荧屏中国”吹进变革时代的乡土气息。这既是直面“三农”问题，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国家意志的视听叙事表达，也是中国乡土电视剧对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国家取消农业税，2005年再度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1]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会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中国乡村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文化形态、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农民精神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叙事视域不断拓展，题材不断丰富。概括起来看，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题材[1]关于“新世纪”的时间起点，学术界的观点不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时间起点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另一种基本遵从公元纪年法，以2000年为起点，本文遵从后一种说法。有关观点参见李兴阳《“新世纪”的边界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边界》，《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主要有“乡土现实”、“乡土历史”和“跨国流动农民”三大类型，每个类型都有数个亚类型或叙事“热点”。在三大题材类型中，以“乡土现实”题材最为重要，其叙事“热点”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乡土生态与环保”和“土地问题”等八个之多。每个叙事“热点”所对应的，或是农民辛酸沉重的现实遭际与精神蝉蜕的心路历程，或是一场波诡云谲的乡村现实变革，或是一曲令人感喟的乡村日常人伦歌哭。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2]本文拟用的“电视剧作者”概念是个“集合概念”，是由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和制作机构、播映机构等有机要素构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中的任何一个构成要素的变动，都会对一部乡土电视剧的题材类型、叙述选择、价值观念和美学风格等产生影响。、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一、中国农民的现实遭际与心灵裂变

在中国农村社会日趋激烈的变革过程中，农民群体发生了历史性的分化，有的“离乡又离土”，成为“流动农民”，像候鸟一样在城与乡之间漂泊；有的“离土不离乡”或“不离土也不离乡”，成为“在乡农民”，从事着或传统或现代的经济活动。不论是“流动农民”还是“在乡农民”，他们都已成为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大变动的承受者与参与者，其汇入时代潮流的过程也正是其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自然也是其文化人格发生裂变的过程。在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中，“农民进城”、“乡村女性”和“在乡农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叙事“热点”。他们不同的现实遭际与心灵裂变，成为新世纪乡土电视剧着意开掘的叙事焦点。

在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农民进城”叙事中，进城农民的“悲”与“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民工的现实状况“悲”多于“喜”。进城农民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城市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大多数始终是出卖劳力的打工者，有的甚至被城市黑恶势力欺凌甚或因此而走上绝路（《城市的星空》），有的死于各种生产安全事故（《能人冯天贵》），工资常常被恶意拖欠（《生存之民工》）。即使如此不堪，农民工还是“悲壮”地涌向城市。其二、社会身份与身份意识，成为农民工最大的身心困扰。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身份使他们受尽歧视与“盘剥”（《民工》），“做个城里人”的愿望与“我是农民”的身份意识相互冲突（《我是农民》）。其三、个人现代性的获得与文化人格的裂变。进城农民的城市生活经验与从事现代工商业的职业经历，使他们大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个人现代性，文化人格由传统向现代裂变，如小麦（《小麦进城》）进北京后比普通的北京市民还要懂商业之道，也更有公民意识。

随着中国大陆日益激荡的“民工潮”和进城农民向现代工商业的转换，叙述“农民进城”的乡土电视剧还在增长，叙述的角度也各有侧重。但不论角度有何不同，进城农民在城乡冲突中的行动选择、苦难遭际、身份意识、文化困惑和自尊自强等，是这类乡土电视剧试图予以真实再现的主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叙述的焦点。

在中国农村变革的大潮中，舞动着乡村女性的身影。她们有的加入“流动农民”行列，走向城市，走向新疆的棉花田，走向海外任何一个可以找到商机的地方；有的留守乡村，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改变自己、家人和村人的命运。不论是“在外”还是“在乡”，乡村女性都是乡村现实苦难的担当者与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也由此成为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二个叙事“热点”。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中的乡村女性，活跃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多个领域：其一、进城务工求发展。如《憨媳当家》中的张银凤由一个乡村“弃妇”逐渐奋斗成为省城一家建筑企业的老板；《外乡人》中的大徐从乡下到上海捡破烂，靠实诚与勤劳，竟开起了有相当规模的餐馆，当起了经理。其二、“在乡”当“女村官”，领导村人搞“新农村”生产建设。如《女人的村庄》中的张西凤，从部队复原回乡当村主任，在应对鸡毛蒜皮的日常俗务和谐乡村的同时，领着“留守妇女”们办起了生态养殖业；《女人当官》中的村主任杨桂花领导村人办企业，借此拽回外出打工男人回乡搞建设；《湖光山色》中在北京打工的楚暖暖回乡当“村官”，领导楚王庄人利用楚长城遗址办起村集体旅游业。其三、“在乡”办企业的“女强人”。如《胡杨女人》中的蒙古族女人斯琴，为了替亡父还债，在困境中尝试过各种赚钱的办法，最后办起颇具规模的乡村奶业，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古村女人》中的梁红英在遇人不淑的婚姻困境和生活贫困中艰难办起泡菜厂；《七妹》中的七妹在历经种种苦难与坎坷之后创办中药材小企业，等等。此外，还有专注叙述乡村女医生、女教师的乡土电视剧（详见本文第二小节中的有关论述），有专注叙述乡村女性人生命运和情感生活的电视剧，如《巴山背姐》、《春草》、《满秋》等。

在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中，乡村女性的“正面形象”都是优秀女性，她们虽然各具性格特点，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一是命运都很坎坷，二是意志都很坚强，三是发愤图强吃苦耐劳，四是胸怀宽广充满爱心，五是和睦家庭泽及一方。乡村优秀女性在“新农村”建设中焕发出的创造精神与人性光辉，是新世纪乡土电视剧突出表现的内容。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也塑造了一些乡村女性的“负面形象”，有堕入情色行业的，有坑蒙拐骗的，有挑拨离间无事生非的，有好吃懒做持家无方的，等等。这些“负面形象”大都是电视剧中的“次要人物”，在她们身上折射出变革时代的社会病态与伤痛。

“在乡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三个叙事“热点”，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道德伦理观念、价值观念、民俗风习等的变化。叙述乡村日常生活的乡土电视剧多以乡村家庭伦理为叙述主题，以情感（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为情节主线，融入各种社会问题作为情节展开的不同侧面，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其一、展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这类乡土电视剧往往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但以“新农村”建设为主要表现内容，如《上门女婿》、《绝恋》等。《上门女婿》叙述了黄河岸边桃花村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历史变迁，从中凸显出以马四辈为代表的黄河沿岸农民在时代变革中观念、心灵、情感和命运的变化。其二、揭示中国乡村社会由“政治主导”向“经济主导”转型过程中的人伦道德情感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的变化。如《太阳月亮一条河》、《趟过女人河的男人》、《老娘泪》等。《太阳月亮一条河》中淮河岸边的朱圩村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竞争观念，有了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在日常人伦道德、爱情观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也有了不少新变化。其三、表现地域文化与民俗风习的变化。如表现西北地区的《西口长歌》、表现东北地区的《插树岭》、表现东南地区的《福贵》、表现西南地区的《阿霞》、表现岭南地区的《春暖南粤》等，都有浓郁的民俗风情与地域文化特色。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亦即“小农的终结”[1]〔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在今天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话题，而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现实。如果说包含“乡村女性”在内的“流动农民”和“在乡农民”的历史性分化及其现实遭际是值得关注的“社会事件”的话，那么，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的文化人格抑或精神结构的裂变与新生，就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事件”。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和鲜活时代气息的包括“乡村女性形象”在内的“流动农民”和“在乡农民”形象，既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作者”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历史洞察力，捕捉历史机缘，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在此次研究中,对照组使用了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使用了临床护理路径,对两组的护理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经过治疗,观察组的疾病知晓率是90.00%(45/50),治疗依从性是92.00%(46/50),对照组的疾病知晓率是78.00%(39/50),治疗依从性是82.00%(41/50),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两组的阳性、阴性症状经过治疗均有所改善,观察组的改善情况比对照组突出,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二、农村社会发展的迟滞与现实诉求

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农村社会的发展依然是迟滞的，首先是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腐败问题严重；其次是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严重落后甚至是缺失；再次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已成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虽在陆续建立，但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问题依然很多。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农民、农村和国家共同的现实诉求。与之有关的“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和“三支一扶”等就成为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叙事“热点”。

“村官”故事与乡村权力重建是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四个叙事“热点”，这与中国乡村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与权力腐败直接相关。在不断加速的“去乡村化”的历史变革过程中，中国乡村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之相伴而生的乡村治理危机也是史无前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其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等都在急遽增长，政治诉求也在不断升级，所承担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大，如政府的暴力镇压等；乡村社会黑恶势力日益滋长，甚至与乡村权力执掌者沆瀣一气，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村基层政权出现功能性退化，甚至出现黑社会化和流氓化倾向；乡村权力执掌者攫取权力不轨，为政不廉，执政不公，贪腐盛行[1]参见李兴阳：《乡村治理危机与乡镇权力批判》，〔湘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以“村官”为题材的乡土电视剧将乡村治理危机归因于乡镇原有权力执掌者（如老村长、老书记）的保守、无能、专制、自私和腐败及公权力“家族化”等，将解决乡村治理危机建设“新农村”的希望寄托于乡镇权力重建，这就需要换上有知识有能力有理想的新生代“村官”。如何建立村民选举制度，如何选拔“村官”，新生代“村官”如何战胜下台老村官的对抗与破坏、克服重重困难治理乡村等，成为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村官”故事叙述的主要内容。

对新生代“村官”的培养、选拔和任用，国家有三种策略：其一、培养和下派“大学生村官”，与此项国策相呼应的是，出现了一批以“大学生村官”为题材的电视剧，如《花开的美丽季节》、《玫瑰园的老少爷们儿》、《山里的男人》、《大学生女村官》等，剧中的“大学生村官”都是“新农村”建设紧缺的现代农业科技和农村管理人才。其二、下派“国家干部”，以之为题材的电视剧有《福星临门》、《永远的忠诚》、《村里来了个指导员》等，剧中的下派国家干部都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在乡村干出一番事业。其三、村民选举直选“村官”，当选“村官”的多为四类人，一是回乡退役军人，如《咱们村的年轻人》中当选村委的是董鹏等六名退伍军人；二是回乡民工，如《野河畔的男子汉》中的木匠范海在外闯荡多年回乡当了村官，领导村民集体致富；三是回乡大学毕业生（非干部编制），如《乡村风云》中的姜春喜、《乐善村的故事》中的王小鹿都是回乡大学生，他们用自己掌握的专业技能为家乡建设服务，由此被推举为村官；四是“在乡农民”中的能人，如《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赵喜富就是个会赚钱的乡村能人，阴差阳错当上村长，带领着全村人走上了致富之路。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所推许的“村官”，均非普通农民，而是现今农村最为稀缺的各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叙述选择所表达的，是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措施与现实焦虑。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父子竞选”情节，《牛铁汉和他的儿女们》、《兵法乡村》、《种瓜得豆》等电视剧都有正面叙述的“父子竞选”情节，虽然对乡村权力的“封建现实”做了“民主化”处理，如“子比父强，深孚众望，群众推选，上级批准”，但与“父子禅让”没有明确的界限，封建色彩依然十分浓厚，有碍乡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设。二是新生代“村官”一定比下了台的“老村官”好，新生代“村官”一上台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种视听叙事想象，与乡村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同乡村治理危机和权力腐败问题相伴相随的，是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问题，这也是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五个叙事“热点”。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公共产品，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的政策环境中，“缺位”非常严重。新世纪以来，随着惠农政策不断推行，情况有了一些改变，但现状依然十分严峻。在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偏远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到惊人的程度，一些有专长的村医，如《都市外乡人》中擅长接骨的村医于天龙，被吸引到城镇发展，更是加剧了乡村医疗条件的恶化。在《远山远水》中也可以看到同样堪忧的乡村教育现状，“撤点并校”[1]“撤点并校”，指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使困境中的乡村教育变得更加困难。在《文化站长》中可以看到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除了麻将、赌博等不健康的娱乐方式，雅俗共赏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远谈不上丰富。农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整体落后，不仅使农村人口素质难以提高，也使“新农村”建设变得更加困难。

在《太阳不落山》、《最美丽的事》、《大石山里的烛光》、《和谐的村庄》、《文化站长》、《静静的白桦林》、《鸳鸯河》等乡土电视剧中，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之所以能在困境中坚持，靠的是乡村医生、教师和文化事业从业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靠的是他们对国家和农民的拳拳之心。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的乡村医生多来自城市，如达兰（《静静的白桦林》）从城市插队下乡到偏僻落后的白桦岭，数十年独自守着乡村卫生所，为林区百姓送医送药；医科大学生乔楠从省城“支医”来到白桦岭，成为又一个达兰式的“山妈妈”。乡土电视剧中的乡村教师主要是民办教师，大多只有初高中学历，生活贫困，但不改教书育人之志，如秋菱（《太阳不落山》）为了继承亡夫的遗志，放弃了在城镇生活的机会，到千岛湖一条破烂不堪的小船上坚持办乡村小学。

与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相交集的，是叙述“三支一扶”[2]2006年2月25日，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决定，联合组织“三支一扶”。参见国家人事部2006年颁布第16号文件《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的乡土电视剧。所谓“三支一扶”，是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和西部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西部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锻炼；另一方面是为促进农村基层教育、农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撒播希望的火种。“三支一扶”是实现国家意志的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措施，也是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六个叙事“热点”。

在叙述“三支一扶”的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以“支教”为主要叙事内容的电视剧有《远山远水》、《脚下天堂》、《兵法乡村》等，剧中支教大学生和城市志愿者所去的地方，都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乡，师资极为匮乏。支教，锻炼了支教老师，缓解了乡村教育师资紧缺的现实困难，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支医”为主要叙事内容的电视剧有《静静的白桦林》、《脚下天堂》等，剧中的医科大学生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有乡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医疗条件的简陋、农民健康状况堪忧与相关知识的匮乏，还有乡村土郎中为了私利“从中作梗”与“图财害命”。叙述“支农”的电视剧多与大学生下乡或回乡支持农村建设有关，如《柳树屯》、《八月高粱红》等。以“扶贫”为主要叙事内容的电视剧有《山坡羊》、《风过泉沟子》、《红石坪》、《远山晴朗》等。“扶贫叙事”有的侧重叙述改变贫困地区农民思想观念上的“贫困”，如《风过泉沟子》等；有的侧重探讨“科学长效”的“扶贫”方式，如《远山晴朗》探讨的是把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改为“造血式”扶贫，歌颂下派官员为此付出的心血和所做的贡献。

参加“三支一扶”国家行动，支援和帮扶贫困地区的教师、医生、农技人员和干部大都来自发达地区及当地的城市，有的是国家政策性派遣人员，有的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志愿者，他们的专业技术、文化素养和思想观念都是“现代”的，他们的到来，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为贫困落后的乡村撒下了现代文明的火种。剧情也主要是围绕“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蒙昧”、“利他与利己”、“帮扶者与被帮扶者”之间的冲突展开，肯定国家“三支一扶”政策，歌颂扶贫干部、“三支”人员和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与英雄人格，同情贫困地区民众的疾苦，也批判其落后意识。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中的“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和“三支一扶”等叙事“热点”的形成，是国家意志推动的结果。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其“电视剧作者”多为中共和各级政府乃至军队的宣传机构和文化事业单位，制作资金也来源于官方不计成本的投入。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下，这类题材的乡土电视剧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现状、成因和解决问题的政策路径的把握，多为对既有政策的图解，其情节编织、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都隐现了“十七年”和“文革”叙事（如“三突出”）的传统。

三、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化与失根之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历届中央全会都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中国建设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农业现代化一直是“四个现代化”中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二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带来的农户分散生产和经营，三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对策提出并实行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现代生态农业以及愈演愈烈的土地征用，引发了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乡镇企业[1]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乡镇企业是中国乡镇地区多形式、多层次、多门类、多渠道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的统称，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五级。乡镇企业亦属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是重点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较为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地区产业。，当年不仅解决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而且成为农民和村集体的重要经济来源，使农民有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现实途径，由此得到了官方的肯定，也被学术界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2]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北京〕《东方》1994年第1期、李培林：《“离土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可行之路》，《东方》1994年第3期等文章的有关论述。。但是，乡镇企业的产品大多技术含量低、质量较差，缺乏竞争力，生产资料利用率低，没有环保意识，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都很严重。如何促使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及多种经济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与之相呼应，“土地问题”、“乡土生态和环保意识”以及“现代农业”等成为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叙事“热点”。

中国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其土地制度出现了三权分离，即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样的三权分离，在农村改革之初，曾激发出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步，解决了几亿农民的吃饭问题。但在改革走向深入的时候，其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它不能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反而让农民受到侵害，引发各种尖锐的利益冲突。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同时也成为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七个叙事“热点”。与“土地问题”有关的电视剧作品主要有《希望的田野》、《喜耕田的故事》、《月儿弯弯》、《石榴花开》等。

在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与“土地问题”有关的叙述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土地承包权”之争。《圣水湖畔》以保护耕地为时政背景叙述“土地承包权”之争。剧中主人公马莲为保护自己承包的土地培育高产谷种，与黄金贵村长和李乡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捍卫了自己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其二、保护耕地。这既是国家意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04年下发1号文件把保护耕地的问题列为头等大事来抓），也是农民的愿望，如《希望的田野》叙述农民由对耕地的破坏转变为保护。《喜耕田的故事》中，喜耕田为了保护耕地不被破坏，与挖地卖沙的同村村民三鬼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喜耕田取得了胜利。其三、“土地流转”。如《喜耕田的故事》的部分剧集叙述喜耕田搞“土地流转”集中承包经营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其四、反土地腐败。“土地承包权”、“土地流转”与“保护耕地”是互有交集的三个问题，它们都与现代农业发展观念及乡镇权力腐败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新世纪乡土电视剧展开情节的关节点。《农民的根》讲述的就是一场反土地腐败的斗争。剧中的老支书田厚德深爱土地，用生命去保护土地，与不法分子和搞土地腐败的乡镇干部作坚决斗争。这四个方面的叙述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共同的叙事精神指向，即失掉土地，就失掉了农民的根，失掉了农业现代化的根，也失掉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失去土地，减少耕地，不仅是农民之痛，农业之痛，也是国家之痛。保护土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是农民的愿望，也是国家的意志。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第八个叙事“热点”是乡土生态与环保问题，有影响的电视剧作品有《永远的田野》、《黄河那道弯》、《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西口长歌》等。

新世纪以来的乡土电视剧与20世纪90年代的最大不同，就是不再将乡镇企业当做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途径，与之相反，开始注意到高耗低效的乡镇企业破坏生态环境遗祸子孙等问题。作为对策，新世纪乡土电视剧选择的“科学发展”路径有四：其一、发展旅游业。如《刘老根》中的刘老根带着“岁数不大，还想干点事”的简单意愿从省城回到家乡，利用天然的旅游资源办起了农民度假村。《山窝窝里的弯弯事》中的豫西山区张沟村凭借着本村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开展了农村旅游业。为了办好旅游业，全村学习普通话，排练大型演出，集资盖宾馆，进行农家乐厨艺大比拼。在村长大明白的带领下，全村依靠旅游走上了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其二、关停污染企业，转办与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有关的企业。如《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中的上水村村主任钱大宝关闭了弟弟钱二宝的污染严重的工厂，办起了鱼业公司和观光农业联合体，上水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和丰饶。《黄河那道弯》中的新任村主任乔荣旺在昔日恋人梁喜玲的帮助下，逐渐有了环保意识，顶着巨大的压力，关闭了没有控污设备的焦化厂，转而寻求生态环保的科学发展之路。《阿霞》中的阿霞领导村民发展精编业。其三、科学种田，发展生态农业。如《金色农家》中红草湾村主任靳诚关停污染严重的村办造纸厂，转而办起了生态农业合作社。其四、退耕还林，治理风沙。如《塞北婆姨》中的晋西北金沙湾村“在乡”妇女克服重重困难栽树种草治沙治荒。再如《西口长歌》中的右玉县铁沙堡的老劳模铁立春，与风沙顽强抗争五十年，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改造恶劣的生存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叙述乡土生态与环保的乡土电视剧，其剧情多围绕“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环保意识”与“小农意识”之间的冲突展开。

以“土地问题”、“乡土生态和环保意识”、“现代农业”等为叙事对象的新世纪乡土电视剧，同叙述“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的乡土电视剧一样，其“电视剧作者”多为中共和各级政府乃至军队的宣传机构和文化事业单位，制作资金也来源于官方不计成本的投入，也存在图解政策、情节模式化、人物类型化、冲突戏剧化以及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等问题。

四、喜剧之“轻”与现实之“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农”问题日渐严峻。中共十六大报告曾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但这些“重大任务”完成得十分艰难，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尤其不易解决。“老三农”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又出现了“新三农”问题。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用了三个“仍然”和三个“最需要”分析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1]参见2008年10月19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如此沉重的农村现实，在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乡土生态与环保”和“土地问题”等八个叙事“热点”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但不同“电视剧作者”的电视剧作品对中国农村现实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在叙述选择与价值取向上也有差别。

现实主义是《生存之民工》、《民工》、《希望的田野》、《插树岭》、《烧锅屯的钟声》等少数优秀乡土电视剧的叙述选择。这些乡土电视剧对中国农村的严峻现实较少粉饰，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视角予以比较真切的表现，如《民工》讲述的是鞠广大父子两代人的打工遭遇，含泪泣血地倾诉民工在打工过程中遭受的非人待遇与挣钱难，细腻而准确地揭示出民工们痛苦无助、沉重、屈辱而迷茫的心灵世界，呼唤社会关注民工，改革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再如《烧锅屯的钟声》展示烧锅屯拖欠国家税款十年，问题成堆，村支部、村委会瘫痪，长期处于无政府自我封闭的状态，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乡土电视剧其艺术世界里的乡村徒有乡村之表，实为城市故事套路，离真实的乡村比较远，如《刘老根》被一些论者誉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它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伪乡村”的故事。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的边界也比较模糊，有些乡土电视剧貌似是现实主义的，但具有浓郁的“古典主义”色彩，如《永远的忠诚》、《春暖南粤》、《喜耕田的故事》等。这类“古典主义”的乡土电视剧，大都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逼真。但并不是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的摹写与揭示，而是经过“理性”过滤了的农村现实，而用来过滤的“理性”主要来自国家意志的农村改革理念。其二、表达对国家的忠诚。这是乡土电视剧的思想基调，也是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和全部行为的思想动力，如《永远的忠诚》中的主人公沈浩从省直机关下派到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任“村官”，积劳成疾以身殉职，以生命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其三、人物形象符号化。剧中的正面人物，并不表达真实的个人思想情绪，多为传达国家意志的形象符号，如《喜耕田的故事》中喜耕田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所要表达的思想意义的高度概括；再如该剧中的七奶奶也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人物，七奶奶为了不让家人占用耕地土葬她，逝世前在孙子的“随身听”里留了一段遗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了土地，土改出了人命，‘文化大革命’也出了人命，如今为了修房子也闹得不痛快。俺看呢，还是地少的过，俺死了以后不占地不埋，俺要像城里人一样火葬。”让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说出不可能说得出来的话，就是为了诠释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除《生存之民工》、《民工》等少数现实主义作品带有悲剧色彩外，绝大多数都是“喜剧性”的，特别是以《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为代表的东北题材电视剧热播之后，轻喜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喜剧也是中国乡土电视剧不可或缺的，但过度追求喜剧性，使电视剧内容日益肤浅，妨碍了对农村现实的真实表现，如《女人的村庄》中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现象本是一个值得深入揭示的问题，却在喜剧性的情节设置中丧失了理性审视和评判的意义。有的乡土电视剧从轻喜剧滑向搞笑的闹剧，如《欢乐农家》把无意义的喜剧变成了闹剧；再如《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的赵喜富用牛奶给猪美容等搞笑桥段，将农民的艰难创业变成了低俗的笑料。这类乡土电视剧尽管收视率高，但审美趣味低劣，遮蔽甚至粉饰“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从而削弱了电视剧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批判力，其喜剧之“轻”难以表现农村社会现实之“重”。

概言之，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在高扬“主旋律”中走近乡村现实，直面30多年来中国农村变革的成就与缺失，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方略，凸显地域文化特色，关注农民的历史命运与心灵裂变，少数优秀的乡土电视剧对中国农村现实有深入的开掘与新的发现，在“热点”叙事中表现出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美学风格多样化，有正剧、喜剧、轻喜剧和搞笑的滑稽剧等。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艺术形态多样，有连续剧、系列剧和戏曲电视剧等。问题也是明显的，最突出的不足是与真实的农村现实比较“隔”，多轻喜剧少悲剧甚至无悲剧，有悲情无悲剧，虚妄的“大团圆结局”遮蔽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和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现实主义精神与批判精神显得比较弱。

〔责任编辑：平啸〕

李兴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2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项目编号10BC0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