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创新和冒险的三重奏
——检视“解严”以来台湾商业电影的发展

孙慰川

保守、创新和冒险的三重奏
——检视“解严”以来台湾商业电影的发展

孙慰川

1987年“解严”以来，在外国电影的残酷挤压下，投资者对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前景不抱乐观预期，故台湾商业片绝大多数是中低成本的，在类型选择上也趋于保守，通常选择本土观众接受度较高的喜剧片、青春片、恐怖/惊悚片等。至于商业大片，成功的个案不多。商业片的岛外合资方主要是美国和香港。近年来，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市场潜力最大的商业片合作伙伴。

“解严” 台湾商业电影院 保守 创新 冒险

在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艺术片。一些人甚至形成了刻板印象：台湾只有艺术片，没有商业片；或者，台湾的艺术片是应该关注的，而其商业片则不值得研究。这是对台湾电影的一种误读，一种偏见。它使得我们对台湾商业电影的研究极为薄弱。

本文将研究“解严”以来的台湾商业电影，这是因为:首先，台湾当局在1987年解除了已实施38年之久的戒严令（简称“解严”），这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个重大拐点，也是台湾电影发展史的重大转捩点。其次，以前，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外国影片进口台湾要受配额的限制，并且每部外片在台湾只允许发行3到5个拷贝。因此，外片对台湾商业片市场的冲击比较有限。但1986年，台湾取消了外片配额措施，并陆续放宽了每一部外片在台发行的拷贝数量和上映的影院数目。这对台湾本土电影构成了致命的打击。简言之，“解严”前后，台湾本土商业片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直接并显著地影响了本土商业片的类型、格局和行销方式。

一、本土资金制作的商业片

台湾总人口2300万，电影市场的规模不算大。再加上1987年以来外国电影的强势冲击，令投资者对本土电影的市场前景不抱乐观预期，一般情况下不敢贸然投拍大片。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台湾本土资金制作的商业片绝大多数是中低成本的（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新台币左右）；而且在类型选择上也趋于保守，主要投在本土观众接受度较高的喜剧片、青春片、恐怖/惊悚片和情色片上。

中低成本的喜剧片

自“解严”以来，台湾社会遭遇了一连串的波动：1988年蒋经国去世，1989年股市暴起暴落，1994年发生千岛湖事件，2000年民进党赢得大选并成为执政党、国民党则黯然下野，2006年爆发陈水扁公务机要费丑闻，施明德发起席卷全岛的“反贪腐倒扁运动”，后来，又出现马英久的特支费风波……。此起彼伏的这些社会乱象，令台湾民众不堪其扰。或许是因为烦恼的心灵更加渴望放松和休憩，所以喜剧片在台湾一直拥有相对稳定的观众群，成为台湾中低成本电影的中坚类型。“解严”以来也不断地有佳作涌现。《热带鱼》立意新颖，涉及台湾的联考、绑架、城乡差异、拜金主义等社会热点问题，并多次插入电视台对这起绑架案的报导，从而巧妙地揶揄了当今台湾大众传媒的一些弊端。这一切，容易唤起台湾观众的共鸣。该片也成为1995年台湾最卖座的本土剧情片。《运转手之恋》则以令人不断爆笑的方式，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当代台湾社会。编导时而将剧情倒带，或快进，或猛踩刹车而另外带出情节支线的“冷场结构”，在喜剧片的叙事节奏和情节结构上大胆创新，尝试了都市喜剧新的美学形态，被誉为2000年“最有趣，也最有生命力的台湾电影”[1]蓝祖蔚：《运转手之恋》、闻天祥：《台湾电影2000：本土困境与国际瞭望》，《2001台湾电影年鉴》，〔台北〕电影资料馆2001年版，第44、77页。。

与《热带鱼》和《运转手之恋》一样，《国士无双》也紧扣现实，把诈骗集团、脱序媒体、八卦新闻、警政歪风等台湾乱象，巧妙地编码到寻找诈骗之神的情节主线之中，在确保娱乐性的前提之下，也具备了批判现实的审美内涵，成为2006年度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第三名。但美中不足的是，片中对主要角色的性格的揭示并没有随着情节的推进而逐步深化，于是，其引人入胜的手段就主要依靠独立的笑料和演员的挤眉弄眼[2]参见闻天祥：《2006年台湾电影回顾》，《2007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7年版，第18页。。

2004年最卖座、且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台湾本土剧情片是《十七岁的天空》。该片是三和娱乐国际有限公司的创业作品。该公司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拍摄类型片、并启用年轻导演的制片宗旨。之所以启用年轻导演，是因为当今台湾观众的主体是年轻学生。在类型上，该公司锁定了同性恋、儿童和恐怖这三种，因为这三种类型在台湾均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也是低成本投资即可能制作出较佳品质的类型。《十七岁的天空》是男同性恋者的爱情故事。此前台湾同性恋影片大多是温馨感人的结局，或热衷于探讨大量的社会议题，该片反其道而行之，制作成一部没有议题包袱的同性恋的童话故事，并以喜剧的样式呈现，为观众提供轻松的观影享受。由于目标观众设定为年轻学生，故外景地选择了时下台北青少年经常光顾的西门町、信义计划区等处。画面色彩则以明亮、缤纷、时尚为主，以营造梦幻童话的氛围。该片的成型方式基本上是集体创作，即从制作面和行销面同时出发，来发展故事、编排情节、制订预算。这样做的益处是降低了投资风险[3]参见李耀华：《〈十七岁的天空〉的制片策略》，《2005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5年版，第36-40页。。长期以来，受作者论影响，台湾电影往往是由导演出发来构思影片，然后才找制片方去完成自己的构想。《十七岁的天空》颠覆了这一模式，先从制片出发，找到编剧提案，然后再编排故事，最后才找导演加入。这其实是让一部影片的全体创作者都享有创作的权力。从制片、监制、导演、演员到行销人员等，都是该片作者群体的一员。以前的台湾电影，行销人员通常要到影片公映前才现身，参与短短几周的工作。但该片却从演员定装起，行销人员就参与运作[4]参见傅睿邨：《奇迹与灰烬——编剧谈〈十七岁的天空〉的构想过程》，《2005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5年版，第41-45页。。在台湾本土电影市场的低迷期，该片以350万元新台币的成本，赢得了8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这表明该片的运作模式对当今台湾商业片而言是行之有效的。

中低成本的青春片

在台湾电影中，青春片是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充分、也最具台湾特色的一个类型。自1965年兴起、延续至1982年的琼瑶式爱情片就已包含了青春片的基本元素。自1979年至1982年，林清介、徐进良等人执导的一批学生电影，以及台湾新电影运动中书写个体成长经验的一些影片里，均有青春片的倩影。“解严”以来，中低成本的青春片在数量上仍相当可观，在类型化的道路上也有创新和拓展。

《蓝色大门》和《听说》走的是清纯唯美路线。《蓝色大门》（2002）在情节设计、人物性格塑造和场景安排上或许过于纯净、甜美了，但如果以类型片的尺度来衡量，却是颇为成功的。它不仅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台湾青少年观众的审美心理，而且可以满足中年观众对年少时光的诗意缅怀。易智言导演自认为该片“非常像观众习惯的好莱坞电影”，并且说：“在整理结构时我用的是好莱坞的方式”[1]谢仁昌：《青春的围城：易智言的《〈蓝色大门〉，以及浮光掠影》，《2003台湾电影年鉴》，〔台北〕电影资料馆2003年版，第30-42页。。《听说》（2009）则凭借简单而新颖的恋情故事、恰到好处的主演阵容、轻松愉快的节奏和台北举办“听障奥运会”的有利天时，缔造了2912万元新台币的票房，成为2009年台湾本土电影卖座冠军。

《6号出口》（2007）采取的却是清纯与残酷并存的路线，一方面表现了范达音与Vance这两位少男、Fion与小薇这两个少女之间的纯洁友谊，以及范达音与Fion之间的美好爱情，另一方面也涉及少女援交（卖淫）、青少年与长辈的代沟等残酷现实。青春片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因此，画面、台词、色彩和节奏等方面追求绚丽、时尚，并理解和肯定青少年的叛逆心理和行为。但该片对中老年人群显示出敌对和年龄歧视。片中，女主角Fion的父母出场时，镜头大多只拍他们的身躯，而“截”去了他们的头部，这代表的是青少年对父辈的敌对视角；而老蒋等中老年角色则是被该片嘲讽的对象。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由台湾著名网络作家九把刀自编自导，《流星花园》等经典偶像剧的制作人柴智屏女士担任该片的出品人和监制。该片把台湾电视偶像剧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这部影片的创作和制作中，将众多台湾电影早就演绎过无数次的校园青春爱情故事拍出了新意。虽然并没有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情节，也没有大明星担纲主演，但精准的选角、个性鲜明的人物、生动有趣的细节、动人心弦的结尾等等，成功地唤起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引发了许多中青年观众的情感共鸣。结果，该片仅在台北就赢得1.8亿元新台币的超高票房，在大陆和香港也极受欢迎。

为了拉近与青少年观众的心理距离，青春片通常选择年轻人作为主创。但由于年轻人的生活阅历有限，因此，一些青春片存在着情节单薄、内涵空洞、矫揉造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等瑕疵。《爱的发声练习》（2008）堪称这样的典型文本。该片的叙事草率而虚浮，内容不接地气，女主角的情爱经历缺乏可信度，所抒发的情感似乎被架空在空中楼阁里，令人感到荒谬可笑[2]参见牛头犬：《我的主打歌：广告与MV导演的长片处男作》，《2009台湾电影年鉴》，〔台北〕电影资料馆2009年版，第83-86页。。

中低成本的恐怖/惊悚片

恐怖片/惊悚片是中低成本商业片的另一重要类型，也常在电影市场低迷期充当“救市”的灵丹。但颇为怪异的是，20世纪下半叶，恐怖/惊悚片在台湾电影中一直缺席。这也许是因为儒家思想长期以来都是台湾主流文化的核心构件，而儒家是反对谈论妖魔鬼怪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恐怖/惊悚片通过强烈的感官刺激，让观众体验惊恐、害怕等情绪，也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等美学原则。然而自2002年以来，台湾却相继出现了《双瞳》（2002）、《犀照》（2005）、《宅变》（2005）、《诡丝》(2006)、《墙之魇》（2008）、《凶魅》（2008）、《绝魂印》（2008）和《绝命派对》（2009）等一批恐怖片。除《双瞳》和《诡丝》之外，均为中低成本影片。恐怖/惊悚片在台湾破茧而出，既有其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解严”之后，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走向民主化和多元化。发展到21世纪初期，儒家思想早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此其一。其二，台湾本土电影在2001年跌入最低谷，本土电影在总票房里仅占0.2%的份额。因此，“救市”成为台湾许多电影人的共识。就这两点而言，恐怖/惊悚片在这个时间点上应运而生，承担“救市”的重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2002年，恐怖/惊悚片《双瞳》在台湾赢得超过80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该片的卖座或许让台湾电影业者充分认知到恐怖/惊悚片巨大的市场潜力，从此，他们热衷于投资该类型。然而由于台湾电影人长期以来对恐怖片/惊悚片缺乏制作经验和技术支撑，再加上中低成本资金规模的限制，因此一些作品显得较为稚嫩或粗糙。其中，《墙之魇》情节散淡、节奏缓慢、场景单一（主要场景都集中在一栋平房里）、戏剧张力不足，因而观赏性不太强。《绝命派对》“明显向好莱坞虐杀电影取法……具备了类型电影的雏形，也懂得放大恐惧心理背后的社会观察，称得上是一部有章法的作品。不过，表演不够到位，派对、性爱、酷刑等排场的展示上也还少了那么一点这种类型常见的奇观创意。”[1]闻天祥：《2009台湾电影：打回原形，看见潜力》，《2010台湾电影年鉴》，〔台北〕电影资料馆2010年版，第26页。

可喜的是，该类型也涌现了一些佳作。《宅变》尽管场景和服饰等方面均受到局限，但在类型叙事上颇为老练，通俗化的情节中规中矩，却不乏小小的创新。结果赢得10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成为2005年台湾本土电影的票房亚军，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真正盈利的台湾电影。该片“在影像方面开发出了一些过往（台湾电影）少见的创意与质感”，“在挖掘新人、行销企划、市场观察上足以提供落伍的台湾制片界一些‘小兵立大功’的典范。”[2]闻天祥：《2005台湾新导演观察笔记》，《2006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6年版，第67页。

中低成本的情色片

情色片通常并不需要较大投资，却因为有稳定的拥趸而可以获得不错的市场回收，可谓本小利大。在电影不景气的时候，它是商业片投资者最钟爱的类型之一。更何况，台湾在1985年底实施电影分级制，在政策上为情色片的制作和映演开启了绿灯。

台湾中低成本情色片里，表现同性恋情的影片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1992年的两部华语片也许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助推剂。那一年，《霸王别姬》获戛纳金棕榈奖，《喜宴》赢得柏林金熊奖。两片都有较多篇幅涉及“男同”恋情，而票房成绩均相当不俗。这或许让投资者认为：表现同性恋情的电影在台湾是颇有市场潜力的。此后，《寂寞芳心俱乐部》（1995）、《河流》（1997）、《夜奔》（2000）、《艳光四射歌舞团》（2004）、《十七岁的天空》（2004）、《爱的发声练习》（2008）、《盛夏光年》（2006）、《带我去远方》（2009）等影片均不同程度地描写了“男同”恋情。

有评论认为，台湾的男同性恋者需要到影院去看电影，以作为社交活动，但“女同”当中，具有这种需要的人并不多[3]吴凡：《虚拟世界+可爱教主——〈刺青〉的青春印记》，《2008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8年版，第45页。。然而，台湾涉及“女同”的电影在数量上更为可观，有《美丽在唱歌》（1997）、《三桔之恋》（1998）、《心动》（1999）、《你那边几点？》（2001）、《蓝色大门》（2002）、《飞跃情海》（2003）、《心恋》（2004）、《我的逍遥学伴》（2005）、《孤恋花》（2005）、《爱丽丝的镜子》（2005）、《深海》（2005）、《刺青》（2007）、《漂浪青春》（2008）、《花吃了那女孩》（2008）、《暧昧》（2009，与德国合作）、《乱青春》（2009）、《拍卖春天》（2010）等。其中，《刺青》在台湾的票房高达1380万元新台币，是本土电影年度票房第四名，市场表现相当令人刮目。

《刺青》里有艳舞、援交、床戏和女性之间的热吻。而且，女主角小绿开办视频博客，并亲自上阵，在摄像头前搔首弄姿。因此，尽管周美玲导演主观上是要拍一部艺术片，但该片在客观上是具备商业片元素的。然而，《刺青》的卖座并非仅仅依靠这些情色成分。该片并没有涉及同性恋者在社会和家庭的边缘处境，而是单纯地叙述一则唯美的恋情故事。此其一。其二，小绿在网络上做情色表演，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排遣寂寞。这就降低了其行为在道德上的罪恶感，甚至可唤起观众对她的同情。其三，她的情色表演虽招致警方的关注，但侦办此事的警察并不凶恶，反倒有些结巴，而且还想帮助小绿。其四，片中的刺青店被设计为一个明亮、充满时尚感的场景，与黑社会无关。最后，选择青少年的偶像明星杨丞琳来扮演女主角，并在片中突出她单纯、可爱的特质，从而让本来就喜爱她的粉丝连带着也喜欢该片，而片中其他角色的设计也比较讨喜。简言之，唯美的青春恋情故事、偶像大明星主演、清纯可爱的视频少女、美丽的女刺青师（梁洛施饰演）、时尚的场景、带有野性和叛逆意味的刺青、女主角最终摆脱命运的桎梏而勇敢地迎接挑战，这一切都为青少年观众营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梦想世界[1]参见吴凡：《虚拟世界+可爱教主——〈刺青〉的青春印记》，《2008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8年版，第45-49页。。可以说，该片非常契合青少年观众的审美期待，受到青少年的追捧是很正常的。

根据台湾的电影分级制度，情色片通常会被列为限制级。《台北晚9朝5》（2002）、《帮帮我，爱神》（2007）就是这样的影片。前者一方面表现了一夜情、性滥交等情色场面，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爱情和性等问题的严肃思考，以及对真爱的讴歌。后者不仅涉及异装癖，且表现了一男两女的群交等情色内容，并流露出一些颓废、病态的情绪。两部影片分别代表了台湾情色片中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

高成本的类型片（商业大片）

在中低成本的本土商业片之外，台湾一些电影机构也偶尔尝试以本土资金来制作高成本的类型片。1996年,台湾“中影”公司就投入2700万元新台币，请张艾嘉执导了喜剧片《今天不回家》，并由郎雄、归亚蕾、赵文瑄、陈小春、刘若英、杨贵媚、杜德伟组成了明星“梦之队”，但本土票房只有270多万新台币，可谓惨败。

2005年度，台湾有关部门在电影辅导金的甄选中专门新增了3D旗舰组这一组别，对它的要求是“制作成本应在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2007年度，有关部门以“策略性国产电影片”取代了3D旗舰组这一组别，对“策略性国产电影片”的要求同样是“制作总成本应为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简言之，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积极鼓励大片的摄制，但大片的市场回收压力也大。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台湾本土商业大片在类型上主要仍集中于台湾观众接受度最高的喜剧片、青春片、恐怖/惊悚片上。

《诡丝》(2006)就是一部恐怖/惊悚大片。类型化、明星化和特效化是商业大片“吸金”的三大利器，《诡丝》也不例外。该片使用了2002年卖座惊悚大片《双瞳》的创作班底，“铺陈出更复杂的恐怖结构，将科幻、恐惧、人性与情感的执念熔于一炉，不耽溺于鬼魅气氛的吓人，而让恐怖的因果更往人心、情感底层深掘，《诡丝》以恐惧包装温情、以惊悚探索人性的细腻手法，也让影片在类型之外，蕴藏丰富可看性。”[2]杨元鈴：《“新”的方向——各寻出路的新锐台湾》，《2007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7年版，第69页。该片由张震、林嘉欣、徐熙媛、陈柏霖、江口洋介等明星组建了豪华阵容，在视觉特效部分投入了2000多万元新台币，并最终夺得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该片取得了2227万元新台币的票房，是台湾本土电影的年度卖座冠军，但与2亿元新台币的制作成本相比，显然入不敷出。

《海角七号》（2008）的制作成本为5000万元新台币，最终却创下了5.3亿元新台币的票房奇迹。在喜剧片的类型外衣之下，该片隐含着以下主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台湾如何确立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地位？如何充分利用本土人才和在地资源？怎样处理与国外资本和国外人才的关系？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如何发展台湾本土文化？这些是今日台湾民众高度关切的问题。《海角七号》探究这些问题，并以励志轻喜剧的方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乐观的答案，所以，该片深受台湾观众喜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该片的热卖也含有某些偶然性，其盈利模式未必具有普遍性，而是难以复制的。

《艋舺》（2010）则融合了青春片和黑帮片的类型元素，将台湾新电影所热衷的成长叙事置放在黑帮的背景之下，予以商业化和戏剧化的包装。在企划阶段，该片就确立了高成本、高票房的市场策略。以前，台湾影片往往是先拍摄，拍好之后才去与院线商谈档期。但《艋舺》的监制李烈女士颠覆了这一传统而落后的模式。早在该片开拍之前，她就先与美商华纳兄弟公司台湾分公司谈妥了档期。然后再倒推制作进度，精确计算发布新闻、开通和运作官方网站、开展一系列促销活动的最佳时间点。《艋舺》的官方网站于2009年5月开通，此后10个月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表了花絮视频、内容介绍、导演专区、最新消息和评论等，共计148则，也就是平均两天就有1则。而且有专人守候在官网上回答问题、上传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艋舺》公映后，缔造了台湾华语片历史上首日卖座的最高票房纪录；公映6天之后，票房就突破1亿元新台币大关，成为台湾历史上票房破亿速度最快的华语片，其最终票房为2.2亿元新台币，而其制作成本仅为6000万元新台币[1]参见李盈颖：《〈艋舺〉票房5步骤致胜术》，〔台北〕《商业周刊》2010.3.1-3.7，第34-36页。。

《赛德克·巴莱》（上、下集，2011）总投资高达7亿元新台币（约合1.7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台湾本土电影有史以来的最高投资记录，堪称一场华丽的冒险。这是一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史诗，不仅饱含台湾电影自1970年代以来根深蒂固的悲情意识，而且深刻“体现（台湾）原住民的生命观，也提出不同于故事主人翁的角度，表达了（台湾）历史、族群、文化的纠葛与难解。……（该片导演）魏德圣包容了所有人物合理却对立的行径，也为这段历史的呈现保留更多道德复杂性”[2]闻天祥：《过影——1992-2011台湾电影总论》，〔台北〕书林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36页。。长期以来，台湾电影基本上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虽然一些影片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在技术水平及制作的精良程度上与世界主流商业片的差距往往较大。极为可喜的是，《赛德克·巴莱》在技术水平及制作的精良程度上缔造了“解严”以来台湾电影的一个巅峰，大大缩小了台湾电影与世界主流商业片在技术和制作水准上的差距，具有里程碑式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该片在台湾取得了7.6亿元新台币的票房，刷新了台湾本土电影的票房纪录。

“解严”以来，台湾本土电影数度低迷、步履维艰，同时，大多数台湾观众尚未建构起对本土电影的品牌认同。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完全依靠本土资金投拍商业大片，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今天不回家》、《诡丝》和《赛德克·巴莱》等大片的票房不够理想，也证明了这一点。或许正因为此，台湾许多电影机构选择了与岛外合资制作商业片，既可减低投资风险，也有助于拓展岛外市场，降低对本土电影市场的依存度。

二、与岛外合资的商业片

与外国合作的商业片

《双瞳》是2002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该片之所以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因为题材、类型选择、演员阵容和市场行销都严格遵循了商业片的游戏规则。惊悚片是跨文化、跨国界的类型，因此，该片选择了连环杀人案这样的惊悚题材。剧本完成后，又送至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制作出一部国际化的商业片。并且，由梁家辉、刘若英、杨贵媚、DavidMorse等人组成了跨国明星阵容，幕后班底则汇聚了台湾、美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电影人。在行销上，投入了1700万元新台币的经费，超过了好莱坞A级强片在台的行销费用。结果，《双瞳》在台湾的票房逾8000万元新台币；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票房胜过同期公映的好莱坞电影；并且还在香港、日本、美国、欧洲和澳洲上映[3]参见文林、曾宝璐：《最有行销头脑的台湾电影导演》，《2003台湾电影年鉴》，〔台北〕电影资料馆2003年版，第49-52页。，成为一部国际化的商业大片。然而，该片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投资的。在广告宣传时，片名和演员、导演的名字都使用英文，电视广告上也采用英文对白，刻意强调这不是一部台湾电影，而是一部美国片。因此，虽然该片的票房成绩不俗，但对改善台湾商业片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并无多大裨益。尽管如此，该片全程在台北拍摄，“让台湾电影首次亲身感受到国外的作业形态与商业手法，开启分工专业化，也让制片制度渐受重视”[4]林俊劭：《透视卖座电影幕后推手》，〔台北〕《商业周刊》2010.3.1-3.7，第40页。，即推动台湾商业电影从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化。这应该是《双瞳》在台湾商业电影史上最重要的贡献。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又参与投资了《20、30、40》，该片同时还获得台湾的电影辅导金1000万元新台币，但在台湾本土只取得10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台湾与泰国合拍的鬼片《绝魂印》（2008），成绩也不尽如人意。21世纪初，亚洲鬼片之所以能成为好莱坞效仿或翻拍的对象，首先是因为吓人气氛的苦心营造，其次是以推理和悬疑的解谜趣味为始、而以情感救赎的结局告终。但在这两方面，《绝魂印》均未掌握到位。该片编导叙述故事的基本功也有待提高。

与香港合作的商业片

台湾与香港的电影合作向来甚为密切。但“解严”以来台港合拍的商业片，大获成功的并不太多。《不能说的秘密》（2007）堪称其中的佼佼者。该片的制片方是香港安乐影业和周杰伦的制作公司杰威尔。周杰伦原本是一位歌手，但该片却大胆地让他华丽转身，首次出任电影导演。小天王究竟能否胜任导演的工作？他到底会拍出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是该片成功制造的一大悬念，也成为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因此该片未映先热。其次，负责该片台湾行销的博伟影业行销总监余卜康认为：仅耕耘周杰伦的明星光环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广泛大众的认同才够[1]何瑞珠：《揭开周杰伦的“秘密”》，《2008台湾电影年鉴》，〔台北〕台湾“行政院新局”2008年版，第72页。。所以该片选择了一个唯美、感人的校园爱情故事，并由周杰伦、桂纶镁、黄秋生组建了明星阵容，叙事也通俗易懂。该片的档期选择亦相当精准，在台湾、香港、祖国大陆和新加坡都是八月公映，目标观众锁定为暑假期间的大、中学生。结果，7000万新台币的投资，市场回报却高达4倍以上，在台、港、大陆和新加坡、韩国等地均高奏凯歌。

《九降风》（2008）也是一部青春片，赞美了男生“七人帮”深厚的兄弟情谊，却也展示了他们之间的猜忌、背叛，以及纯真理想的失落和友情的蜕变。台湾新电影及其他艺术电影在演绎青少年成长的主题时，往往采用散文式的结构和散淡的情节。与之不同，该片却成功地营造了饱满的戏剧张力和丰富的动作性，并且角色生动、情节流畅，同时兼有怀旧元素，具备较强的观赏性，是一部既包含作者电影特质、又不失大众亲和力的佳作。

至于台湾与祖国大陆合作的商业片，笔者在《改革开放30年海峡两岸的电影交流与合作述评》（《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中已有评介，故不再赘述。从合作影片的数量、规模、效益等诸多层面来看，近年来，大陆已成为台湾最重要、市场潜力最大的商业片合作伙伴。

结语

“解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较为忽略商业片的制作，导致本土商业片的观众群日益萎缩。“解严”之后，台湾有线电视的电影频道（大量播放商业片，极少播放艺术片）迅速发展，其数量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导致台湾观众逐渐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欣赏商业片。这使得片商对本土商业片的投资信心日益降低，因此，大多数商业片采取保守策略，在中低成本的喜剧片、青春片、情色片和恐怖片等有限的类型中克艰耕耘。另一方面，自“解严”以来，面对好莱坞大片和韩国商业片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尤其年轻人）致力于拍摄能吸引台湾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商业片，为此，他们在题材、类型、叙事技巧、营销策略等方面尝试了各种创新。此外，在当局政策和电影辅导金的推动下，台湾有关机构偶尔也以本土资金或者与岛外合资的方式制作商业大片，展开华丽的冒险。因此，“解严”以来台湾商业片的发展堪称保守、创新和冒险的三重奏，而商业片的文化品质和票房成绩则良莠不齐、喜忧参半。从宏观上看，台湾商业片的产业现状还未臻理想，需要在产业结构、人才培养（包括电影高等教育）、资金渠道、映演体系、外埠市场拓展等方面大力进行完善。

〔责任编辑：平啸〕

孙慰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学系教授21009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87-2009台湾电影研究”（立项批准号:10BC02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