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
——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王刚夏维中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
——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王刚夏维中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江宁 八旗驻防 满城 旗地 八卦洲

明清鼎革后，清廷为压制南方的反抗势力，保障江南财赋重地的安全，在明朝留都南京（清改称江宁）设立八旗驻防。八旗军驻扎于江宁“满城”中，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基于“首崇满洲”之国策，江宁八旗驻防在行政、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皆自成体系，满城也由此成为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截至目前，学界对于江宁八旗驻防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清代江宁并未编修驻防专志，前人往往只能利用实录、地方志、八旗通志等习见文献以及部分已出版档案进行研究。受史料来源的限制，若干关键问题难以解决，相关史事细节亦无法厘清。本文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满、汉文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其它史料，对清代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的军事训练、旗地的分布与经营、旗人生计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以期深化清代八旗驻防制度与南京城市发展史的认识。

一、江宁八旗驻防的营制与军事训练

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占领南京，随即将城东部划为驻军区域。不久，多铎率大军北撤，清廷又陆续派勒克德浑、巴山等将领率八旗军至江宁驻守，江宁八旗驻防遂正式创建。顺治六年和顺治十七年，清当局先后两次修建江宁满城，将八旗驻屯区与江宁城内其它区域隔开。满城位于江宁城东部，范围以原明皇城旧址为主[1]许富翔：《清代江宁满城的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关于江宁满城城墙与城门的具体方位，参见〔民国〕陈诒绂《钟南淮北区域志》插图（《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362页）。。满城西侧城墙开设西华门与小门，北侧城墙开设北安门（后门），以便与汉人居住区相往来。

清代前期，江宁驻防的营制发生过较大的演变。顺治二年时，江宁驻防兵力为“左翼四旗满洲、蒙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铁匠五十六名”[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七四《八旗都统·兵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9页。，设有“将军一人，副都统二人，满洲协领八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四十人”[3]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二九《兵部·官制》，《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顺治年间的江宁驻防全部来自八旗中的左翼四旗，即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康熙二十二年，江宁驻防新增右翼四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兵力增加至5046名[4]〔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八《兵制志三》，〔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页。。此后，江宁驻防的营制又略有变动。乾隆前期，江宁驻防设将军1名，副都统2名，协领10名，佐领46名，防御56名，骁骑校40名，笔帖式4名，马兵4000名，步兵800名，炮手30名，弓、铁匠164名，余兵600名，共计5700余名[5]乾隆《江南通志》卷九三《武备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9册，第564-565页，第570-574页。。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强令京口（镇江）驻防汉军出旗，原有官兵3300余人被悉数裁汰。同时，当局将江宁驻防中的蒙古八旗“领催、前锋、披甲、炮手、工匠、步甲、养育兵，共一千五百九十二名”[6]满文原文：“bošokūgabsihiyan uksin poo iniyalma faksi yafaha uksin hūwašabure cooha uheriemuminggan sunja tanggūuyunju juwe”。《江宁将军容保等奏议京口驻防水陆官兵裁减安置等项条陈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0-2026-002。本文所引满文档案原文，均采用学术界通行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法，汉文系自译。尽数调往京口，取代被裁的汉军。留驻江宁的兵丁则为满洲旗“领催、前锋、马甲共二千八百六十三名，炮手、匠役、步甲、养育兵共一千八百零三名”[7]《江宁将军穆克登布等奏为开缺甲兵家口无依请赏给养赡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559-008。，总计4666名。此后，直至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江宁驻防的营制未再有大的变动。

八旗驻防是清代江宁驻军中的核心力量。除八旗军外，江宁城中还驻有两江总督标下中、左二营及江宁城守左、右二营等绿营军，共约2300余人[8]乾隆《江南通志》卷九三《武备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9册，第564-565页，第570-574页。。由于清统治者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防、歧视，这些绿营部队不仅人数远不及同城的八旗军，武器装备也与后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八旗军的马匹数量远多于绿营，且其供给还能得到清廷的优先保障。如乾隆二十七年时，江宁八旗驻防实际存马3300余匹，较定额缺少600余匹，江宁将军容保遂奏请“将江南绿营马匹酌量匀给”[9]满文原文：“giyangnan iniowanggiyan turun kūwaran imorin be acara be tuwame jalgiyanjame icihiyame”。《江宁将军容保奏请以绿营马匹匀给江宁京口八旗折》，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9-1947-046。八旗军，以弥补差额。八旗军还负责掌管江宁城中的火炮等重型武器。乾隆年间，江宁总共有“十五门发熕炮”，被“放置于朝阳、太平、仪凤三门之城上”[10]满文原文：“tofohon nimecuke horonggo poo”；“coo yang tai ping ifung ere ilan dukaihoton ninggude sidahabi”。《署理江宁将军印务两江总督高晋奏将裁撤之江宁左翼副都统衙门改为八旗兵器库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5-2473-012。。除朝阳门外，太平、仪凤二门并不在满城之中，但城上架设的发熕炮均由八旗军管理。此外，还有“三十门子母炮及架炮车辆、驮鞍，贮藏于满城中一座空房内，差人看守”[1]满文原文：“gūsin sigan sirabure poo jai poo be alire sejen hanggai enggemu be，manju hoton dolo emu falen untuhun boode asarafi tuwakiyabuhabi”。《署理江宁将军印务两江总督高晋奏将裁撤之江宁左翼副都统衙门改为八旗兵器库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5-2473-012。，这批火炮、器械亦全部掌握在驻防八旗手中。

江宁驻防须定期操演火炮、鸟枪等热兵器。乾隆年间，发熕炮“十五位，每年十月演放半个月，自初一日起，上八日演放八位，下七日换演七位，每日每炮演放五出，共用火药一千一百二斤八两，共用铁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三十门子母炮则是“每年十月演放半个月，每日演放十出……共用火药八百四十九斤六两，共用铅八百四十九斤六两”。此外，江宁驻防兵丁共有鸟枪800杆，起初“每年演放八个月，每月演放六次，每次五出，俱用火药铅弹打靶”。乾隆六十年之后，出于“节省铅”的目的，鸟枪演放改为每月“三次打靶”[2]《江宁将军永庆报江宁京口改演枪炮节省铅药铁子数目单》，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95-3516-026。此件档案系汉文。。而操演次数的减少，必然导致八旗兵丁技艺的生疏。

清朝统治者将“国语骑射”视作维系满洲民族特性的根本大计，历代皇帝对此均极为重视。在和平时期，江宁等地的驻防官兵主要通过行围（即野外狩猎）的方式，加强骑射等军事演练。兵丁经由行围“学习野外行走之法，马上之技艺更得熟练，又学习扎营、搭帐篷，习于勤劬，其后可得各处皆善之精锐兵”[3]满文原文：“bigarame yabume doro tacici，morin i deleri hahai erdemu be bahafi ele ureshūombime，geli kūwaran jafaramaikan cara joboro suilara be dosombure be tacihamanggi，yaya bade gemu sain silin dacun cooha bahabi”。《江宁将军福增格奏请京口官兵进行演围训练折》，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8-1776-020。。康、雍年间，八旗军曾选择江宁东南方160里处的茅山为乘马行围之地，由将军、副都统率领，每隔二、三年进行一次。然而雍正十二年之后，这一例行的骑射操练被取消。当时江宁旗兵仅于每年秋收时节后，在城郊地区“徒步行围一二次”[4]满文原文：“yafaha aba emu juwemudan”。《江宁将军锡尔璱奏报率江宁兵丁操练骑射情形折》，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1-0314-009。。

自康熙后期起，伴随着江宁驻防行围制度的松弛，八旗军的战斗力也逐渐衰退。这种情况的产生，既源于承平日久的时代背景，也与江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江南地区河流、农田密布，无广阔的原野，以骑兵见长的八旗军在此几无用武之地，甚至连日常的骑射训练都难以维持。此外，江南人文昌盛、民风柔弱，江宁城市繁华、风气奢侈，来自北方的旗人久居此地，也熏陶渐染，慢慢失去了原先的尚武之气。雍正五年，江宁将军拉锡向胤禛坦承：江宁驻防“官兵技艺、法纪、习俗等”，均不及京城八旗精兵与前锋护军，“因约束不严，不肖之兵丁、家奴仍有闲逛汉窑、在店铺饮酒、赌博等事”[5]《江宁将军拉锡奏报官兵习俗技艺生计等情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537页。。乾隆年间，江宁驻防兵丁更是“技艺骑射，率多废弛，渐失满洲本业”[6]《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一，乾隆九年七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册，第848页。。

面对八旗驻防武力的衰微，清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挽救。乾隆十四年，江宁将军保德鉴于“行围者，本满洲旧俗，亦断不可废”，奏请于每年“十一月水涸之后”[7]满文原文：“abalarangge dacimanjusai fedoro，inu ainaha seme waliyaciojorakū”；“omšon biyademuke fahamanggi”。《江宁将军保德奏请照例带官兵到江宁城外茅山地方操练骑射折》，乾隆十四年九月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1-0311-006。，率八旗兵丁照旧至茅山行围训练。但保德的这一建议似乎未被清廷立即采纳，三年后的乾隆十七年，继任的将军锡尔璱再次上奏，请求“自本年始，每年冬至后”[8]满文原文：“ere aniya ci deribure aniyadari tuweri ten amala”。《江宁将军锡尔璱奏报率江宁兵丁操练骑射情形折》，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1-0314-009。派遣兵丁数百名，由将军与两名副都统轮流率领，前往茅山行围操练。随后，江宁驻防的行围一度恢复。乾隆二十九年时，江宁将军容保曾奏称：“每年江宁、京口两地副都统各一员，各率官兵于茅山一带共同行围演练之时，将军亦与副都统一同前往。”[1]满文原文：“aniyadari giyang ning ging keo juwe baimeiren i janggin sa ba tome emte，menimeni hafan cooha be gaifimaošan alin išurdeme acan abalame urebume yabure de，jiyanggiyūn inumeiren i janggin i sasa jidurame yabumbi”。《江宁将军容保奏巡查军营一事副都统每年巡查一次将军二年巡查一次折》，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1-2067-012。可见，此时江宁旗兵至茅山行围已形成定例。

然而，至乾隆后期，茅山行围之制再次遭到废弃，江宁驻防官兵每年只在离城较近的地方简单操练一两次，难以掌握各项军事技能，尤其是对“野外行走等事甚为生疏”。此时的江宁将军等大员即使有心恢复行围，也只是提出可率军至江宁城以东的“宝华山等地骑马行围训练”[2]满文原文：“bigarame yabure jergibaita umesieshun”；“boo hūwašan alin jergibademoringga aba urebume”。《江宁将军永庆奏江宁等地官兵行围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94-3363-005。，不再言及距离更远、训练价值更高的茅山。而即便是宝华山行围，也并未真正持续下去。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档案中，已见不到有关江宁驻防官兵骑马行围的记载。当时八旗军战斗力的退化并不限于江宁等个别地区，而是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清廷虽对此忧心忡忡，却也只能徒呼奈何。

在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江南都是重要战场，然而江宁八旗驻防已不再是清廷可以倚重的军事力量。道光二十二年，在英军兵临江宁之际，八旗驻防几乎未作任何抵抗，清当局最终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咸丰三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入江宁，江宁将军祥厚率旗兵死守满城。次日，太平军经激战后夺取满城。城中八旗官兵、家眷等3万余人，大部分战死或被屠杀，只有约800余人突围生还[3]姜涛：《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问题》，〔北京〕《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二、江宁的旗地与旗产

清代在江宁实行旗、民分离分治的二元管理模式，满城与一墙之隔的“汉城”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满城中实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宛如一座巨大的军营，不受地方府县的管理。在理论上，满城中的全部土地、建筑物均为八旗驻防所有。而清代江宁驻防的旗产并不限于满城之内，在江宁“汉城”乃至城外，同样有大量土地归属于八旗官方。这些旗地既包括主要用于军事的教场、牧场，也有官员职分田、洲田等普通的农业经营土地。

江宁满城“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4]〔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四《营建志二》，第460页。，是清代直省各驻防城中面积最大者[5]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11.。江宁满城里修筑了箭亭、教场等军事设施，并建有八旗官署、营房及寺观、祠宇。在满城的内部格局方面，清代北京、西安、荆州、青州等地的旗人聚居区，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所谓八旗方位，即将八旗分为左、右两翼，分居东、西两方，在两翼内部，“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6]〔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二《旗分志二》，第17页。。由此形成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蓝旗居南、两红旗居西的格局。清代前期江宁满城的内部布局是否依照八旗方位，在方志、政书等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而难知其详。民国时期万国鼎所著《南京旗地问题》一书，根据1913年实地调查的结果，将江宁驻防各旗大小官署的方位详细开列。但由于江宁满城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彻底摧毁，民国初年的调查只能反映清末的情况，“非复洪杨以前之旧”。据万国鼎介绍，当时满城内官署“地址错综，而不按旗甲排比，即此残存者，亦多清末迁地重建，疑创始之初，不致如此零乱也”[7]〔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2页。。故而不能仅凭晚清民国时的记载来推断清代前期江宁满城的内部格局。

在档案史料中，透露了有关江宁满城布局问题的蛛丝马迹。道光年间，江宁将军祥厚曾奏称：“本年四月初三日，奴才闻得有人在朝阳门迤南并正阳门之东、西倒塌裹披城墙土坡上种地……查验得镶黄、正白、正蓝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墙均于早年坍塌，砖块无存。”[1]《江宁将军祥厚等奏为骁骑校波勒和讷等违例开垦坍塌城墙土坡冀图获利请旨革职讯办事》，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841-065。据此段文字，朝阳门（位于满城东北）以南及正阳门（位于满城正南）两侧等处城墙位于镶黄、正白、正蓝三旗的辖境内。这正与八旗方位中镶黄旗位于东北、正白旗位于正东偏北、正蓝旗位于东南的规定相吻合。清代江宁满城内部格局很可能遵照了八旗方位。这种各旗分居一定区域的模式，既将人员分散安置，最大限度利用了满城内的空间，亦便于各旗内部进行军事化的严格控制与管理。

顺治年间，清廷在满城正阳门外划拨土地，设立一座教场，供八旗官兵操演训练之用。该教场面积“共计三千三百余亩，后因满城中空闲之地多，各旗分别就近添置一座教场”[2]满文原文：“uheri ilanminggan ilan tanggūfuncere imaribi，siramemanju hoton i dolo sula untuhun ba labdu ofi，hancibe tuwamemenimenigūsa de emte giyoocan ilibufi”。《江宁将军富椿奏请将江宁废弃校场地方招民开垦以利旗人生计折》，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2-2217-006。，正阳门外教场遂被闲置数十年之久。乾隆三十二年后，当局将这片教场土地“招民开垦耕种，每年纳租银一千五百六十四两，除散给官学纸笔、弓箭银四百八十两，余银一千八十四两充作洲费”[3]《江宁将军穆克登额奏为江宁八旗官兵旧置芦洲现在酌量招租增息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146-004。。但教场土质较差，“均系沙土，非腴壤可比”。道光年间，江宁地区屡受水灾，教场也多次被淹，众佃户一度因“田变浇薄、银价高昂”[4]《江宁将军裕瑞奏请敕详勘江宁旗营教场田亩被水情形应否减田租事》，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605-023。而拖欠租金。

清初，当局陆续为江宁驻军划定牧地，严禁八旗兵丁在牧场以外地区纵马践食田禾。江宁驻防的牧地有两处，分别位于城东的钟山与安徽万春湖。顺治年间，清廷“将钟山明陵禁墙外空地拨充满营兵丁牧马厂”[5]《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为奉旨查察江宁驻防牧厂各条复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41-002。。钟山与江宁满城相距咫尺，便于八旗兵丁就近牧放马匹。官方规定：“东由朝阳门大路起，至麒麟门止，路北为官山，路南为民地；北由太平门大路起，至岔路口止，路南为官山，路北为民地。”[6]〔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7页，第8页。钟山牧地“分为三厂，共计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余亩，内除留护明陵地一千一百三十亩禁止挖掘，又除省卫项下升科地七百九十余亩，实余地一万三千一百九十亩”。乾隆之后，清廷准许驻防旗人在本地安葬，不必归旗返京。江宁驻防坟地也设在钟山牧场内，“其髙阜处皆可埋葬，低洼处仍堪牧马，两无妨碍，准予公葬”[7]《钦定八旗通志》卷七四《田土志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第456-457页。。

万春湖亦名万顷湖，位于芜湖、当涂两县境内，距江宁二百余里，面积“约计十余万亩”，“中心低洼，四周略高，江潮泛涨，山水暴发，其地一片汪洋，便成泽国。潮水退后，四周露出，丛生野草”[8]〔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7页，第8页。。当地“水甜草茂，最宜牧牲，且不致有妨农事”[9]《江宁将军穆腾阿等奏为江宁八旗训练马队以重操防并兴建头甲官员公署等要工事》，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9-0059-004。，是难觅的上佳牧场，于康熙初年被拨给江宁驻防。每年三月，八旗兵丁将马匹赶至万春湖牧放，五六月份湖水上涨后，即将马匹撤至钟山牧场。七月间，湖水消落，则继续赴万春湖牧放，直到十月份才“收槽”[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二三，第4355页。回营。

尽管清廷对官兵牧马有较严格的约束，但在八旗牧场周边地区，兵民纠纷仍时常发生。如钟山牧场附近有百姓开垦土地，“逼近牧马之地”，故长期以来“兵以占垦牧地相争，民以马践田禾互竞，历有案卷”[2]《两江总督那苏图奏为奉旨查察江宁驻防牧厂各条复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41-002。。乾隆三十三年，江宁驻防为增加收入，依照教场前例，将钟山“牧场界内柴山”也出租给民人，“年交草租钱一百三十四千，以备春秋马租、炎帝、武夫子香烛祭品及申祝万寿之用”[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第581页。。

江宁驻防部分官员拥有职分田与地租银收入。职分田作为一种公田，由八旗官方掌管，驻防官员并没有所有权，不能私自买卖、转让，离职时须将其移交给下一任。据档案记载，顺治年间左翼四旗官兵初至江宁时，“大将军巴三、侍郎额托渥给四旗协领、佐领皆分了份田，防御、骁骑校、兵丁未分。大将军巴三之份田分给了其后所补任前来之将军、副都统等”[4]《江宁将军拉锡奏请均衡江宁协领佐领地租折》，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03页。据《清实录》，此件满文档案中“巴三”之名当译作“巴山”，“额托渥”之名当译作“鄂屯”，参见《清世祖实录》，第210、214页。。《钦定八旗通志》亦云：“（顺治）四年题准：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5]《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三《田土志十二》，第442页。，即每人分得约60-180亩田地。这批旗田当系清当局强占所得，很可能来自于原明朝官府或勋贵的田产，但其具体方位现已无考。雍正时，八旗职分田的地租总收入为每年2700余两[6]《江宁将军拉锡奏请均衡江宁协领佐领地租折》，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03页。据《清实录》，此件满文档案中“巴三”之名当译作“巴山”，“额托渥”之名当译作“鄂屯”，参见《清世祖实录》，第210、214页。。至乾隆年间，已增至3990两，具体分配情况为：“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7]《佚名奏报江宁驻防八旗每年盐菜及地租项下用银数目事》，乾隆二十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档号：03-0500-114。。清代，江宁驻防中拥有职分田的始终仅限于左翼四旗官员。康熙时才移驻江宁的右翼四旗官员并未分得土地，也一直没有地租银收入。

江宁“汉城”中也有部分土地归属于八旗驻防。清代江宁驻防有名为“汉城地租”一类的收入，出租地散布于“各城内外马路、要津、桥上及状元境、旧王府、红花地、下江考棚口、汉府、城外印子山等处”。同治九年时，汉城地租收入为1000两[8]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第581页。。这些出租地并不在满城之内，且分布十分零散。其中部分地点为交通要道和兵丁哨卡所在地，如汉府位于满城西华门附近[9]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八《古迹》，《续修四库全书》第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为满汉两城往来必经之地。江宁驻防很可能是由于有值守汉城哨卡之责，进而取得了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桥梁也是城内重要设施，清初八旗军进占南京后，“每过桥梁，必分营哨驻扎，禁人私渡，所以诘奸宄也。故撤防之后，城中各桥皆属旗营兼管，凡设肆桥上者，俱纳税于将军署，谓之桥棚租”[10]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金陵琐志九种》，第299页。。此外，还有一部分土地最初系八旗官方强夺而来。如旧王府为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旧址，明代建有承恩寺，后“清军入关，没为旗产”[11]〔民国〕万国鼎：《南京旗地问题》，〔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6页。。

位于江宁城以北长江中的八卦洲，也是八旗驻防的田产之一。清代江宁为省会重地，人口稠密，“烧烟价贵，每遇连阴天气，则柴价必致倍增，官兵虽有月支之米，而设措买柴，甚以为苦。”[12]《两江总督高晋等奏请将应缴地价准在江宁八旗官兵俸饷内分作三年按月扣留司库充公事》，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028-005。为解决八旗官兵烧柴问题，乾隆三十五年，两江总督高晋等奏请将八卦洲买作旗产。次年，在得到清廷首肯后，八卦洲正式划归江宁驻防所有，“其应缴地价市平市色银一万三百二十四两，分作三年，在于官兵俸饷内照数扣存司库。”[1]《两江总督高晋奏为上元县八卦洲芦地价银请解交内务府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330-019。当时的八卦洲包括大、小八卦洲两部分，大八卦洲有芦地4052亩、“随洲草滩、泥滩”8693亩余，小八卦洲有芦地1110亩、“随洲草滩、泥滩”1454亩余[2]《八卦洲清兵屯田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总面积为15300余亩。由于泥沙不断淤积，至嘉庆后期，八卦洲又新“增涨洲地三千九百余亩”[3]《江宁将军穆克登额奏为江宁八旗官兵旧置芦洲现在酌量招租增息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146-004。。

八卦洲芦地起初采取官方经营的模式，“由八旗派令官兵经管，每年收割芦柴，运给各官兵，以供炊爨之用”。每年割捆、运输芦柴及缴纳芦课等费用，共计银5200余两，其中1084两来自教场地租，剩余4000余两则“在八旗官兵名下摊扣”。由于旗人不善经营，“不谙洲务，经费日益浩繁，扣饷较多”，给广大兵丁增添了额外的负担。而且八旗“佐领有操演兵丁、经管兵马钱粮之责，兵丁等亦应随时听候差操”，均不便长期驻留洲田。无奈之下，当局只得改变八卦洲“向不出租”的旧制，于嘉庆九年将“八卦洲头尾二段租给民人种芦，每年纳租价制钱二千六百串”，充作芦洲经费。嘉庆十一年，再以“历年丈增未产芦柴洲地一段，复租与民人试栽芦根。前五年不纳租价，至十六、十七两年，每年纳租钱四百串，十八年纳租钱六百串，十九、二十两年，每年纳租钱八百串”[4]《江宁将军穆克登额奏为江宁八旗官兵旧置芦洲现在酌量招租增息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146-004。。

嘉庆二十年，清廷采纳江宁将军穆克登额的建议，最终将八卦洲土地全部租与上元县民人贾秉钧。八卦洲承租者每年须上交“炊爨柴六万余束，并包办芦课运脚”[5]《两江总督百龄等奏为江宁旗营开缺甲兵家口养赡不敷请设法调剂事》，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946-010。，还要另行缴纳“钱一万一百串，以为修理河道、仓基及办洲官兵盘费、司事工食、纸张并放给失缺甲兵无依眷口养赡之用”[6][10]《江宁将军穆腾阿奏为江宁驻防八卦洲柴变价钱文分别留为修洲经费等项用请免按年造报事》，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929-067。。

八卦洲由民人承租后，经营方式有明显的改变。在出租之前，八旗官兵每天都要用牛车将芦柴运往满城，所过之处“黎明即闻车声隆隆，至午刻始毕”，如此日复一日，运费自然浩繁。而民人则改变运输方式，以节省成本，此后遂“不见此牛车矣”[7]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金陵琐志九种》，第300页。。不过，由于官方所定租额过高，加之嘉庆后期至道光年间，江宁地区频遭水灾，八卦洲承租者难以缴清租金。贾秉钧与民人卓国珠等“先后各佃三年，俱于岁交钱柴各有亏短”，并因此而退佃，八卦洲仍由旗员负责管理。道光十年，当局又将八卦洲租给民人殷炳等，结果“未满三载，短交租钱二千五百串之多”[8]《江宁将军巴哈布奏为公置芦洲民人佃户欠租拟请酌量豁免并变通办理事》，道光十四年，《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16-0143-048。，依旧以退佃告终。此后，八旗官方不再出租洲田，而是“每年派委官二三员、兵十数名轮流赴洲办理”[9]《江宁将军巴哈布奏请将每年旗营公洲洲租除放养赡之外余钱散给官兵以添炊爨等事》，道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763-036。。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八卦洲惨遭兵火，“荒芜年久，蹂躏太深，以致洲老柴稀，河道淤塞，仓基损坏”[10]，直至同治之后才逐步恢复柴薪供应。

三、旗人生计问题

在八旗制度下，旗人世代当兵，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饷，不能从事农、工、商等产业。由于人口增长等因素，原有的定额粮饷渐渐不敷使用，兵丁阶层日益贫困化，八旗生计问题由此产生。

八旗兵丁的兵饷俗称“钱粮”，包括饷银与饷米。清代前期，江宁驻防马兵每月饷银2两、饷米2石5斗，步兵每月银1两、米3斗。饷米的发放分本色、折色。江宁驻防起初为每年“支给本色十个月、折色两个月，其本色米石在于滁州、全椒等十四州县额征屯米内解支，折色每石给银七钱五分”[1]《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酌筹江宁驻防满兵口粮请旨增银事》，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216-021。。自雍正元年起，改为正月至四月发放本色米，其余八个月发放折银。其中，五月至十月的饷米，每石折银1两2钱，十一、十二月的饷米，每石折银7钱5分。由于米价时有波动，一旦遇到米贵时节，单纯领银难免入不敷出。兵丁“或有不善谋生者，将所领四个月米石不以足食为计，当即以贱价售卖，至不领米之月，复以贵价购买”，因此“受累殊多”。乾隆初年，清廷对江宁马兵的饷米领取方式进行改革，具体方案为：

将正、二、三、四此四个月每兵应支米十石，五、六、七、八、九、十此六个月应支折色银十八两均匀分派，一年分作十次，每次每兵米一石、银一两八钱，兼搭支放，配量三十五日支领一次。至十一、十二两月应支折色，仍照常支领。[2]《户部尚书海望奏为遵议江宁将军岱林布奏请驻防八旗官兵应支本折米石银两均匀兼搭事》，乾隆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030-016。

当时，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及闰月的饷米，每石仅折银7钱5分，少于其他月份，“多寡既未画一，且偶值市价昂贵，兵丁未免拮据”。乾隆十六年三月，首次南巡至江宁的乾隆帝颁布上谕：“嗣后江宁驻防兵丁十一、十二两月并闰月折色兵米，俱着加恩，照二、三等月之例，一概给银一两二钱。”[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乾隆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饷米折价不一的问题随之解决。除饷银、饷米外，八旗兵丁还有马干银、盐菜银、红白喜事赏恤银等各项收入。总的来看，兵丁的待遇虽不及将军、副都统等高级官员优渥，但生活仍是相当宽裕的[4]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然而，随着江宁旗营人口的繁衍，至清代中后期，每名兵丁需要养赡的家口数量逐渐增多，直接导致兵丁生计陷入困境。为缓解满城中的人口压力，清廷曾采取迁移、裁减官兵等多种措施。雍正八年，将800名江宁八旗“余丁”（即闲散）调往浙江乍浦驻扎[5]《清世宗实录》卷九〇，雍正八年正月癸未，第2册，第213页。。乾隆二十二年，强行使江宁旗营中的一批“包衣陈汉人”（满文booifenikan）出旗为民。这些“陈汉人”又称“旧汉人”，系康熙二十二年从北京迁至江宁的旗下包衣的后代，分隶于右翼满洲正黄、正红、镶红三旗。至乾隆年间，江宁旧汉人既有作为八旗兵丁，充任“披甲”（uksin）、“步甲”(yafahauksin)、“炮甲”（poo iuksin）者，也有沦为“闲散”（sula）者。当局此时命令“在江宁无其主，查京城本佐领亦无主”[6]满文原文：“giyang ning de ceniejen akūbime，gemun hecen i da nirude baicaci inu ejen akū”。《江宁将军德敏奏请将江宁包衣陈汉人炮甲福增阿等出旗为民折》，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76-1652-018。的包衣人出旗，意在甩掉包袱，减轻财政上的压力。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又将江宁蒙古旗官兵、家眷数千人全体移往京口。然而，留驻的满洲八旗人口仍不断膨胀。据统计，嘉庆二十年时，江宁驻防“通共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各兵家口男妇大小现有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余口”[7]《江宁将军穆克登布等奏为开缺甲兵家口无依请赏给养赡事》，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559-008。，总人数为28300余，平均每名兵丁需要养赡6人。

兵丁粮饷是普通旗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旦兵丁去世，家中所遗孀妇、孤儿等的生计便陷入困境。清初，江宁驻防兵丁“遇有事故，即将家口送京”，对驻防地的影响有限。乾隆二十一年后，停止将无依家眷送京。“凡家口众多之甲兵一遇事故出缺，其家口无项可支，顿乏生计。是以历任将军遇有缺出，先就其家有成丁、可以顶补者挑补。若家无可挑之丁，将遗缺作为公缺，在于炮手、匠役、步甲、养育兵、闲散内另补，仍令得缺之人每月酌出银米，帮给出缺之家，以资养赡。”但这种临时变通之法也存在不小的弊端：“出缺之家籍得缺者帮补，另立公缺名目，即与定制不符。且得缺之人一分钱粮，令其分养两家，亦不敷差操费用”。嘉庆二十一年，当局决定将部分八卦洲租金用于养赡无依家眷。当时共有孀妇、孤儿等2113名，其中“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共一千六十名口，每月每名口给制钱四百文，十五岁以下为小口，共一千五十三名口，每月每名口给钱二百文”，一年共需钱7615串200文[1]《两江总督百龄等奏为江宁旗营开缺甲兵家口养赡不敷请设法调剂事》，嘉庆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946-010。。

满城人口的增长还使得居住环境渐趋恶化。江宁满城中，各级官员衙署、兵丁住房均有定数：“将军衙署二十五间，副都统衙署二十间，协领衙署十五间，佐领衙署十二间，防御衙署八间，骁骑校衙署六间。领催、前锋、马甲，营房俱各两间。”[2]〔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四《营建志二》，第460页。这些房屋大多始建于顺治年间，至清代中叶，由于年久失修，“倒塌损坏者亦不少，因滋生人口众多，或有二、三户混居一处者”[3]满文原文：“tuheke efujehengge inu komso akū，fuseke anggala geren ofi，ememu juwe ilan boigon emu bade jalgiyanjame tehengge bi”。《江宁将军容保等奏议京口驻防水陆官兵裁减安置等项条陈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0-2026-002。。乾隆二十八年，江宁蒙古八旗移驻京口后，当局将他们留下的官员住房42座、兵丁住房1944间[4]《江宁将军容保等奏议京口驻防水陆官兵裁减安置等项条陈折》，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0-2026-002。全部转交满洲旗官兵，以期缓解满城中渐趋严峻的居住问题。但由于此后并未大规模新建营房，加之满城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内居住条件仍日益恶化。嘉庆年间，江宁共有“八旗满洲大小甲兵四千六百六十六名，住房一万八百三十七间”[5]《江宁将军福昌等奏请借项修葺江宁京口驻防满蒙兵丁兵房事》，嘉庆八年四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20-0007-033。，平均一名兵丁有住房两间余，与清初的定制基本相同。然而此时家眷的数量较之清初已经成倍增长，江宁旗营总人口也已增至近3万，其人均居住面积大幅下降之趋势已无法避免。

旗营中有大批成年男子因无法挑补兵缺，成为无饷无差的“闲散”。闲散及其家眷没有收入来源，生活较普通兵丁更为窘迫。清廷为缓解闲散壮丁的生计问题，从中挑选部分人作为“养育兵”，发给少量粮饷，使其聊以度日。雍正十年，当局在江宁余丁1350人中“选取满洲五百名、蒙古一百名，共挑额外兵六百名，每月各给饷银一两五钱”[6]《清世宗实录》卷一一八，雍正十年五月庚申，第2册，第561页。。但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闲散日益增多的问题。雍正之后，八旗闲散的数目继续增长。乾隆三十三年，在蒙古旗官兵迁往京口后，江宁满洲旗仍有闲散1100余名[7]《江宁将军容保为查报江宁京口两地养育兵及闲散满洲丁口数目单》，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3-2294-023。。乾隆末期，江宁养育兵为750名，而当时满城内闲散多达2551名[8]《兵部为查报广州荆州江宁满汉兵丁数目事咨文》，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93-3284-024。。嘉庆时，当局又将江宁养育兵数量提高至1500名[9]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十七《武备》，第206页。，这一数字已达到财政所能承受的极限。

道光年间，清廷为安置八旗闲散，又另辟蹊径，决定由闲散旗丁挑补江宁地区的绿营兵缺。具体做法是：“俟绿营各兵开革事故缺出，四缺轮一，以第四缺挑补闲散”，总共可挑补闲散372人。闲散被挑中后，即领取绿营兵饷，“一切训练、约束及升转、降革等事，宜恪遵谕旨，由该营将弁照绿营章程一体办理。如有滋事干涉地方者，亦照绿营例，交地方官惩办。”当局又恐此举会混淆满、汉界限，特地规定凡入绿营当差的八旗闲散，不得移住“汉城”中，而是由绿营将领“将挨日轮当之差预为派定，饬各如期赴值。倘遇暮夜猝轮差使，则有小门、西华、北安三门为满汉界城，与外城有间。似应略为变通，由该营传知该三门守城官兵，无论何时，俱准查明放其出入”[1]《江宁将军普恭等奏为遵旨会议江宁省城驻防闲散挑补绿营兵缺章程并请暂缓挑送京口闲散事》，道光七年闰五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685-019。。一旦差事完毕，闲散们仍回满城家中住宿。如此一来，八旗闲散仍隶属旗籍，入绿营当差不过是点卯应景而已，国家经制兵额，竟沦为一种福利性的赏赐，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效应可想而知。而此次由八旗闲散补绿营兵缺，因人数有限，仍无法挽救八旗生计恶化的颓势。

为缓解八旗生计问题，当局想方设法扩大财源。清初，江宁旗地与旗产仅有一小部分用于经营，而自乾隆中期起，越来越多的旗地被租给民人。如前文所述，乾隆三十二年之后，满城正阳门外教场土地被出租，乾隆三十三年，钟山牧场内柴山也被租给民人。乾隆三十六年，八旗驻防将八卦洲买作公产，以供给柴薪。此外，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记载，江宁驻防另有名为“城三门河鱼藕租”与“将军署旁园地租”的收入。方志中对这两项租税所记甚略，仅谓“数皆无多”[2]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而“城三门河鱼藕租”等亦见于档案史料，可补方志之缺失。乾隆三十四年，江宁将军容保奏称：“此外，又有上缴将军衙门之麦豆、池中所养鱼、莲藕等项，经奴才变卖折价，本年已得银一百五十余两。即折价中等之年份，亦可得银百两。”[3]满文原文：“ereci tulgiyen，geli jiyanggiyūn yamun de afabure emu hacin imaise turiomo de ujiha nimahašu ifulehe i jergihacin be，aha bihūda arame salibuha，ere aniya de emu tanggūsusai funcere yanmenggun bahabi。uthai salibure arsarianiya de inu tanggūyanmenggun bahaciombi”。《江宁将军容保奏将江宁所收地租作为旗营公需银两折》，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3-2313-016。这笔收入较之教场地租等，确实为数不多。鱼、藕的养殖地点，很可能是在满城周边的朝阳、正阳、通济“三门”外的护城河中。

江宁驻防的多项开源之举均出现于同一时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乾隆中后期，将旗地出租的八旗驻防并非江宁一地。如乾隆三十四年，杭州驻防就将牧场“六万四千余亩，交地方官召佃征租”[4]《杭州驻防八旗营志略》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59册，第284页。；乾隆四十年，西安驻防亦将牧场四百八十顷“交地方官召民垦种升科，以作官兵红白赏恤之需”[5]《清高宗实录》卷九八八，乾隆四十年八月丁亥，第13册，第192页。。旗地出租成为普遍之举，说明各地驻防均面临着严峻的八旗生计问题，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增加收入。此外，江宁旗地均属于八旗官方所有，驻防兵丁并无自己的份地。各项旗地收入亦由官方统一支配，大多用作官兵公务开支、八旗官学经费及兵器维修、孤寡人口养赡等公共性事务。而普通旗人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增加，兵丁贫困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

清代，八旗军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进驻江宁，强行攫取城内外大批土地，改变了城市的旧有格局，也引发了严重的旗民矛盾。此后，清朝统治者虽极力维系八旗驻防的武力与民族特性，但因承平日久，武备松驰，江宁八旗军不仅战斗力大为下降，而且就连其“国语骑射”之传统，也因旗人与本地民人往来频繁、渐染汉俗而日趋式微。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旧有的定额粮饷已不敷使用，兵丁贫困化的现象日益突出，但八旗制度的束缚，却使得旗人不仅无法从事生产，也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无法摆脱困境。

〔责任编辑：肖波〕

王刚，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210093

夏维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1009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项目批准号：10&ZD06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