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的表哥

林白

家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自称是我表哥，姓梁。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表哥。他带来一袋苹果，还有几本我的书，说要签名。那天家里来了几个母亲的老同事，都是七八十岁的老阿姨，我入迷地听她们说些六七十年代出诊的故事，顾不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表哥。他被晾在一边，但还是坐了两个小时才走。第二天他又来，托母亲交我一封信。

信写在红色的格子稿纸上，有七八页。“我的外公和你的外公是同胞兄弟，我的母亲和你的母亲有共同的祖父和祖母。”他写道。六十多年前，政权改变，十口之家亡故六人，此后的“文革”，又死去两人。祖母、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一共死了八个。只有他和姐姐幸存下来。他很早就去梧州农村插队，一年后政审发现，他的外公是国民党的北流县长，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大哥16岁就为土匪当通讯员，也被镇压掉了。他被赶出了生产队，户口转移和粮食转移均不被接收。他失去户口，成为“黑人”，从此流浪，达15年。

我知道他是谁了，罗震南的外孙。罗震南，《北去来辞》中章绍甫的原形，我外公的胞兄。有关这个旧政权的县长，他的一妻二妾，大庄园和庄园里的火砖楼、玫瑰花、稀奇的苹果和咖啡，他的西装领带和两条大狗，我曾听母亲说过。所以我一下就知道他是谁了，这个梁表哥。只是我也有不知的，他的父亲193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所以他家有一个“复旦堂”。这位父亲读的文学专业，后来在梁朝玑（国民党军长）创办的“三育中学”任语文老师，后来从军，有少校军衔。另外，我母亲的一个堂兄也毕业于复旦，后由省府考送美国留学。这些我都不知道。

梁表哥眼下就住在北流市区，“文革”后他考取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后任中学数学老师至退休。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开一个小吃店，专做一种北流名吃芥菜包。有天早上他送来几个让我当早餐，正好我要赶早去吃街上的糠头粥，然后去山围、萝村、白马。芥菜包我一口都没尝。

他热切希望我能住到他家，他在信中说，他家就在圭江边，家里有许多世界名著，他列举了一些书名，品位不俗。我当然不会贸然住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即使他是我的表哥。我甚至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我一直不习惯跟一个生人聊天，哪怕他是我的表哥。何况他将要说到的，会是他最深入骨髓的伤痛，即使以文学的名义，我也以为不妥。

临走的当日上午，梁表哥再次来访。我不在，他托我母亲交给我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大本订好的手写信件，大概有八九万字，是他三四十岁间和恋人的通信。两个人的字都洒脱有力，写在不同的稿纸或信笺上，每一页都用红笔标了统一页码。因为时代的原因，成分不好，中学里的两个高材生都未被大学录取。恋人离散，七十年代末意外重逢，女方已是有夫之妇、四个孩子的母亲。从此两人开始通信，长达十数年。前些年女方患病去世，病前她大概有预感，在信中说：我打算把1980年下半年始你的所有信件寄回给你，我们本无任何秘密，但我尊重您，您的信件只有一个读者。如果哪一天我不知不觉死了，也没有人能看到它。至于以前我那些信，把它烧了也可以，把它寄给某个作家也可以，无所谓。由您做主。我像少林寺那个和尚那样，万念俱灰，但我比他多了一点，就是心里有个“恨”字。最后她写道：我实在是心灰意冷了，要是你很长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有关我的情况，可以问我的妹妹。

梁表哥给我留了一封信，说他2007年到上海，曾想把这批信件交给王安忆，后来突然想起了我，认为交给我更合适。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就是征得他的同意，在某一天，把这些信件交给某家设有民间语文栏目的杂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