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关注回归本体

李秀伟

(齐鲁师范学院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3)

一百年前，约翰·杜威带着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来到中国，他在华的两年又两个多月里，作了200余场报告，回答了若干中国教育界的提问。择其要者体现为下述三个问题:

1.照现在巴黎和平会议结果，公理未能合胜，武力就有压制公理之势，此后教育中对于造就军国民一端，是否不宜完全放弃?

2.实业教育在小学校之位置当若何?

3.德育问题，是否须借家教以补助之?

百年以后，带着“第56号教室奇迹”的雷夫远过重洋来到中国，引发了中国基础教育界又一轮对异域教育探究的欲望:

1.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考试分数一直是困惑广大教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虽然我们知道分数并不能代表孩子的能力，但在现实中，我们又无法摆脱分数的约束。请问雷夫老师，如何处理分数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孩子们的学校学习期间应该怎样解决好这个问题?

2.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和美国基础教育的最大区别是在于教育的个性化，即美国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那么，在当前中国教育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的教育应该如何做好和实施学生的个性化教育?

3.在中国教育界，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时时鞭策和激励着广大的教师，从您的角度谈一谈对这句话是如何理解的?

这两次对话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前者是面对世界知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乱世”，教师们为寻求救国图存道路而急迫渴求的答案，是一种不知之问。后者则是在一个各种先进思想冲击的现代社会面对一位取得非凡成就的美国小学教师，教师们对现实的困惑、不满或者不解的投诉。

百年前的三问，其一是教育要造就什么样的人，特指在战争威胁下的中国社会是否需要将“军国民”作为教育的目的，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思考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结合;其二是“实业教育在小学校”的问题，这切中教育最为要害处，百年后的中国教育仍然没有答案，不仅是小学，大学也迎来了这样急迫的追问;其三是家校教育结合的问题，特别是道德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先师在问。

百年后的三问，让我们来看这三问之中前提性的话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但在现实中……”“在许多人看来……”“流传着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从这样三句话的表述来看，起码这几个问题不代表提问者本人的观点，甚至很难代表某一部分教师的观点，那这些观点到底代表谁?这是非常模糊的。这些问题是中国当前教育的切肤之痛还是教育流行语中的不问之问?我们在问。

大约一百年前，潘光旦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国难与教育的忏悔》，开篇即: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什么是“士”的教育?包含“理智的”和“情志的”两个方面的教育才是“士”的教育。理智的即“推十合一”;情志的包括在平时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处危难则是“见危授命”与“可杀不可辱”。

一百年后的今天，从国难到国兴，然而，我们能忘却“国兴与教育的反省”吗?

规模越来越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人被持续忽略;

效率越来越高，单位时间被挤压，人在流水线中翻转;

领域越来越全，在知识的饲料堆里，人被支架化;

视角越来越低，既没有仰视天空又难以脚踏实地，人格被评价攫取;

思维越来越窄，读书实践让位于课堂与作业，人被课本学习绑架;

……

潘光旦面对国难发出了“士”的教育的呐喊，在“永无止境”的国家复兴面前，教育的热点却依然是“高考”“成绩”“顺应”……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人?为人塑造什么样的社会?

教育需要回归沉思!

熊十力先生“体用无二”的思想回到宇宙本体来思考现象: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此中宇宙万象一词，为物质和精神种种现象之通称。本体具有何等意义?一、本体是万理之源，万德之端，万化之始。始，犹本也。二、本体即无对即有对，即有对即无对。三、本体是无始无终。四、本体显为无穷无尽的大用，应说是变易的。

教育无体就无用。哲学家上思宇宙大一，下关生命皈依。教育有体，那就是“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教育有用，那就是“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

教育成就“人而有格”。教育成就人，成就的是人的人格。

一层层推延，我们每一天的教育行为就已经关乎宇宙万象、家国天下、人的发展，从这样三个方面出发，教育的关注点就有了一统性。体用为一，只思考“用”，探究一种行为、作为是否“有用”，只能将教育带入死胡同，就不可能破解所谓“分数与能力”“个性与统一”“学生与教师”的“今日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