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女性文化身份
——论《男孩和女孩》中的女孩形象

黄 浩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9)

构建女性文化身份
——论《男孩和女孩》中的女孩形象

黄 浩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9)

艾丽丝·门罗擅长描写平凡女性人物的命运，刻画平淡生活的真实面貌，被称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门罗不同时期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加拿大社会中平凡女性的命运。本文以《男孩和女孩》的女孩为例，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不断成长、构建女性文化身份的过程，从而表明女性必须认识自我的社会价值并实现自我诉求。

《男孩和女孩》；女性文化身份；女孩形象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一生发表了13部短篇故事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她的大部分作品和女性的爱情、婚姻和生活紧密联系。欧美的评论界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当代最伟大小说家”的称号，而美国犹太裔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更是将其称为“当代的契诃夫”[1]。门罗的小说大多描写加拿大南安大略省女性的成长故事，她擅长细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小说中女主人公青少年时期的迷惘、困惑和好奇心理。门罗采用多重视角描写男女对立的关系，但回避“非此即彼”的选择，弱化性别冲突，强调女性自身的成长。《男孩和女孩》收录于门罗的成名作，1969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获奖作品《快乐影子之舞》中，这篇8000字的故事被认为是其中最出色的短篇之一。本文将以故事中的女孩为例，分析作品中的女孩形象，探讨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不断成长、构建女性文化身份的过程。

一、社会的束缚

《男孩和女孩》描绘了一个安大略的农户家庭，经营着一个家庭式狐狸养殖场，而故事的叙述者是和父母、弟弟一起生活在这个家庭的11岁女孩。尽管故事是从她的童年开始讲述，但故事的叙述者却从成熟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女孩描述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结束的时期，12岁这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分界点。从小女孩就不愿接受社会和家庭赋予她的女性角色，极力挣脱世俗的界定，远离母亲，跟随父亲，想要摆脱女性身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女孩的梦想也在慢慢改变。她就如同家里的母马弗洛拉一样，曾经充满能量和斗志，最终却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击垮。

女孩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孩，并无时无刻都在幻想着能替代自己的弟弟成为父亲的继承人。“他在独轮车上装了一个锡桶，用来给畜栏带水……我用水泵把桶里装满，经过谷仓把车推到畜栏去”[2]，女孩详细地描绘了自己接触的劳动工具，这是典型的男人劳动工具，和父亲在一起工作时女孩的内心升起自豪感，在她看来只有男性的工作才具有价值。当父亲在与饲料推销员说话时称她为“新雇员”，女孩高兴得涨红了脸庞。女孩渴望冒险，满怀雄心壮志，每晚熄灯后会哼唱爱尔兰民谣《丹尼男孩》，而在弟弟入睡后，她会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里女孩都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我从炮火纷飞的大楼里救人……有两只德兰狂犬病的野狼包围了学校的操场，我把它们全都射死了(老师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我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精神抖擞地在鸠比利镇的大街上巡视，接受着镇上居民感激的敬礼”[2]。

然而，随着弟弟不断长大，女孩发现自己的力量在减小而弟弟一天天强壮，对她想继续从事男性工作形成挑战。女孩和弟弟打架时，尽管用尽了全身力气还是被弟弟轻而易举地弄疼。正如帮工亨利所说，“总有一天，莱尔德会向你证明他的实力”[2]。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权利话语是以性别、财富和社会地位来决定的，而女性作为“他者”和“第二性”被排斥在社会文化之外，被剥夺了平等的社会地位。社会对女孩的束缚不仅体现在对工作的划分上，也体现在对其日常行为的约束上。“女孩子不要这样甩门。女孩子坐下来的时候双膝要并拢……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关心的事”[2]。在母亲和祖母看来，女孩就应该呆在屋里帮忙家务，规规矩矩恪守本分。即使她们自己的生活毫无乐趣，却根据社会文化系统区分他我。如果女孩试图抵抗或颠覆，她们便会与社会共谋，以自身的榜样和教诲，迫使女孩身不由己地以社会的喜好来改变自己[3]。渐渐地，女孩所有的事物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特点：旧花边窗帘成为了一个床单，一个带有围边的梳妆台。而她和弟弟的卧室，这个曾经姐弟俩共享的空间，如今她去计划把这个空间割裂开来。

二、女性文化身份

在《男孩和女孩》中，“女孩”这个词是限定性的，“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2]。虽然女孩企图以一种超越性来反抗命运的安排，不喜欢受到传统礼仪的约束，不喜欢受到家务事的束缚，但饲料推销员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她的梦，“耍我。只是个小姑娘罢了”[2]。女孩必须回归社会给予她的文化身份。在波伏娃看来，女人是“有意识的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4]，是女性自身对自我进行束缚而非社会。20世纪女权运动的兴起影响了这个世纪，许多女性开始关注自身权利的问题，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反对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一方面，她们强调传统女性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必须对她们为社会的平稳运行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另一方面，改变妇女二等社会地位的方式是给予女性机会和选择权，让她们可以和男性一起公平竞争。

《男孩和女孩》中的女孩和弟弟从一开始就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本：弟弟拥有男性的自由，而女孩则被赋予了女性的束缚。女孩应该呆在屋里，而屋外的世界是专属于弟弟这样的男性，正如母亲那晚在仓库附近对父亲所说，“等莱尔德再大一点，你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帮手了……那样我就可以让她在屋子里多帮帮我了……我根本就不像在家里有一个女孩”[2]。母马弗洛拉与女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面对她时女孩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心灵相通。故事的高潮发生在父亲准备杀死弗洛拉时，女孩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她看见面临死亡威胁的弗洛拉突然脱缰奔驰，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5]。弗洛拉唤起了女孩的潜意识：冲破束缚、获得自由，勇敢反抗被强加于身的社会期望。于是当父亲大声呼叫她关紧大门时，女孩生平第一次背叛了从小崇拜的父亲，“我没有关上门，相反，我把它近尽可能敞开。我并没有决定这么做，只是我确实这么做了”[2]，给弗洛拉自由就是给自己自由，这是女孩心底发出的声音。弟弟莱尔德看到了这一幕，不能理解姐姐可耻的行为，而在帮助母马逃离之后，她却感到了绝望：弗洛拉不可能真正地逃脱，父亲和弟弟乘坐卡车便能捉住她。女孩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质疑，对自己的脆弱、恐惧和无助感到伤心，对自己无法逃脱的社会命运感到无助。

晚上男人们归来并围坐在桌子旁边，弗洛拉已被抓到并被射杀。莱尔德谴责姐姐纵容弗洛拉逃出去，但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事件并没有被追究，父亲用善意的幽默语气告诉女孩，“不用介意”毕竟“她只是个女孩”[2]。女孩除了哭泣以外对此没有异议，“我并没有抗议，甚至我的内心也没有抗议。或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2]。女孩从内心深处已开始默默接受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标准，她和弟弟各自坚定了社会给予他们的角色。性别的不同不仅体现在生理上，尤为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性别上，正如故事所表明的那样，男孩和女孩成为有社会地位差异的男女并非自然发展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从厌恶、反抗到接受并自我强化[3]，女孩逐步接受着社会对其自我的塑造，她不再是壮志凌云的英雄而变成了需要被拯救的对象。

尽管女孩的内心并未完全接受社会赋予其的女性文化身份，也不希望自己眼中母亲的形象就是未来的自己---邋邋遢遢，头发胡乱一扎过一天；总是太忙太累，没时间没心情和人好好说话；善良却容易上当，凡是靠不住，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如何在男权社会中构建自己的而非社会赋予的女性文化身份将是女孩面临的最大问题。《男孩和女孩》中的这个家庭不禁让读者联系起作者门罗的家庭：父亲追求自由自在的户外生活，经营着一个狐狸养殖场；母亲是一位接受过教育并一路奋斗成为乡村小学校长的知识女性，但遵循加拿大的社会风俗不得已放弃自己的职业。门罗的成长环境与女孩如此相像，正如故事的英文名字Boys and Girls，这是加拿大社会中女孩们在成长道路上遭遇的困境。故事中的女孩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孩提时代的门罗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遵循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抑或构建自己的女性文化身份？门罗是幸运的，她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而社会中千万女性她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女性，她们究竟是谁？她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

三、结语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4]。半个多世纪后，当女权运动走进了后女权时代，女性虽然不再被家庭禁锢在屋里，却面临新的困惑：即使她们走出了家庭，也无法依靠自己构建女性文化身份。一方面，女性渴望在事业上成功，另一方面，女性需要满足社会对其家庭责任的要求。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我们绝不能相信，女性的地位仅凭经济状况的改变就足以得到改观……女性的成功往往是以身份的分裂为代价的”[6]。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隐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想要构建其文化身份，就必须重构社会文化。《男孩和女孩》是女性主义的檄文，却又不局限于单一的女性视角，门罗对女性文化身份的探讨，正是为了强调女性追求自我存在价值和社会担当的意义。

[1]T. F. Rigelhof. This is Our Writing [M].Ontario: The Porcupine's Quill，2000.

[2]艾丽丝·门罗.“男孩和女孩”节选自《快乐影子之舞》[F].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45-164.

[3]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花城出版社,2014.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刘文.神秘、寓言和顿悟——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6]Marlene Goldman. “Penning in the Bo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ed Subjects in Alice Muro's ‘Boys and Girls’” in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15[J].1990(01):62-75.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ultural Identity——Interpretation of the Girl Image in Boys and Girls

Huang Hao
(Jinl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169, China)

Alice Monroe, well-known for her short stories, is good at depicting delicately the ordinary life in her stories which represents the reality of simple life. Her short st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ll focus on the fate of ordinary women in Canadian society. This thesis, analyzing the story of the girl in Boys and Girls,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women's growing up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female cultural identity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thus to reveal that women should realize their own social value and take their ow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oys and Girls; female cultural identity; the girl image

G728

A

1000-9795（2014）09-000272-02

[责任编辑：刘 乾]

黄 浩 (1976- )，女，湖南邵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