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来来往往的困惑

2014-04-17 06:46刘伟鹏胡飞
民生周刊 2014年8期
关键词:大城市上海北京

刘伟鹏 胡飞

3月22日,周昊回到北京。这次他回北京,是为了采购他的婚庆公司所需要的设备。周昊家在江苏,应该说去南京或上海采购会更方便些,但他还是来了北京,因为这个地方他更熟悉,他在这里呆过近十年,已经与这里有切割不断的关系。

周昊初来北京是2005年,那会儿,他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过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地方,觉得这里充满机会,随时都能冒出大有可为的念头。这位北京科技学院的毕业生一度为了打拼和奋斗蓄起胡须,他认为这样可以看起来成熟一点儿,“谈事情成功的机率会更大。”周昊说,当时他的理想就在这里,他热爱这个地方,愿意为之挥洒青春。

同一时期,媒体上开始有了关于“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一些媒体给出的案例和数据显示,有大量的“北漂青年”在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离开这个地方。这些消息一度让周昊很困惑,因为他现在正热烈地喜欢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里这么好,那些人为什么要走。他从一些专家学者的笔下看到了一些剖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一度让他深思,“因为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只不过当时的周昊感触还没有这么深,不像几年之后对这些问题有了切身的体会。

“沙丁鱼”还是 “咸鱼”

2006年至2008年是“逃离北上广”话题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人民日报》在《谁在逃离北上广》一文中曾提到这股潮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全国各大媒体也在报道,这些媒体请专家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度剖析,这反过来又引发大众的讨论,刺激相关人群在“去与留”这一问题上的抉择与判断。一时间,“逃离”这一词热闹起来,成为那几年的热门词汇。

2009年年底,《新京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北漂回归想法的调查,共有约3000名网友参与投票,超八成“北漂”想过离开北京。2010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一线城市“蚁族”开始逃离》报道:网上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行动。《逃离北上广:哪一片天空属于我?》则通过对一批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了他们在北上广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文化,以及逃离后的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之后几年,“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从火热到为人们所习惯而慢慢趋于平淡。当“逃离”这一词汇渐渐消声之时,一个新的说法又冒了出来,——“逃回北上广”。当年选择离开大城市的人们,因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落差,纷纷背上行囊,又回到了曾经离开的地方。

2014年年初,一家媒体以“逃回”为题做了一组报道,报道中列举了实例和小范围的数据,并同样对“逃回”这一现象做了分析。“逃回北上广”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人民日报》的专题文章也对这一现象做出分析:一些逃离北上广的人,“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南方周末》推出“逃离北上广”续篇: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这些年轻人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媒体将在“北上广”打拼的人称作“沙丁鱼”,他们在拥挤的大城市坚守着曾经的梦想。而那些不堪压力回归家乡的人则被称作“咸鱼”,他们选择了小城市的单调和平庸。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整个社会都在思考这个话题。

当初离开的理由

2007年,汪峰的一首歌曲《北京北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歌曲表达的语意和深意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在KTV或其他一些场所,经常能看到这首歌曲的MV画面,斑驳的夜景与匆忙的人群、交织着无奈和叹息,这大概是“北漂”们在城市生活的写照吧。同一时期,周昊正在北京全力地打拼,就像歌词中描写的那样,“在这欢笑,在这哭泣,在这寻找,也在这儿失去”。一个月几百块钱的工资,有时凌晨四点需要起床,穿梭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尽管生活不容易,但他并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年轻时就需要闯一闯”。

当第一拨“逃离北上广”浪潮涌起的时候。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在大学生就业方面,他们围绕的是“大学生是否应该留在大城市”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的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离开》的帖子里,作者常言笑说:“为什么毕业了要留在北京工作?”同样上海也不再是毕业生的伊甸园。宣称“非上海不可”的江涛,最终决定回老家石家庄。在上海的半年,他与其他3个人挤在20平方米的地下室,“觉得自己在上海活得卑微,很没有尊严”。

媒体界对这一问题有引导性的讨论。在主持人马丁眼中,北上广正在迅速沦落为富裕寄生阶层的堡垒,而不像是创造财富的经济引擎。原因很简单: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北漂“,活得越来越艰难,上升渠道被垄断压榨得狭窄如“一线天”。根据新浪教育和麦可思的《200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和排行榜》,北京毕业生流出不到三成,上海一成,广州有半成。虽然专家一直在提醒理性就业,然而对于二三线城市的青年,北上广魅力始终不可阻挡。

对于大家“逃离”的原因,媒体谈到最多的是生活方面的压力。另外,竞争压力大、环境污染严重、拥挤的城市交通、户籍制度的束缚等等,这些原因也被专家学者们一一道出。然而,大家最为集中议论的,还是房价的问题。在周昊毕业头几年,北京房价一路飚升,每平方米涨了不止几倍。房价几乎是让所有年轻人谈起来便为之神伤的话题。“逃离北上广”,被媒体评为2010年房地产十大热词之一,这足以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报道,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

2008年4月,北京新建商品房平均最高价格是17353元/平方米,曾经被称作“不理性的最高点”。而在周昊离开的2013年10月,北京房价以36299元/平方米的价格领跑全国,上海以26818元/平方米位列第二,深圳以26739元/平方米位列第三,广州则以18429元/平方米居于第八。 在北京工作九年仍靠租房生活的周昊,只能看着媒体上的这些房价数据感叹一番。以他的收入,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房的。

最想逃离的是北京

北京最热情,广州最开放,上海最时尚,这是《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中各地居民对所在城市的评价。然而现在,这些吸引年轻人的城市魅力已经在大打折扣。

2010年12月,一套“逃离北上广丛书”中称: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作者苏言和闵唯这样描写选择离开的理由:北京的首都意识、圈子文化、胡同心态,是一种独特的紧箍咒;上海独有的“光影魅惑”仍然会令你沉醉,甚至可能并未体察到自己已经或即将为此支付昂贵的代价;广东“搵食”(工作)是生存之本,“食头箸”(抢先一步)是发展之道。

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0年对北上广外来打工人员做过一项调查。调查显示:25.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考虑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其中北京所占比例最大,达到37%;上海和广州持此观点的受访者,分别为16.3%和24.9%。“热情”的北京,成为人们最想要逃离的城市。时隔3年后,据QQ大数据在2014年春节期间的调查,北京又以18%的逃离率成为人们最想逃离的城市。

北京六个环一环套一环,在有形的圈子里,还有无数看不见的圈子,这些圈子划分了阶层、等级、财富、户籍、文化程度等等。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外来者很难进入圈子,寻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的信任感。

2012年周昊辞掉了工作开始创业,也是这一年,他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公司在经营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起色,到最后房租都快拿不出来。他没有北京户口,连车牌号都只能使用河北的,坚持不下去的周昊结束了北京的一切。“这次真的离开了,没有给自己退路”。

周昊最好的朋友王腾,与他同一天到的北京。2009年王腾毕业后,回到湖北老家,想要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年后在周昊的劝说下,王腾又回到了北京。但是没有料到,三年后,两个人又在同一天离开了北京。

与周昊不同,有一部分人来到大城市时从没有想过会在此地安家落户,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似乎是一个注定的结果。周金鑫2008年到上海工作,当时在一家机械厂做轮胎设备。2014年3月底接受采访时,他正在为离开上海做着准备。当初抱着“想要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念头的周金鑫,在即将离开时,用“失望”两个字来形容在上海的生活。

“上海公司的政策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很大,直到前年才开始给我们上社保。去医院看病,去商店买东西,上海人听到我们说普通话,态度就很不屑。这让我们很心寒”。为了拿到四五千元的收入,经常需要工作十一个小时的他,很少有时间享受到上海的繁华。像他这样离开上海的工友,周金鑫身边还有很多。

“北漂”之惑

留守大城市还是去二三线城市,是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尤其对于在大城市奋斗多年的年轻人,离开意味着放弃许多。大城市闪闪发光却“压力山大”,小城市悠闲自在却相对闭塞,在两者之间选择并不容易。

周昊的父亲记得这样一件事情:2012年5月,他们一帮人在天安门广场游玩,有一位在2008年接受过周昊培训的奥运会志愿者对着周昊喊“周老师好”。周昊的父亲顿时充满自豪,他对记者说,“无论周昊是留在北京,还是选择回乡,我都尊重他的选择”。

对于周昊来说,选择离开,“放弃的不仅是习惯的圈子,还有拼搏多年的事业”。周昊被同事称作“篝王”,意为篝火晚会主持之王。这个“篝王”在朋友和同事的挽留声中做出的选择很不容易,“前前后后犹豫了一年。”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爱人小琴的怀孕,这个更现实的问题必须让他做最后的决断。

有人离开,就会有人坚守。2014年春节期间,网络社区“知乎”发起关于“北上广”的话题的讨论。从事文字工作的柏邦妮为留在北京写下这样的理由: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但是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走出地铁站,她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这样谈及“北上广”对年轻人的价值:就业机会更多,更公平,文化相对也最发达。大城市有小城市望尘莫及的优势。

《新周刊》的报道《给我生活,地方随便》将城市进行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腾讯QQ大数据的分析,从2014年2月2日至2月25日,1994万的人首次来到北上广深,新增率达到21%。北京凭借27%的涌入率,成为人们最愿意来此打拼的城市。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被“逃离”还是“逃回”的争论影响。尽管“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但他们的眼光仍然投射在大城市的方向。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则说,“逃离北上广”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发展远远没有饱和,未来发展空间比较大。

家乡不一定是愿乡

离开北京回到家乡,是不是一切就好了?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生活习惯与思维理念的不同,“逃离”遇到的问题也不少。

周昊与家人的第一次冲突是关于新公司的选址。自认为在北京见过世面的周昊的观点是“事情要往高端大气方面努力”。而家人则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努力节省成本,他们在将公司开在一流地段还是一般地段的问题上争论不下,最终还是周昊接受了家人的意见。不习惯的不仅仅是做生意方面的思维,还有生活的节奏,甚至吃饭的口味。这些都需要他慢慢调整。

周金鑫的工友梅晓俊,在上海呆了四年后,因为爱情回到家乡合肥。最终婚事还是没有谈成,他选择在一家机械厂进行维修工作。虽然工作强度不高,又能陪伴在父母身边,他却“经常感到孤独”。“上海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所见所闻都是不一样的。”媒体人单士兵对这种孤独感的解释是:二三线城市能够提供的公共文化环境是局促逼仄的,会让习惯大城市文化氛围的年轻人觉得很孤单。

与这一问题一同存在的,还有人脉关系的不足、办事方式的不适应,文化差异太大等等,这些原因又导致一部分人在家乡同样产生焦虑,从而又引发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下,同样有人选择坚守,有人又再次选择逃离。这些人离开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发现设想中的“美好生活”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于是他们又逃回了北上广。现实的一切似乎与搜狐新闻在2010年预料的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很相似: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有媒体总结“逃离”和“逃回”的现状:逃离热潮未退 逃回风头渐劲。张军离开北京一年,但在老家找不到工作。“我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几个熟人了,办什么事都不方便”。不得已开了一家超市,但无法适应那里的环境,在别人非常规手段的“竞争”下,只好又到北京,“还是北京好养活人”。回到老家的曹洪涛,对于慢节奏与低效率,产生了危机感。“现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办?在上海,毕竟机会多。”

光明网刊文《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我们已经回不去》:很快,现实将会把人激醒。由于眼界和观念的不同,你会发现自己和周围环境以及人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你会发现找个理想的工作真的很难。

腾讯评论解读逃回北上广的现象,提出几个原因: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在家里有关系的,想到“北上广”谋取更大发展;“北上广”工作机会多;“北上广”城市资源多;寻找公平公正的空间。《南方都市报》则分析,逃回北上广背后是资源分配不平等。腾讯评论曾经提出“要不要逃离北上广”话题的讨论,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与大城市的做比较,在这个房价等生活成本齐涨的时代,最后的结语是“压力未解决,哪里都一样”。

周昊家里有一套房子,父母是江苏兴化农贸菜市场普通的生意人,并没有所谓的关系。“万事开头总是难的,但我对自己有信心。”他认为在北京的见识和积累,必将对他开始新的事业有帮助。周昊接到了“五一”期间的5场婚礼的婚庆单子。他预计,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让公司回本。谈及回到北京,他说:“等我的婚庆公司发展壮大后,我会考虑到北京开设分公司的。到时候不是逃回北上广,而是‘杀’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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