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见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余玮

沈宝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专家。1932年7月出生于江苏武进，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员，理论动态组成员、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等职。现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自《理论动态》创刊以来，沈宝祥从“理论动态组”成员到主编，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这块理论阵地，有“真理卫士”之誉。当年，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他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和编辑，亲历并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如今，提及这段特别的经历，年已八旬的沈宝祥十分兴奋，每一个细节都俨然发生在昨天。

严谨治学、谦和为人、淡泊处世，这是笔者接触沈宝祥后的最深印象。采访中，沈宝祥一边细心展示当时签发付印稿的影印件及相关信函，一边用江南口音讲述文章发表背后的来龙去脉，一段珍贵的往事渐渐生动起来。

胡耀邦与《理论动态》

1977年3月的一天，中央党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一时间，全党校的干部、家属放声欢呼，激动得在校园里游行。正在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沈宝祥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初听到人民解放军渡江一样高兴。

经党中央批准，从4月7日开始，副校长胡耀邦采取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沈宝祥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沈宝祥记得，胡耀邦让大家放开讲，不要有顾虑，“他自己则认真地听。每天开半天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这个会议其实也成了一个工作机构，除了开会外，还有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许多工作，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拿到会上讨论，一边讨论，一边分头去做”。在整风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并指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沈宝祥认为：“在我们党内，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行者。他的思路是：从思想理论问题入手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这年5月，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了1个多月，胡耀邦深感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需要澄清，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

“这年6月6日上午，我们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开会。参加者连陈维仁（胡耀邦当时的秘书，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共5个人。耀邦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咱们要办一个刊物，把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给纠正过来。”沈宝祥回忆道。这个刊物就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创办最早的限级别发行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组建了一个工作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于是，沈宝祥成为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理论动态组在机构编制上归属于校刊室，王聚武被任命为理论动态组组长。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叫‘理论动态组，没有主编，耀邦同志是实际的主编。这个刊物的性质、名称、形式、5天1期、发行范围，都是他定的。他过几天就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在一起聊，气氛轻松，看看当前有什么紧要的问题，讨论中就形成了策划，从选题、写作、改稿、定稿，每一个环节耀邦都深入参与。”沈宝祥说，胡耀邦不但出思想、出题目，而且每一篇文稿都由他审阅定稿。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在党校主持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会上，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就如何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得到胡耀邦肯定。于是，胡耀邦要求吴江把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内容，这就是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经过紧张的筹备，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了。这一天，沈宝祥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的意见。”沈宝祥等人按胡耀邦定的名单发行，主要是发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中央党校有关同志。校内很快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说：“耀邦同志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很高兴。第一期《理论动态》印了300份，发出去之后，很快就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索要，因此就加印了300份，第一期实际是600份。”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在当时令人感到震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沈宝祥说，在“文革”期间，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何怀疑和不恭，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年，《理论动态》竟提出对这个理论要“探讨”，决非一件小事。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说，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内容很普通，也很不彻底，但在当时来说，讲这样的话，却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给了邓小平，他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沈宝祥认为，这是我们党的高层对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早酝酿。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篇文章。

在沈宝祥的记忆里，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可谓呕心沥血。在办刊过程中，胡耀邦同理论动态组同志一起为“无米下锅”而发愁，为赶写文稿而费心，为《理论动态》影响日增而由衷地高兴。沈宝祥记得，1977年秋的一天，胡耀邦在办公室同理论动态组同志闲聊时，动情地说：“我死后，你们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理论动态》创办时，他对我们说，我同你们一起干两个月，以后就由你们自己干。随着这个小刊物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也越来越放不下手了。”沈宝祥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不久，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等要职，但他一直都在抓《理论动态》。“耀邦把这本杂志看得非常重，后来他去当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找我们几个说，《理论动态》我决不会不管。他经常把他的一些策划想法告诉我们，风雨无阻，每期稿子都由他审阅，他在第一时间处理，最长不过第二天。有时候我们稿子不够尖锐，他就会批评我们‘不敢抓主要矛盾，后来他当了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一样。我们的稿子从送中组部到送钓鱼台，后来他搬进中南海办公就送中南海。他也和在中央党校时一样常常召集我们一起开会，1978年那一年，我们光是到他家里开会就有11次。”胡耀邦还提议，为了更好地办《理论动态》，也由于其他方面的需要，中央党校组建一个理论研究室。1978年2月，党中央批准中央党校在校刊室基础上组建理论研究室，吴江任主任。从此以后，理论动态组就成为理论研究室下属的一个机构。

胡耀邦提倡的学风，是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互为师长，择善而从，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充满平等、民主、自由的氛围。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言之有物，短小精悍，力求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其中，平反冤假错案的言论、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动，都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内心的极大共鸣。

“耀邦对理论动态组的直接领导和指导，持续到1981年上半年。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他无暇顾及、也不适宜再直接联系理论动态组了。”沈宝祥回忆道，1981年9月29日上午，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最后一次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当时，沈宝祥就坐在胡耀邦的身边，胡耀邦的时任秘书郑必坚（后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在座。那天，胡耀邦发表了很长时间的讲话，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办好《理论动态》。他提出《理论动态》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有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加以有条理的、理论的、有说服力的说明。沈宝祥说，胡耀邦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对《理论动态》创办4年来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对这个刊物寄予了厚望，“是他最后一次直面指导理论动态组的工作，也是向我们告别”。

沈宝祥说，从1977年6月召开理论动态组第一次会议起，到1981年9月召开理论动态组最后一次会议止，耀邦同志直接领导和指导这个组的工作前后达4年之久，使他们深受教育。“翻阅一下耀邦主持和指导下出刊的《理论动态》（到第311期为止），以及耀邦对理论动态组的历次谈话和大量批语，有思想路线和文风、经济建设、民主法制、文化、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大方面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理论动态组就是一个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构。”

1981年3月，按照胡耀邦的布置，沈宝祥撰写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一文，在《理论动态》第263期发表。3月10日，《人民日报》将其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转发至全国。全国各大报纸均用类似《人民日报》的版面转载。这是拨乱反正以来第一篇鲜明地提出反对“左”的倾向的文章。从此以后，开始广泛清理“左”的思想。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花圈，并写上：“《理论动态》的创办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组织者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同年4月30日出刊的第836期《理论动态》的首页也赫然印着这句话。

正如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生前所言：“《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不仅要记载在中央党校的校史上，而且要记载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沈宝祥说，很幸运自己在拨乱反正需要适应之时参与《理论动态》的创办工作，很高兴《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中起了历史性作用，今天也仍在继续为解放思想作出新的贡献。

见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要了解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端，都必然要提到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大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沈宝祥说，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这场大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国史、党史中堪称重大事件。可以说，《理论动态》是这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忠诚的先行者、拓荒者。

1977年10月初，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前夕，胡耀邦找沈宝祥去他的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之后，沈宝祥起身要走，胡耀邦突然说：“老沈，坐一下嘛！”沈宝祥就同胡耀邦一起坐在沙发上，胡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继续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60岁左右、40岁左右、二三十岁左右的三代干部。”说完，他忽地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背诵他讲话稿中的这一段。背完后突然转过头问：“怎么样？”沈宝祥回答：“很好！”

两三天后，即10月9日下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的开学典礼。这一天，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洒满党校大院。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沈宝祥告诉笔者：“叶剑英提到的三次‘路线斗争是指：‘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年、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那是1977年12月2日。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沈宝祥回忆说，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

接着，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组织全校800名学员利用10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从沈宝祥查找到的部分讨论记录看，讨论很激烈，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是一个大胆而意义深远的举措。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800位学员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很快，孙长江写出了初稿。正在这时，光明日报社送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稿（胡投稿时的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拟刊发时将标题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要求帮助“审改”。沈宝祥说，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沈宝祥说，尽管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但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

沈宝祥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时曾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目的是想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时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来办这件事，杨西光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第二天，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随即，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新闻单位。5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几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全文转载，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日晚，《实》文的发表引起“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之一、“毛办”负责人的高度关注，他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

胡耀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于13日下午在他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会上，首先由胡绩伟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然后进行议论，大家感到很意外，对那种无理指责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驳。这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开始。胡耀邦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指毛主席）呢！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

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对《实》文作严重批判。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沈宝祥说，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引导讨论深入发展。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拨乱反正中，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重型炮弹”。

7月22日下午，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约胡耀邦谈话，对理论动态组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沈宝祥回忆说，当时到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对这场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分关心，不少同志要求介绍这场争论的背景，希望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也有些人反映出一种心有余悸的心理。“当时，中央党校领导决定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学员开课，由吴江承担这个讲课任务。吴江作了认真准备，写了12000多字的讲稿，题为《关于当前的一场讨论》。耀邦同志审阅了讲稿，并写了评语：‘总的来说，很好，很好。支持一切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作法。批注了一些意见，请酌。耀邦的这段批语，既是对讲课稿的评价，也是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

沈宝祥流水账式的日记在1978年8月5日是这样记载的：“上午，听吴江讲课（给一、二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沈宝祥说，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开课给学员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这次课，沈宝祥印象很深：这次课针对性强，说理透彻，学员听了这堂课后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这些内容也必然会很快传到全国各地。

在邓小平、罗瑞卿、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讨论逐渐展开，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一场顺应时代发展、反映党心民意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处于徘徊和迷茫之中的中国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这标志着这场大讨论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沈宝祥说，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沈宝祥没有想到，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3年多。

沈宝祥在拨乱反正中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大讨论，以求是、求实、求真的思想和文风撰写理论文章，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30多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作为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且多数由新华社转发。沈宝祥说，其中有12篇文章是由胡耀邦亲自出题、审阅、修改定稿的。

沈宝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思想大解放，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将实践标准写进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此，我们大家都有很深的感受。”

“真理檄文”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

《实》文在《理论动态》的首发，最先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吹响了解放思想和发展生产力的号角。1984年，《光明日报》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实》文这篇在当年有“战斗檄文”意义的理论文章获“特别奖”。10月11日，该报第1版公布了评奖结果，写明《实》文作者胡福明。然而，《实》文与原稿相比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于是，发生了作者是谁的争议。《光明日报》原总编辑（评奖时已退下领导岗位）杨西光在11月12日为此专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出：“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

1985年1月20日，《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了一个资料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其内容主要是5600字的说明和13个附件，即《实》文的第一稿和历次修改稿和定稿。这个集子对《实》文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

据沈宝祥介绍，《实》文的撰写和定稿有一个过程，而且涉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光明日报社两家，当时又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作者未加明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因而事后对文章作者出现了不同说法。

孙长江曾将《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给沈宝祥看，沈宝祥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提出意见说：“一切真理，这个提法不妥。”

稿子修改完后，向胡耀邦送审了两次。第一次胡耀邦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在第3页改了一个标点，第10页改了一个错字。送审稿退回后，1978年5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又进行了讨论。作为“动态组”成员，为了讨论这篇稿子，沈宝祥提前作了充分准备，他专门看了华国锋在1977年5月1日发表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讨论中，沈宝祥认为，这篇真理标准问题的稿子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肯定又要遭到非议。为了堵住一些人的嘴，他提出将华国锋文章中的一句话加进去。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实》文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的那一句：“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第二天，即5月6日，沈宝祥带着孙长江交给他的《实》文稿，与“动态组”的人去了胡耀邦在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落座后，沈宝祥把稿子交到胡耀邦手中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这个稿。”胡耀邦接过稿子埋头阅看后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他对两处提出了修改意见。一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说：“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将这句话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结尾，他提出加上“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句。沈宝祥坐在胡耀邦家的藤椅上，记下了这些意见。

5月8日早晨，沈宝祥将文稿交给孙长江。孙长江将文稿作了最后修改后送给印刷厂正式付印，两天后的《理论动态》第60期正式出刊。

沈宝祥回忆说：在第60期《理论动态》清样上，起初在文后写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关于这个注，沈宝祥说：“在《理论动态》送印厂前，孙长江同我商量，说这样写已经不合实际情况，因为稿子已经作了很大修改，实际上是改写了，但是为了照顾两家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算了。我表示同意。当时没有著作权的意识（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是从谦让出发的。”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已作了很大修改，又没有征求胡福明的意见，这样写已不合适，付印前就将人名删掉了。

1986年第6期《光明日报通讯》刊登《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一文，作者辛广民（系“新光明”的谐音）。此文称：“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沈宝祥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不少人只将胡福明确定为《实》文的作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说《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最后定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核心内容没有突破。沈宝祥认真分析了初稿和最后定稿，“《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大部分改写了，浓缩提炼为6400字。这样的修改量，是相当大了”。沈宝祥认为，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正如光明日报社评论部编的集子所作的评述：“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沈宝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改动，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沈宝祥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他说，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据悉：孙长江一度将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但吴江认为，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题目为好，不宜再作其他改动。沈宝祥说，要说作者，应是胡福明、孙长江，还可以加上吴江，题好一半文，标题是吴江定的，贡献很大。

文章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沈宝祥说，“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胡耀邦提出的。“他提出这个署名时，正好我在场，也算是一个见证人。当时，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为代表的《理论动态》。以某一个人作为特约评论员，在那时是不可设想的。《实》文既然在《理论动态》发表，公开发表时又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有了同一般作者署名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力，胡耀邦承担了文章的全部政治责任。”沈宝祥说，《实》文发表后，特约评论员遭到批评指责时，胡耀邦也被点了名，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胡福明原稿，原拟刊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主要属于理论学术层面；而经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合成的实发稿，已经升华到政治高度。由此引起的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恐怕是参与者也不曾料及的。

回想那场大讨论，沈宝祥感慨万千：“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互相配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那段历史是值得回忆的，更是需要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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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