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组织性参与

杨中

有的事，乍看起来很不正常，像许多涉及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公共事务，网上吵得轰轰烈烈，政府正式征求意见却没几个人愿意出面。再往前，某市举办的几次政府听证会，一个熟面孔在听证代表席上屡屡出现，引发媒体质疑，追问之下，居然是报名听证的市民寥寥，差不多是选无可选。

再仔细推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公民参与，其实不该只是公民个体参与，其中应该有个体集合而成的组织性的代表，即人们常说的民间组织。可是，在许多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讨论或者听证中，人们听见过这类集纳公众意见的民间的组织性表达吗？从2012年的年检结果看，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已经接近3000个，可需要它们出场发声的时候，它们却缺位了。

要解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问题，就必须让偶然的、孤立的、片面的、情绪化的表达压缩到最低程度，而让更富理性的、更有代表性的、更靠近“最大公约数”的声音登场。这就要创造条件，要在各领域各层次培育更多的社会性组织，使公民个体的参与更多地向组织化的参与演进，更好地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

进一步讲，现有的许多社会组织也还需要考虑自身转型的问题。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我想，应该是让这类社会组织真正具有民间性，在依法自治和自律方面、在反映和表达民意方面，实现实质性的回归。比如说，人人揪心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有不少食品加工业老板表态“做食品就是做人、做良心”，但是这个行业还是乱象丛生，行业性的有效自律非常不够。那么，如何把老板个人的“良心”承诺变成整个行业的自律？这里就有民间或者行业组织可以发挥效用的巨大空间。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公民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而要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还需要系统性的设计和推进。培育公民意识、推进公民参与的训练、提升公民素质、及时反映和协调公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在这方面，不妨先强化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与公众的联系，夯实它们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