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前世今生

冯 瑞 窦宝仓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图书馆，陕西 西安 710055；2.西北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我国的藏书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的藏书处所，西汉时期出现了最早的由国家兴建的图书馆——石渠阁和天禄阁。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寺院藏书日益兴盛，唐末至清末，书院逐渐发展为主要的藏书处所。本文所探讨的石渠阁和天禄阁，是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如今在汉长安城遗址中仍然能找到这两座藏书阁的历史遗存。

1 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建造背景

1.1 汉王入秦，先收图籍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大军逼近秦都咸阳，秦王子婴设计诛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起义将士浩浩荡荡开进咸阳城，面对巍峨迤逦的宫殿、热闹繁华的街市以及散落成堆的珍宝，许多将士不顾一切地恣意抢掠，即便是沛公刘邦，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贪恋着秦宫的荣华富贵，不忍离去。好在大将樊哙和谋士张良及时劝阻他勿忘亡秦之教训，刘邦才幡然悔悟，下令立即查封秦朝的皇宫府库，不得私拿劫取。

在唾手可得的巨大财富面前，有一个人高瞻远瞩，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就是负责督军中庶务的萧何。他入城后，火速率兵赶到了秦朝丞相的御史府，命精兵将该区域立即封锁，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又指派得力将士将御史府中存放的秦代国家的户籍资料、地形绘图、法令案牍等众多图书档案一一收集起来，进行排查清点，并且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造册，以备日后酌情挑选使用。

图1 汉长安城遗址分布图

萧何这一举措不仅使国家关键性的图籍档案免遭其后项羽火烧秦都之劫难，更使得刘邦对天下的户口多寡、关塞险要以及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为日后西汉政权确立恰当的治国方略和律令制度撷取了可靠依据和较佳参考。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萧何“先收图籍”之功评价很高，“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阴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1.2 修建二阁，珍藏图籍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萧何主持督建汉长安城未央宫，殿阁达四十余座，气势恢宏。在前殿的北面，宫殿群的中间位置，萧何主持修建了两座楼阁，一座是石渠阁，一座是天禄阁，将自己苦心收集的秦朝的各种图籍档案存放于此。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前殿正北约800米，石渠阁在天禄阁西侧约300米处（详见图1）。

历史文献中对石渠阁和天禄阁的修建有不少的记载。

《三辅黄图·阁》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三辅黄图》载：“天禄藏阁,藏典籍之所。”

《汉宫殿疏》载：“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贤才也”。

《后汉书》载：“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

《明一统志》载：“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在府城西北,汉未央宫北。萧何造,以蔵入关时所得秦图书。宣帝亦藏秘书于此。”

班固在《两都赋》中也提到,武帝和宣帝时,尊崇礼官,考文章,设了金马和石渠阁。

由此可见，石渠阁、天禄阁既是汉代的中央档案库,也是皇家藏书阁,是群儒校勘经籍从事著述的处所。

2 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典籍收藏

我国古代的藏书主要分为官藏以及私藏图书两类。石渠阁和天禄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为官藏图书专门建造的图书馆，也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天禄阁和石渠阁典藏的图书档案，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调整，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

西汉初年，沿袭了秦代的“挟书之律”，天禄阁和石渠阁主要典藏萧何收集的秦末图籍。

汉惠帝时，为了收集和整理图书，废除了“挟书之律”。

汉武帝时，积极地收集整理书籍，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西汉皇室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将新征集到的图书收藏于石渠阁中，并分类整理。

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遍访儒雅之人，收集补充散佚的图书文章。为了鼓励人们献书,政府赐捐书者以金帛作为鼓励。

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共有596种，13269卷秦末散佚的图书被发掘整理出来，集中收藏于二阁中。对于藏书盛况，刘歆在《七略》中有这样的描述“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3 石渠阁和天禄阁的学术活动

3.1 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不仅是典籍之府,也是讨论之所,一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和名儒师傅常在石渠阁研讨六艺。许多言语侍从的臣子,像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和刘向等经常在此谈论经义；而公卿大臣,如御史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也常常在此讨论异同。石渠阁的学术氛围愈发浓厚，而石渠阁会议就是其学术活动的一大顶峰。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了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博士就是经师，具有学官职能，既讲授经学，又考核人才。从师学经是学者进入仕途的门路。由于师法与家法不同，同是一经，百家竞起，众说纷纭。为了求同存异，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前51年)下诏，命太子太傅萧望之和韦元成及五经博士在石渠阁召开大会,参加讲论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会议由西汉大臣、著名经学家梁丘主持发问，诸位儒生一一进行应答，太子太傅萧望之予以综合点评，最后由汉宣帝亲自裁决评判，整个会场言辞雄浑、百家争鸣、气氛热烈。在会议结束之后，组织者按照汉宣帝的要求，将石渠讲论的奏疏汇集成册而编辑为《石渠议奏》（又名《石渠论》）一书，合计辑刊奏议一百五十五篇。

石渠阁会议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上讲，会议确立了梁丘的《周易》；夏侯胜、夏侯建的《尚书》、《春秋谷梁传》以及《诗经》三派为儒家经典的主流，尤其是确立了《春秋谷梁传》的主导地位。

从政治上讲，石渠阁会议是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一环，既巩固了皇帝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也使其成了最高的经学权威，政教合一，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地位,也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校勘天禄阁

和石渠阁相似，天禄阁不止做典籍收藏之用，历代名贤多在此处校勘图书，其中以刘向、刘歆父子成就最大。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到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的二十年间，刘向一直在天禄阁校勘包括经传、诸子以及诗赋等古籍。校书的工作包括收集、清理、删重、分类、校雠、誊抄定本等内容。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别录》是中国目录学的始祖，刘向是介绍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人。

刘向一生致力于古籍研究，其未竟的事业由其子刘歆续成，刘歆以刘向编写的《别录》为基础，根据天禄阁群书的实际排架的结果，编撰成总结群书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共分三十八类，五百九十六家，一方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不仅是中国的第一部图书馆书目,也是中国藏书由档案库过渡到藏书楼的开始。

4 石渠阁和天禄阁的保存现状

新莽地皇四年（43年），天下纷乱，社会动荡，未央宫遭遇火烧三日，建筑尽毁。天禄阁和石渠阁内两百年来积累的官藏简书，终因兵荒战乱而付之一炬，尽管未央宫在东汉及后赵时曾多次修葺，先后作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诸朝的皇宫，但天禄阁和石渠阁却再也不复往日的光辉。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皇帝下令重修二阁，曰：“此汉遗宫也。其金马、石渠、神池、龙烟往往而在。”一千余年前的石渠阁、天禄阁等在唐代重现，而唐之后一千余年的今天，我们只能在汉未央宫遗址上寻找到石渠阁和天禄阁的些许痕迹。

西安市区西北7.5公里处是汉长安城遗址所在，在未央宫前殿遗址北面约800米处，仍然可以找到石渠阁和天禄阁的遗迹。两阁成一条直线，东西相对而立，间距约300米，东为天禄阁（在今未央区天禄阁小学内），西为石渠阁（周河湾村东一座土丘）。

图2和图3是笔者分别在石渠阁和天禄阁遗址现场拍摄的照片，图2中的石渠阁遗址仅余夯土台基，其上杂草丛生，周围便是农田，文保部门设立的铁丝护栏早已破败腐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形同虚设，其现状令人堪忧。

图2 石渠阁遗址

图3 天禄阁遗址

天禄阁遗址位于天禄阁小学后院，图3中插着红旗的小屋就位于天禄阁的夯土台基遗址之上，其下方是天禄阁小学的操场和主席台。

石渠阁和天禄阁作为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遥想二阁初建之时，多少名家大师汇聚于此，或建言立说，或研讨六艺，或校勘古籍，谁曾想在两千多年以后，我们却面对着这样两座斑驳破落的夯土台，感叹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各种风雨冲刷、战火破坏和人为损毁。以上所言，唯有希冀激发一丝涟漪，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对石渠阁和天禄阁遗址采取更加全面完善的保护措施，以让我们的后人还有机会见证这些历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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