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眭达明

1867年六月，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话时预言：不出50年，清朝必亡。44年后，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来的混乱局面，也为赵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赵烈文大概是第一个准确地做出这种预见的人。

“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曾国藩到赵烈文处聊天，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京城）气象甚恶（形势不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指中央政府先垮台），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赵烈文自称）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指各省）无主，人自为政（地方割据），殆不出五十年矣。”

听了赵烈文这番石破天惊的谈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顶多发生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指亡国），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后还能苟延残喘百余年，恐将彻底灭亡。

赵烈文虽然回答得十分坚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说法：“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纯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受报答）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预感到了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他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认，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点死掉），忧见宗祏（指朝廷）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开玩笑）。”

赵烈文安慰曾国藩说：“如师身份，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音夹）然（无动于衷）乎？”

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

此次谈话对曾国藩的触动虽然非同小可，但此后几天里，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脑海里。他有时同意赵烈文的看法，有时又产生怀疑，觉得大清王朝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从曾国藩自身的利害来考虑，还是从他所肩负的责任来观察，他都不希望或说不愿意看到由他亲手拯救出来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

不过他又是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和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作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他不能不对清王朝的结局提前做一番考虑。

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如果能让他改变看法当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预想的结果，这样他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赵烈文的核心论据是“大势”，或者说是“气数”。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不会再有什么希望。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

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或说曾国藩对赵烈文所预言的结局不再心存任何侥幸，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北上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还数次参加国宴。在乾清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

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时他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奉调到直隶做官、头一天才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

曾国藩又对当朝核心人物一一进行点评：“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又说到外交：“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参加讨论与外国签订和约的会议），醇邸（醇亲王奕譞）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机遇或特殊情况）难知，能无隐忧！”

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皆非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无法指望，所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无法救药。

颓废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赵烈文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而曾国藩和赵烈文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摘自《南方周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