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话题，一个非常紧迫的原因是问题倒逼，当前基层建设中碰到许多问题，需要在当下切切实实解决。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的新时代，在全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来理解，需要面对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主动作为，为科学决策、为综合治理、为转型发展打好基础；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更为积极稳妥的实践探索，更加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为破解快速变化中的社会治理难题，切实加强基层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治理支撑和经验借鉴。来自北京、宁波、上海的专家们围绕上海1号课题所关心的问题提供了真知灼见，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学习，需要进一步拓展工作视野，需要进一步思考将有关成果总结上升为政策、制度和机制。

北京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北京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由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实施，北京市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基于适应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基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三是基于适应目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的需要。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城市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管理方面出现了突发性、风险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特征，在人民群众服务需求、利益诉求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社会新期待方面，呈现出了多样化、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趋势，对政府的服务管理手段、效果、质量、水平都提出了新要求。

2004年，北京在东城区率先推进网格化城市管理，到2014年推进城市管理网格，社会服务管理网格、社会治安网格三网融合，逐步拓展延伸和深化提升。10年来经历一个创新试点、全面推广、拓展延伸、融合提升等四个发展阶段，不断实现新跨越。

北京市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全市划分了服务管理网格108000个，目前全市已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无缝隙管理网格。加强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工作者、各类协管员、街镇干部、居民小组长、楼组长等进行了全面整合，按照专职力量一格一员、专业力量一员多格、兼职力量一格多员的原则配备网格员，到目前为止配备网格员12.9万，保证身边一旦出现大事小情，随时随地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整合公安、消防、交通、城管、执法、环保、民政等部门和社区单位的视频系统，并开发了移动视频系统和手持移动终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本区域网格化服务管理全方位、全时空、全覆盖。

此外，还开设呼叫热线，实现全天候服务管理。明确牵头单位是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同首都共治办等部门负责全市网格化服务工作。

优化工作流程，完善信息系统，理顺条块关系，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绩效考核。北京市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工作10年来，延伸了服务触角，有效提升了精准化的服务水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满足了居民服务需求，夯实了社会和谐的稳定基础。开始建立大数据服务体系，有效促进了信息资源整合，积极推进资源共享、信息共享、逐步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信息化与宁波社会治理创新

宁波社会治理创新总的来说是按照中央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推进，在治理创新试点方面有100多个点同时推进，在推进过程中经济和社会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宁波怎么创新的？注重整体性，宁波服务热线“81890”理念非常明确，便民、利民、有求必应，老百姓100%满意。老百姓最看重的是公共服务信息，于是宁波政府买单、免费服务，全天候、全覆盖，城里的、农村的、当地的、外来的，到了宁波都感到不陌生。服务的关键在于人，重点在服务的精细化程度，落实到位，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满意。

宁波怎么协同？宁波的经验主要是民生优先、服务优先、基层优先。宁波从2008年开始，政府和基层同步推进，线上和线下同步推进，服务、平安、信用同步推进。平安社会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信用体制，宁波三年前从工商局的企业信用开始，现在全方位推进信用建设。管的目的是不管，是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靠信用。

宁波如何依靠信息化？宁波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依靠信息化搞社会治理创新。信息化时代宁波出现了“网上枫桥经验”，内涵是社情民意在网上了解，矛盾问题在网上解决，正面力量在网上凝聚，网上网下无缝对接。社区网络由“三个一”组成：一支队伍、一个平台，一套规范。其中一支队伍有网络警察、新闻发言人、社区网络发言人、信息员、志愿者，依靠社会力量做，政府搭台多方参与。比如一个加工区就有500人的志愿者队伍，靠协会11个分会实现全部覆盖。

宁波怎么引领网络舆情？宁波正在把网络舆情的引领做到实处，大量白领、工作人员参与网络民生服务或网络咨询服务。整个工程是公开、透明的，透明政府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得到体现。这个平台的创新微观机制实现了观念和行动的转变，过去是单兵作战，现在是联合联动；过去稳定优先，现在是服务优先。宁波特色是服务优先、基层优先、社会优先，这三项工作做好了，稳定就有了保障。不是出了问题才保障，那是马后炮，所以大家感到在宁波生活比较轻松。

沪粤两地社会治理创新比较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这个命题两段互为条件和互为目的，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改革是根本，离开了改革和社会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就变成空话。加强基层建设，基层不仅包括基层政府，也包括社区居委会以及在社区或社会其他层面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基层建设可培植执政党的社会基础。1995年中国开始社区建设，把社区作为平台，努力方向是对的，但在发展过程中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居民社区认同感至今难以提升，党在社区的影响力还不够强，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原子化、碎片化、个体化，这对党的群众工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性课题。

加强基层建设必然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建设。我着重围绕社会组织的角度，将深圳和上海作个简单比较。

上海社会组织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在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2006年后，上海社会组织发育发展进程明显停滞不前，这与各地街道社区建设陷入困境密切相关。而广东在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以深圳为龙头，东莞、广州、中山、佛山都起来了。为什么不同？一是经济模式不同。上海以国企为主，广东尤其深圳以民企作为经济主体，民营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二是人口结构不同。广东一些城市移民特征非常明显，外来人口远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迫使党委政府想方设法调动资源，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比如深圳在1990年代就兴起义工服务，完全去行政化，1996年义工挂靠在团市委下面，具体组织运作都是志愿者做，而上海是官办的，之后又搞了志愿者协会，走样了。三是动员发展模式有区别。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深圳在2007年后以制度形式出台了“1+7”文件，上海在2009年、2010年也推出这个文件，但不是制度化强势推进，而是各区试点，推进程度看领导的积极性。与此相关的是公共财政支持，在深圳以及广东其他城市，市层面基本上是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购买各种社会服务，各种公募基金会也委托搞服务项目，各区街镇把购买服务的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上海显然还没做到，购买服务都是“小猫”体制，量很少，队伍小，规模小。这是事实，我们要谦虚面对，上海作为特大型国际城市，在社会建设层面理应走在全国前列，上海也有能力这样做。

在动员发展模式上，深圳政府购买服务有两种形式，岗位购买和项目购买。街道、区需要哪些社工解决问题，作为菜单报到市里统一解决，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后，派社工到街道或居委会工作，问题解决了就撤走，而不是购买以后一直待在这里。还有一点，深圳以及广东政府严格推行第三方评估制度，政府花了钱，独立于政府和服务机构、没有利益挂钩的第三方客观评估非常重要。

上海自己的优势也很明显，上海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特别多，广东的发展都是借用了上海、北京的各种资源。上海如果能够积极动员学术力量、社会力量，相信上海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将会加速。

（本文由本刊记者苏惠芳编辑整理）

宏观

编者按：

品牌强市，已成为宝鸡转型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宝鸡在不断深化品牌战略工作，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把品牌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综合实力，这不仅成为了宝鸡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宝鸡提升软实力的战略之举，在推动宝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刊作为宝鸡品牌强市的战略合作单位，在推动宝鸡品牌强市战略中倾注心血和力量。为此，在2014年11月7日宝鸡大讲堂活动中，我刊特邀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艾丰先生莅临宝鸡，结合宝鸡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作了一场题为《品牌战略与转型发展》的报告，旨在为宝鸡实现转型发展的品牌支撑给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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