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圈子腐败”安全感

文/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

破除“圈子腐败”安全感

文/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

窝案、串案往往具有群体性，究责起来阻力多、难度大，这是现实。但若以“法不责众”作为妥协，则不但腐败无以遏制，法律权威也将受损。司法公信不彰，将带来更严重的腐败圈子化。

人是群居的动物。自有人类社会至今，这一特征从未改变。作为社会现象的人际“圈子”并没有错。但“圈子”一进入隐蔽的腐败平台，其惊人的破坏力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说，要遏制这种腐败窝案、串案，还得从“腐败圈子”的滋生土壤及其内部结构入手。

从宪法和法律上看，中国的权力结构是“民主集中制”。无论是在宪法上，还是在党的最高文件中，人民的主体地位都是确定无疑的。但在宪法之外，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又自有一套从上而下的控制网络。在这个权力网络中，下级官员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来挑选的。这种纵向的服从当然也包含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现实中往往由于上与下毕竟相隔遥远、山高水长，容易落入“上级监督太远”的窘境。上级没有办法事无巨细地去指导下级主要官员，只能在施政大方向上加以控制，具体实施的权力，就交给下级官员便宜行事。

而一旦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成为某地或某部门的“一把手”，由于地方或部门权力相对独立和封闭，主政者的“自我决策”空间有了，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若到了涉嫌犯罪，不得不借助于司法来监督时，往往又“太晚”。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带来了权力的碎片化。将这些碎片化的权力拼接起来的纽带，就是对人事权的控制。而如果一个官员控制了人事权，自然而然就会吸引下级官员的主要依附。这时，可促成“圈子”的各种关系就会喷涌而出。

民间也有很多段子来形容这种圈子化，比如“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若是官员不能融入某个圈子，那就意味着他将受到圈内人的排斥。甚至有人形容，在一个单位里其实是没有“二把手”的，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不是在文件上排名第二的那位“二把手”，而是在副职领导中与“一把手”关系最好的那位。不难看出，这种“圈子文化”对党风政风以及对民主、法治、廉政等均伤害至深。

当然，执政者对官场“圈子”的危害早有认知，也年复一年地颁布着禁令直指这一官场之弊。但问题是，禁令下发之后，又是谁来执行这些禁令呢？如果把遏制官场“圈子”的希望寄托于“圈中人”，无疑是徒劳的。

从法治的视角看官场“圈子”的遏制，最紧要的还是要回到宪法文本，回到权力的起点。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尤其对于地方而言，地方人大的作用绝不能停留在“橡皮图章”上。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众行使地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对于地方主要领导的任命，地方人大承载的是代表多数民意进行选择并任免的神圣权力。而一些“空降”干部，当地民众包括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均对其一无所知，却往往能得到人大的任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也是民主被异化为装饰品的现实佐证。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为本地选择最合适的人民公仆，这就是人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

民主是遏制官场“圈子”的前提，但要真正遏制官场“圈子”，还需要法治的保障。衡阳贿选案，看似“民主”，这种异化的“民主”却成了官场“圈子”的又一次路演和重组。此案牵连之广，涉及人员之多，举世皆惊。此案曝光后，网民惊讶的不是居然有这么多人大代表收受钱物，而是居然有九人没收受钱物。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圈子”的生成机制。身边的官员都纷纷以受贿等形式作为“投名状”来加入“圈子”，坚持站在圈外的，反会被认为是另类，是不合群的“怪人”。而一旦案发追究起来，一些“圈中人”又会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以为“若都处理，政府（或案发单位）就没法正常运转了”。

当“法不责众”成为一种公开的威胁时，尤其要求我们的司法机关能经得住考验，还得排除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与压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是反腐的既定方针。窝案、串案往往具有群体性，究责起来阻力多、难度大，这是现实。但若以“法不责众”作为妥协，则不但腐败无以遏制，法律权威也将受损。司法公信不彰，将带来更严重的腐败圈子化。解决之道只有迎难而上，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不管牵涉到谁，不管涉及多少人，都依纪依法追究责任，而不是只查处几个“替罪羊”“浮头鱼”了事。

当然，“法要责众”并不意味着反“圈子腐败”就要漫天撒网。“圈子腐败”的核心纽带还是权力。从位居圈子核心的权力往外扩散，是分层式的奴化与效忠。有的圈子还会在圈内的分层建立起风险隔离带，以保护最核心的圈层。在反腐败和反侦查的对抗日趋激烈的当下，根据个案的特征选择不同的突破点，是必要的。对有的“圈子腐败”可采取剥笋战略，从外层突破，层层剥开，最后孤立圈子核心；对有的“圈子腐败”则应从核心突破，一击中的，让其权力荫蔽的“小弟”猝不及防，一网打尽。

应对和查处越来越复杂的“圈子腐败”，也让反腐部门的独立性和监督机制更加凸显出来。毋庸置疑，反腐部门同样是“腐败圈子”重点拉拢的对象。“打铁还需自身硬”。反腐部门也长期备受“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拷问。基于此，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今年，中纪委还新设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用纪委内部的“纪委”来对准自己。而在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多年，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从当初设在检察机关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可以看出，这仍是一个内部监督机制。到后来易名为“人民监督员联络办公室”，一些地方还试点了将人民监督员的任免权交还给地方人大。这无一不在增强人民监督员的外部性和独立性。

官员有“圈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圈子腐败”却得不到有效查处。向党政公权力关闭干涉查处腐败的大门，向民众开放监督的窗口并吸纳民众参与反腐，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廉政生态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圈子腐败”。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