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小红花？

张霞

6岁前的记忆，统统凝滞在鲁中山村里的坟茔上。

6岁时，曾祖父过世。我头上缠着白布，跪在泥泞的路上，和小伙伴从人腿里嬉笑打闹，透过人头好笑的看着威严的父亲哭泣到鼻涕直流；向来沉默的祖父要人搀扶才能前行，歌谣一般哭颂着：我的亲爹。

丧礼结束在傍晚，我和小伙伴散在人群中间看三轮车运来美丽的白色纸马、精致的纸房子、花红绿绿的花圈。纸马被点燃，所有人集体跪倒嚎啕大哭。被这种悲怆的声音震撼，我忍不住也要掉出眼泪。戏剧性的一幕却突然出现。

随着纸马焚成灰，刚刚泣不成声的亲人瞬间蜂拥到灰烬里，抢夺白马嘴里烧给曾祖父的馒头片、饼干。父亲挤在最前面，遥遥地向我招手，大声唤我名字：“快过来吃馒头片，焦香，给你抢的。”

烧过的点心，脆香。但那一天，说不出原因，我很烦他——我的父亲。

之后的生活在继续，村后的坟地始终是我们的游乐场。大片的杨树林近百亩，一个个坟茔数百年理所当然躺在树荫里纳凉。那时恰逢土地承包，开山拓荒，人人都想多占有，坟经常被平，树时常被砍。人的腿骨时常被我们捡来当做战刀对打，成串的开元通宝、康熙通宝被小女孩捡来钉毽子。

我的童年像个童话一样理所当然。河边的草里当然有鸭蛋，山上的水果当然可以随便吃，有人让我不高兴就要反击回去。但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不能像小男孩一样爬树掏鸟窝，弹珠永远弹不赢别人，趁无人跳到河里练游泳却差点被淹死。

童年经验里的失败，一天犹如一年那么长远。孤独的我整日蹲在天井里逗弄着蚂蚁，电视里伴奏着《小兵张嘎》，成年世界传递给我的全部是巨大的恐惧：杀人如麻、弱肉强食。 一边拿着狗尾巴草和蚂蚁嬉戏，我一边奢望自己变成小蚂蚁——那样日本人到来之前，可以躲进洞里。

进学校的第一天，父亲告诉我，谁欺负你你就打谁。有了这句话世界都属于我。同班小男孩站在桌子上，上蹿下跳，捡起凳子我便把不满砸到他背上。幼儿园一年，小红花从未属于我。

但我觉得还是赢了。因为他怕我，再也不会跟我捣乱。

一年级第一课，和小伙伴在桌洞背后翻花绳，老师勒令我站起来回答刚刚的问题，四顾茫然、哑口无言。老师说：“你叫小哑巴吗？”全班哄堂大笑。我哭着跑出教室回家，找到正在打煤球的父亲，告诉他：“我不上学了，老师骂我是小哑巴。”父亲笑着说，你拿这个煤球钳去打他。

第二天，我果然打了老师。用的正是煤球钳。父亲第一次打了我，我疯狂的还手，恨他骗了我。最后他要挟我必须上学，否则就不能回家，这个家再也不要你了。我又得到了一个绰号“小疯子”。

从那天以后，我成了好学生。次次都得小红花。常常会满分。我是第一名。老师也早就不记仇。父亲还是会给我捡烧给死人的馒头，只是我再也不吃了。

漫长的童年成了我最厌恶的时光，金庸小说、希腊神话、上下五千年，甚至在表哥、表姐家翻到成人杂志，或者字也认不齐的郁达夫文集、贾平凹小说陪我度过了小学六个年级。

我暗暗观察着这个世界：开元通宝都被家长强行收走，毽子被拆散，铜币原来可以换钱；爬树、掏鸟窝的英雄男孩们成了彻底的失败者，离开学校，不知去处，要么集结斗殴进了监狱，要么不断的把坟地平为土地种植粮食和果树。

而我，面无表情的贴着一朵一朵的小红花。

初中一年级，父亲雄心勃勃的要超生一个弟弟，被戴上手铐带走。临走前拼命又打又骂，像曾经我跟他干架的样子。

几天后，浑身消瘦的父亲被放了回来，拉着母亲去了医院，母亲则又重复我的样子打了他。那一刻，我原谅了他曾经骗过我。

父亲、母亲去医院的路上，我第二次拿起了煤球钳子，换了一个煤球。给他煎了一锅焦糊的馒头。

童年就是成长的第一个祭品。曾经以为我是以最平庸的方式长大成人，极度的恨童年，恨童年经验和成人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恐慌。20年之后，却发觉我必须重新审视我的童年，它带我来到了所有的今天，所有人的今天：

90年代的初期，我的童年还是鲜花盛开的年代，青草、花朵依旧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这代人享有了最后的青山绿水；90年代的初期，纸做的小红花开满白墙，三道杠盛开在臂膀上——我们所有的善意和恶意都从这个时代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带着60后、70后、90后前所未有的善恶不明和分裂暧昧进入了城市。

（作者系齐鲁周刊首席编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