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伊
“无讼”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冲突与摩擦通过各自的忍让协商解决,而不是通过官府,动用法律,在公堂上强制解决,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即所谓“刑措”。[1]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无讼”的原因由传统农耕文明下“厌讼”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受先民“耻讼”的文化氛围以及官府“息讼”的驭民策略所影响。但究其根本,是建立在民本主义之上的,以和谐大同为最高境界,以“尚中庸”而“求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确立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一、“无讼”观念的思想源流
“无讼”观点的形成从源头上讲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者,即中正、中和。“庸”者,《说文》训为“用”;《尔雅释诂》训为“常”。而“中庸”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中庸注》)。体现在社会秩序观上,即为“贵和”而“息争”。孔子有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在这里,“听讼”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无讼”的手段。其弟子有子亦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体现了作为治国之圭臬的“礼”亦以“和”为价值规范。无讼之观念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对社会和谐无争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反映在具体制度上,即为“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福惠全书》卷11)的息讼之术。
二、中国古代息讼之术——调处
中国古代息讼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积极的“调解”。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息”,古文献中的“劝释”、“私休”、“休和”、“调停”、“排难解纷”等都是调解这种纠纷机制的不同提法,指在居中人斡旋下,双方均作一些让步,达成和解协议,不再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