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最年轻的编辑。10年“文革”在我的同代人中遗留下了一大批老姑娘,每几个家庭中便有一个。同事中热心的师长们和阿姨们,都觉得把我“推荐”给某一位老姑娘就是一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四年中,我难却大家的好意,见过两三个姑娘,没“进行”恋也没“进行”爱。
那时我正写一部儿童电影剧本,文学部党支部副书记又为我“推荐”一位。我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待我写完了剧本再考虑。
一个月后,我把这件事都淡忘了,可是“党”没有忘记,依然关心着我呢。
某天“党”郑重地对我说:“晓声啊,你剧本写完了,也决定发表了,那件事儿,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吧?”
于是我的单身汉宿舍里,隔三差五的便有一个剪短发的、大眼睛的大女孩儿“轰轰烈烈”而至,“轰轰烈烈”而辞。我的意思是———当年她生气勃勃,走起路来快得我跟不上。我的单身宿舍在筒子楼,家家户户在走廊里做饭,她来来往往于晚上———下班回家绕个弯儿路过。一听那上楼的很响的脚步声,我在宿舍里就知道是她来了。没多久,左邻右舍也熟悉了她的脚步声,往往就向我通报———哎,你的那位来啦!
我想,“你的那位”不就是人们所谓之“对象”的另一种说法吗?我还不打算承认这个事实呢!
而她自己却俨然以我的“对象”自居了。邻居跟她聊天儿,说以后木材要涨价了,家具该贵了。她听了真往心里去,当着邻居的面儿对我说———那咱们凑钱先买一个大衣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