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树上的男孩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从2013年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叶开，男，1969年生，本名廖增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现为《收获》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因编发莫言长篇小说《蛙》而获“茅盾文学奖责任编辑奖”。发表过数十篇评论文章及《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三人行》、《爱美人》等长篇小说，并出版了小说集《秘密的蝴蝶》。2011年7月出版《对抗语文》，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深入的反思，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关注。

我老家坡脊是个比芝麻还小的圩镇，在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雷州半岛上。我在网络地图上放大再放大，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家乡似乎被一阵热带季风刮跑了。

长到8岁要上学了，我仍然常常倒挂在树上。我拉着父亲的手，走在通向龙平小学的黄泥路上，可内心仍然牵挂着我们家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如果不是被迫要直立行走，要进入人类社会，我宁可一直待在树上。

现在30年过去了，我身体里仍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树上荡秋千。

我上小学时的主要活动是种甘蔗，课余则捉鱼摸虾。我几乎没有做作业的“不良记忆”。有一年，学校发了两本印刷精良的暑假作业本，我爱不释手，生怕自己写的字玷污了那些洁白的纸张，于是决定不做作业了。

吃完晚饭，我们还要回学校晚自修。小孩子每人拎着一盏煤油灯，三三两两地走在路上，身体融进夜色，在蚊虫的簇拥下，愉快地返校。在教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盏煤油灯，微光照亮了他们的脸。一些同学看课本、抄生字，我则在煤油灯上炒豆子。玻璃灯罩上搁一个锡纸叠成的“小锅”，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黄豆，挑出几粒，放进去，煤油灯火焰摇曳，香气慢慢地飘散，充满了整个教室。

我们学校坐落在一片山洼间，山坡上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山脚下是波光粼粼的大水塘。这种环境里，小动物特别多，小虫子的种类也很丰富。到夏天，我们就捉蝉蛹和蚂蚱，捡来枯枝败叶，生一堆火烤着吃。

晚自修8点钟结束，天色已很晚了，夜也很深了。两百多个小伙伴从不同的教室出来，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走，走到了岔路口，各个方向都有，不断地四下散开。每人提着一盏小油灯，孩子们说话的声音和灯光交织在一起，丰富了我们寂寞的夜晚。

我的家乡差不多是热带气候，天气变化多端，隔三差五地刮风、闪电、打雷、下雨、发洪水，生活贫穷而快乐。在这简单的快乐中，很少有人想到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小学毕业，我的语文和数学加起来一共99分。大姐走了后门，把我弄进河唇初级中学，这才有继续读书的机会。

河唇是个小镇，那时叫河唇公社。河唇是柳州铁路局辖下的火车大站，火车从河唇枢纽分成两个方向前往茂名和湛江。河唇车辆段段长的级别等同于县长。河唇镇另一个大单位是雷州水库运河管理局，局长的级别也等同于县长。水库管理局管理着规模位居全国前十的鹤地水库。鹤地水库水质很好，可以直接饮用。我家紧靠着鹤地水库，我从小就在水库里玩水，很多水湾都清澈见底，水草游鱼，历历可见。

在郭沫若题写名字的青年亭上极目远眺，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湖中有数个荒岛，令人遐想。

上初中后我住集体宿舍，全校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宿舍无床，只是绕着四面墙搭了一圈双层木架子，每人各铺一块竹篱，就是自己的床，大家躺得密密匝匝，情形跟养鸡场似的。到周末，骑车十几里地回坡脊，有一段路是鹤地水库的大坝。大坝黄泥路面，如果刚下过雨，又被手扶拖拉机碾过，就成黄泥沼泽了。黄泥浆黏性大，骑车冲上去会被急刹，有些人会从自行车前飞出去，落在黄泥浆里。我们会扛着车翻过堤坝围栏，冲进水库里洗澡。乡下孩子没那么多讲究，直接脱光，将衣服在水里泡掉黄泥浆后，摊在草上、石头上晾晒，我们则继续在水里泡澡，悠闲、去暑，不知日之将暮。

河唇初级中学按优、良、中、差分为四等，优等生在一班，劣等生在四班。我和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被分在四班，等着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师有杀过猪的、有开过拖拉机的、有打过预防针的、有做过冰棍的，身份都十分可疑。

我们班两年内换了四位班主任。初二结束时，来了吴卓寿老师。

一天下午，吴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夕阳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犀利地架在教室上空，仿佛达摩克利斯之剑。我立即主动地回忆：没用铅笔夹女生的头发，没在门上放扫把，没叠过纸飞机，没伸腿绊女生的脚，没在严丽丽衬衫背后贴纸条……

吴老师脸色温和，不像要大开杀戒。他问：“廉江去过吗？”

我点点头。廉江我去过很多次，很喜欢那里的一家私人书屋。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县城就是大城市了。

“湛江去过吗？”吴老师又问。

我点点头。湛江是海港，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那里的动物园看过猴子和哈哈镜。

“湛江可是个好地方啊，”吴老师说，“我做梦都想去湛江工作。”

没想到吴老师还做梦，爱做梦的人总有些与众不同。

“那我问你，广州去过吗？”吴老师的声音从天外传来。没等我回答，吴老师就从我苦闷的小黑脸上知道了答案，“别说是你，我都没去过……”吴老师坐在我面前的桌上，朝教室门外挥挥手，赶走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家伙，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广州就是天堂。那里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天天都吃山珍海味，妹子个个像花一样漂亮。你开动脑浆想想……”

我脑浆完全不够用。但我脑浆上有根小灯芯，被吴老师舌头上的火焰点燃了。他稍微挑一下灯芯，火就会旺起来，“……我来跟你说读书多么重要！如果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去广州了。你可以留在广州工作，还可以娶大城市的妹子做老婆。今后，你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那时才14岁，吴老师就对我进行了成功学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果的，我在他的“煽动”下开始努力学习，以六科360分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河唇中学。

河唇中学在河唇火车站另一头的山坡上，校舍虽然无序，设施倒是齐全。十几排瓦房坐落在不同方位，横七竖八地散着，各种树木长到高空中，或俊俏，或婆娑，显示着土地的肥沃。各种鸟类出没，掩映在树梢上的鸟巢，高得让人丧气。

老师们也住在学校里，一边给我们上课，一边养鸡养鸭。

河唇中学以往通常只有理科班，偶尔会开一次文科班。高一结束时，我要求成立文科班，于是学校就有了文科班，混高中文凭的全公社的小坏蛋们都跟过来了。文科班要上历史和地理，却没有老师。政治老师边自学边教我们地理，历史老师老得背都驼了。有时候他没来，我就给班上同学讲历史。

对于历史，我知之甚少，只是把历史书看完了，又曾听我父亲讲过一些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军的故事，胡乱掺和着跟同学们瞎咧咧，大家也很高兴。我的同桌王戈一高兴，他的历史书上某一页就变成纸飞机朝我超低空飞过来。班上同学的手工都做得很好，他们的历史书、地理书、政治书等，不到半个学期就会变成各种纸飞机，在教室上空翱翔，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年我高二毕业，全班参加湛江地区预考，只有我一个人上线，拥有参加高考的资格。同学们也不嫉妒，甚至对我有些怜悯——预考结束他们就自由了，这一生中再也不用参加考试，就等着发毕业证书回家了。而我还要继续参加讨厌的高考。因此，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欢送我搬出集体宿舍。学校专门为我腾出招待所的一个房间，恨不得把我这株文科独苗种在花盆里。我可能是全校有史以来第一个过预选线的文科生，享受了特殊待遇，搬进了招待所，有不做早操的特权。

1986年，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6门课共考了384分，英语32分，数学23分。这个成绩如果放在上海，可以上大专，而在我们湛江只能上个“梦中学堂”。高考因为地区差异而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边远地区的考生即使付出双倍的努力，仍然得不到公平的升学机会。

参加高考失败后，父亲让我进县一中文科补习班复读，他说：“你随便读，考不上就回家卖凉茶。”

那时我哥哥已在县一中文科补习班混了3年，我进补习班时，他到了第4个年头。同班同学如果应届考进大学，已经要毕业了。有地头蛇哥哥罩着，把我引荐给各路豪杰，我才不会被欺负。那时全班118人，我的成绩排在100名外，这才知道补习班也是一个丛林，高手如云，卧虎藏龙啊。有位补习班前辈已经待了8个年头了，他脸上有一种古老的表情。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一声不吭，只是额头上皱起几团凌乱的皱纹。

为了实现混进大城市的梦想，我扎扎实实地拼了10个月，没日没夜地做英语、数学习题，语文、历史、地理等完全放弃，只能旁听补习前辈们讨论，然后记在心里。凭着我的阅读积累，高考语文是全班最高的97分，历史、地理、英文都是90分，当时也是全县最高分。只有数学88分、政治76分拖了点后腿。后来上了大学，我发现同班同学的数学成绩没有低于100分的，一位湖南籍同学甚至考了117分，比我高了29分。文科考试，却以数学成绩决胜负，可谓荒唐透顶。

如果没考上大学呢，我就在老家卖凉茶了。我很有商业天赋，凉茶卖得比谁都好。后来，在各个大学里演讲时，我常吹嘘说，不上大学，说不定我现在就是凉茶大王，就没有王老吉什么事了。大家一阵掌声伴随一阵笑声。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