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训练系统性

摘要：在巴塞罗那第十五届游泳世锦赛赛前，媒体曾多次报道，孙杨自己也说，训练不系统，却获得了三项冠军。同时，有些被认为训练系统性良好的运动员，却没有表现出好成绩。这是什么问题？值得研究。说明：在“训练系统性良好”的认识中，包含了某些“累赘”；而孙杨的“训练不系统”，恰恰是趋近了“训练系统性”。“训练系统性”应该是追寻“熵减少”，避免“熵增加”。

关键词：训练系统性；整体设置；机运观察

中图分类号：G8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2-0001-05

Abstract：Before the Fifteenth World Swimming Championships in Barcelona， the media have repeatedly reported， and Sun Yang also said that his training was not systematic， but he won three champions in that Game； while some other athletes with good systematic training did not performed well. This is a problem worth studying.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good systematic training” may include some “encumbrance”； and Sun Yangs “nonsystematic training” was precisely approached the “systematic training”.“Systematic training” should be pursuing “entropy decrease”， avoiding “entropy increases”.

Key words： systematic training； overall settings； opportunity observation

2013年7、8月间，孙杨在巴塞罗那第十五届游泳世锦赛上，夺得男子自由泳400米、800米、1500米三项冠军，9月初在沈阳十二届全运会上，夺得5个项目的冠军，成为唯一的五冠王。

然而在巴塞罗那赛前，媒体曾多次报道，孙杨自己也说，训练不系统，比赛无把握。同时，有些被认为训练系统性良好的运动员，却没有表现出好成绩。这是什么问题值得研究。有可能“训练系统性良好”的认识中，包括了某些“累赘”；而孙杨的“训练不系统”，恰恰是趋近了“训练系统性”。“训练系统性”应该是追寻“熵减少”，避免“熵增加”。

1“训练系统性”认识中可能包含的“累赘”

1.1打好“全面身体素质”基础

20世纪40年代，苏联生发出一整套体育运动训练的“元理论”。在根本上，认为运动能力由“体能”和“技术”两个“元因素”构成。体能是动力学元因素，技术是运动学元因素，两者相较，体能更为根本。体能包括速度素质、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灵敏素质等等“全面身体素质”体系。

“全面身体素质”体系发育良好，这是“训练系统性”的基础。这个观念被全世界普遍接受，普遍流行，似乎很有效。然而在实践检验中，逐渐发现问题。例如：在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布鲁梅尔在男子跳高项目上创造世界纪录，布鲁梅尔的“全面身体素质”表现非常出色。其后，中国的倪志钦跳高超越布鲁梅尔，而倪志钦的“全面身体素质”指标，却全部都落后于布鲁梅尔。这样的事例，越积越多。“全面身体素质”体系作为“训练系统性”的标志，濒临瓦解，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笔者经过研究，在50年代末得出结论：速度素质、力量素质等等“全面身体素质”体系，实属主观臆测，在生命躯体的客观实际中是不存在的①。人体不是机器：机器是单纯的机械固态装置，人体是复杂适应系统。作为机器，其动力与技术是分离的，如汽车以汽油为动力，以内燃机为主要技术。而人体运动，动力与技术是“一体”的：“生命有序状态”。首先是其大脑皮层神经回路结构，既决定人体运动的动力，同时又决定人体运动的技术。启动训练，必然同时启动体能和技术这——“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所以，对于人体的运动能力来说，“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指称，是一回事。它们统一存在于具体的运动项目中。对于迎赛训练来说，在运动提高过程中，需要促进“熵减少”，避免“熵增加”。对于专项来说，“全面身体素质”就是“杂项”；它对专项的“训练系统性”，恰恰形成“干扰”，而非“基础”；形成“熵增加”，而非“熵减少”。

1.2“体能储备”充分

认为“体能储备”充分，是“训练系统性”的基础。例如：“冬训中若干千公里耐力素质储备”，这样的说法，好像很动人，其实这样的说法，同样是误解。

“体能储备”意味着，机体内可以有种种“功能储备物质”的“独立存在”。对“有机体”而言，这是虚假的、臆设的。如前所述，“耐力素质”等等“功能体”，原本就不存在，何谈储备？（它同有机体内部“代谢过程”中的弹性储备机制，如肌糖元、肝糖元等等，是性质不同的，不可混淆。即使是代谢过程中的这些储备机制，也不过是一天或更略多些的“极有限的量”，绝无供全年之需的巨量储备的可能性。）长跑对于“有机体”，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但这种“影响”是“过程性”的，并不能形成“储备”（犹如四季凉热不能形成“储备”一样）。长跑一开始的“数十公里”训练，对机体就已经产生了“影响”；其后续的“若干千公里”的训练，主要是重复，并没有多少“增、减”这种“影响”的成分，何谈“储备”？而且在冬训过后，接下去的后续训练中，机体所接受的“影响状况”，随即随同着而产生相应转变；“冬训”中曾经有过的“长跑影响”，又如何能继续保留？[这都说明：“体能储备”观念，是“机械思维方式”（简单固态系统）的产物，它同“生命有机体”（复杂适应系统）的本质是不符合的。它是臆想。]“体能”根本不能“储备”（是不能使用“储备”这样的概念来处置的）。

中国足球队曾经有过多少次的“体能储备”训练实践（尤其是那位著名教练的那次“翻雪山、过草地”几个月之久的艰苦训练实践），结果都证明，所谓的“体能储备”，仅仅是、也只能是“一场空”。（劳而无功，白白浪费巨大的训练投入，使争取训练进步的良好时机白白错失。）

上文谈到，人体运动的动力学机制与运动学机制是统一的（同一的）。因此，人体中并无“生命有序状态”之外的动力学功能因素（像汽车中的汽油那样）的独立存在。“体能储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若跌落进入这样一种思维陷阱中，其结果便只能是落空。

1.3积累“超量恢复”

苏联体育理论认为，训练产生运动成绩进步，其根本原理，就是“超量恢复”。因此对“训练系统性”有一种理解，便是把“超量恢复”大量地积累起来。简单地认为：“练得多，就是‘训练系统性良好。”实际上，这牵涉到“训练劳动”能不能积累、储备？

我们知道，生产劳动产生产品。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生产劳动只有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才可以投入交易，才有意义。不能反映在上述“产品”上的生产劳动，“积累”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会导致亏损、破产）。

“训练劳动”同样，只有导致符合专项需要之“生命有序状态”的积极发展，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推动“生命有序状态”的发展，或者虽“发展”了、但对“专项”而言没有积极的作用和效益，那么便是没有意义的。绝不可能“练得多，就是‘训练系统性良好”。

这个问题，实质上出在“超量恢复”本身，它本身就是错误的命题②。训练作用的根本原理，不是“超量恢复”，是“整体调整”。机体内部不存在“生命有序状态”之外的“独立功能因素”，根本无从谈“超量恢复”。机体活力使人体时刻能动地保持着“生命有序状态”，对训练的反应，就是“整体调整”。整个的训练工作，应该是经由不断渐进的“整体调整”，塑造运动能力“整体设置”的良好发展。对于“整体设置”而言，只有“状态”，并无“积累”、“储备”之可言。（犹如汽车的先进性，只有“状态”，并无“积累”、“储备”等问题。）

以“整体设置”来说，要考虑到“训练手段”与“生命有序状态”之间的关系。例如，举重训练中曾经出现过所谓的“厚实训练法”。比方说，运动员有能力举200公斤，训练中就使用“180公斤”作为主要手段，反复多次地进行（积累、储备）。认为这样的方法，比较稳健。其实，这种方法导向了与比赛需要不相同的另一种“运动能力波峰型状”，导致“峰值”的自我矮化，不利于出成绩。（机体的“实体信息系统”会带领全身，对应于训练，自动地将“水平”、“频次”等等因素进行“综合设置”；在“综合设置”中，“整体”地表达其“正能量”。能“多次举”，并不等于能“一次举得多”；两者的“整体设置”是不同的。训练的意义在于“作用”，而非“积累、储备”。）

有一种“有氧训练储备”的说法，同样是模糊不清的。“有氧训练”只是观察训练的一种方法，并不能藉此便具备了特殊身份。它如符合“训练系统性”的需要，便是有益的；它如不符“训练系统性”的需要，就不但无益，而且“累赘”。这种符不符合需要，是具有“对应时机”、“适量”等等的条件限制的。它是“服务”，而不是财富，谈不上“储备”问题。（譬如“饮食”之于身体是服务，是具有“对应时机”、“适量”等等的条件限制的，谈不上积累、储备等问题。）五、六十年代曾有位大洋洲的长跑家里地亚德提出了“中等强度大运动量”学说，认为“中等强度大运动量”就是长跑能力的“家底”，跑得越多，积累、储备起来，效果越好。这个学说一开始在世界上很流行，后来在实践的比较中被淘汰了。“有氧训练储备”的说法，与这个学说很相似。

2对于“训练系统性”应该积极地理解

对“训练系统性”，可以从人体“一生”的运动能力发展和“一个节段”的运动能力发展，这两个视角来理解和研究。并且，追求“训练系统性”，应该不断地进行“机运观察”。

2.1人体一生的“训练系统性”

苏联体育训练理论曾认为：人体一生的运动能力发展有两大阶段：童少年时期，须用“全面身体素质训练”打“基础”；从青年期起，才可以搞专项。

这恰恰与客观规律不符。人体是在“体内矛盾统一”“机体与环境矛盾统一”这双重的矛盾统一运动中成长的。以基因和神经体液构成的实体信息系统，是人体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也是运动能力的核心。无论是大脑皮层内部的神经回路结构，还是基因的表观修饰、从而机体的全部资质，都是在生命史中发育发展的，都存在先天、后天双重作用过程。而儿童期，是后天作用过程中的关键期（仰承先天启迹后天之“旋转门”的关键契机所在）。

原苏式之两大阶段论，导致运动能力发展史的“失序”，是歪曲的，错置的。专项极需从儿童练起，这是“得序”之根源和关键。

可以从一些细节考察专项从儿童练起之重要性和必要性。悍匪周克华的“通缉启事”中，说到他右腿迈步“慢002秒”。“通缉启事”悍匪自己可以看到，为什么能这样写？就是不怕他自己看到。因为即使看到了，也改不掉。自幼练起的（形成的）技术（动作轨迹），是很难改的。又如美国短跑名将迈·约翰逊，左脚和右脚落地时稍有不同，一只脚有些“外八字”。“外八字”肯定“非优点”，为什么要保留呢？这肯定非属“有意保留”，而是“难于改掉”。这说明，自幼练起的（形成的）技术（动作轨迹），是很难改的。

所以，人体一生的“训练系统性”十分重要。需要“系统地”塑造“整体设置”的状态，以追寻“正能量”的极致。

我国体操、跳水、乒乓等项之所以成为世界体坛突出的优势项目，“专项从小练起”，对之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我国三大球之所以沉沦，从“成熟前训练区间”的运用来观察，也可以找到重要原因：国外三大球训练已经从儿童开始；而中国“甚至很多专业球员都是岁数很大以后才开始接触足球”③。“岁数很大”相比于“从儿童开始”，差不多短缺了“近一半”。（林书豪3岁摸球，22岁进职业队，“成熟前训练区间”约20年。江苏舜天队孙可等运动员，自12岁开始练足球，已属中国球员中的佼佼者了；对比林书豪，差不多短少了近一半。）所短缺的“近一半”，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一半”，恰恰是最关键的“一半”。约等于在学文化的征途上掐除了“小学阶段”，能够培育出科学家吗？（例如曾有位“猪孩”，十几岁被发现后组织专家进行教育，智力始终未达常人水平。她之所以“智畸”，并非由于缺乏教育，而是由于在儿童期缺乏教育。仰承先天启迹后天之“旋转门”的关键契机，被关闭了。）

2.2运动员生命运动之“一个节段”的“训练系统性”

运动员的生命运动并非是“平滑”的，而是分成“节段”的。这个“节段”，主要的就是“体力波”。

透过运动、饮食、睡眠等等“时相”，可以观察到：运动员身体内部存在“运动能力运动”与“基本生命运动”的对立统一，表现出“波浪式”形态，这就是“体力波”。（运动能力既是确切的，又并非静态、恒量；训练安排应该寻迹辨踪，由曲折致成功。）

运动成绩就是“运动能力运动”的“爆发”，是“波峰”。“波峰”由于其“创造性破坏”，使“基本生命运动”转向“亚健态”；紧随“波峰”的“波谷”，必须扭转“亚健态”，重建出“健康状态”，创建出再造新“波峰”的条件。这样，就铺展出了完整的“体力波”。[“健康状态”对应于“基本生命运动”（阴），“运动成绩”对应于“运动能力运动”（阳），两者对立统一、同位互补、阴阳平衡。两者内在地构成训练工作统一而并立的目标。（一体之正反两面：观察成绩必须同时观察健康，须正反两面都看清。）“防止伤病”是持续训练的必要条件。关键，就在于掌握好“体力波”。]

“体力波”就是运动员生命运动中的“整体性环节”，是“一整段”的完整结构。由于因项、因人、因时而不同的具体内涵，使“体力波”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具体样式。要认识其内部过程的复杂、丰富、曲折，争取整体结果的成功。掌握好“体力波”，才能够掌握好训练的“一个节段”，掌握好运动员生命运动之“一个节段”的“训练系统性”。

训练的“一个节段”，关键就在于“进步目标”。“进步目标”达到（而非“训练量”达到），这就是“成功”。“进步目标”达不到，“训练量”上去了，这不能叫“成功”。这样，才是衡量“训练系统性”的客观标准。“是否进步着？”这就是观察训练过程的标准和工具。

有许多做法不是这样。把“训练量”上去，当作“训练系统性”的实现，而不管“进步目标”是否达到。这就是说，“念经”就是成功（功德积累），而不管“佛性”有否有长进。注重“佛性”有长进，这就是“进步原则”，体现了“训练系统性”。只管“念经”多，“功到自然成”，这就是歪曲了的“训练系统性”（把“无进步”的训练，认作“积累”和“储备”，从而自我安慰，甚至洋洋自得）。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刘子歌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反映出“训练系统性”掌握得相当好。后来几年遭遇挫折，未能及时扭转；反映出“训练系统性”存在失误，未能及时觉察、认识。201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上，刘子歌重夺女子200米蝶泳金牌，说明迩来这一个时期，其对“训练系统性”的掌握，基本上恢复到了良好的状态。这个经验非常宝贵，值得深入地、具体地总结。

把一届比赛看作一个“长段落”（整体），如何处理好“基本生命运动”（阴）和“运动能力运动”（阳）的关系，这是如何趋近于掌握好“训练系统性”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把刘子歌的经验，一定程度地、相对地转移传给张琳，相信张琳同样可以重获起色。（起色，不等于非要再创世界纪录。）

由于今天对人体客观规律的认知有限，以及环境因素的多变可能，不能保证在训练过程中，不存在一点点瑕疵。相反，这点、那点不一的瑕疵，是常常可能存在的。因此，为了使训练长过程得以顺利地持续发展，主动地穿插“调整阶段”，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做，可以放松身心，解放、活跃“基本生命运动”，使艰苦训练中可能留下的某些“疙瘩”（即使未被明确地认识到），也可以得到消解。但如果是遭遇到了比较大的“疙瘩”，出现较大的倒退或僵持，则有可能需要“更充分的调整阶段”（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的调整）。要舍得足够的“后退”，然后，再尝试“从头做起”。

在很顺利的训练发展形势下，获得了成功，并没有出现不良苗头；在这个“当口”，如果条件许可（并无比赛紧逼），主动地穿插一个“短程的调整阶段”，也许是有益的。这样，可藉以避免“被迫出现长过程僵持或后退”这种遭遇。这对于一个“长段落”而言，是维护“训练系统性”的积极方法。

2.3“训练系统性”“整体设置”和“机运观察”

从上文知道：运动员的“基本生命运动”和“运动能力运动”，是对立统一，互补叠合在一起“运行”的。“训练系统性”应该就展现在这个“运行”中。“运行”应该是“系统”的（熵减少），而不应该是“拖泥带水”的（熵增加）。

从先天而来的运动员的机体，是“运行”的内因；训练和生活制度，是“运行”的外因；内外因紧密结合成完整的“整体设置”。运动成绩，就是这个“整体设置”上开出来的“花朵”。

“整体设置”应该反映客观需要，这就是“训练系统性”的需要。可是，“整体设置”事实上是由“主观”安排的，它不可能完全符合“训练系统性”的客观需要，这就是当前的训练实际。分析哪些地方符合了“训练系统性”的客观需要，哪些地方不符合“训练系统性”的客观需要，这就是“机运观察”。（发现“拖泥带水”现象而加以“剔除”，促使“系统性”进入更高的境界。）在训练工作的行进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机运观察”。

“机运观察”，需要以“是否进步着？”作为“标准”和“工具”。“机运观察”需要面对全部的“基本生命运动和运动能力运动的叠合”，而不只是“主观意识”所框定的某一或某些点。

运动员踏上了相当高的“台阶”，“机会”和“任务”就在前面不远处“召唤”着。可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就是说，反复原地踏步而没有进步）。需要意识到，这是“出了问题”了，而不应该只是重复地“进行努力”。（训练的“整体设置”，已经与“成绩水平”达成了“平衡”；重复地进行一整套完整的训练努力，只能导致“原地踏步”。）问题出在哪里呢？需要进行仔细的观察、推敲、思考、研究。就是说，解析它的各个环节、方面和“部件”，联系于“整体发展”，进行研究。（分析有没有重复、相互抵消、纠结、“扣死”、形成“累赘”的情况。）往往在某一个“不成问题”的地方，或许会挖出一个“宝贝”来。

例如：刘翔的运动量对比旁人，显得特别小，这是否就是撬动“训练系统性”的一个“机运”呢？胡鸿飞说，训练朱建华使用的是“野路子”（例如专项训练全年化），这是否就是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崔文华对比旁人，显得腰很长，这是否是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李艳凤把一堂课掷铁饼的次数，从百多次缩减到十多次，这是否就是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188米的张培萌，百米跑的步数，比176米的胡凯还要多出两步，这是否就是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孙杨的“训练不系统”，这是否也是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李娜的“单飞”，这是否就是她跃上世界级的一个撬动“训练系统性”的“机运”呢？以上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向后退”，有的时候，“退”恰恰可能就是“进”。（打破有色眼镜。）总之，不要戴着固定的“眼镜”来看，而是要“活”看，行进着看，试验着看。（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在比较中吸取教训，能动地前进。）这些事，看起来无关“训练系统性”，实际上却可能正好是“训练系统性”整体上的“关节”点。

注释：

① 茅鹏：《身体素质论应当否定》，载《新体育》1964年6月号；又载茅鹏：《运动训练新思路》，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年版，55-61.

② 茅鹏.论超量恢复[J].体育与科学，2013（4）：3-4.

③ 见《参考消息》2013年6月26日第9版，《卡马乔“东方冒险”美梦变噩梦》一文，其中所引用的埃菲社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