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探析∗
——以冀中定县为例

郑清坡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探析∗
——以冀中定县为例

郑清坡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机制处于自封闭伏态的盲目增长运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实施,切断了人口变动与家庭经济变化的因果反映链,这导致了新中国初期人口的急剧膨胀。然而,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左右,这与20世纪20—3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大体相当,甚至低于当时的水平。因此,上述解释并不能构成建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只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才凸显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现象。

人口增长;定县;自然增长率

关于新中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性福利措施及产权制度是造成这个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有学者论述到[1],中国人口增长机制处于自封闭伏态的盲目增长运行中,更主要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实施,切断了人口变动与家庭经济变化的因果反映链;在农村中,归属权缺乏透明度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掩盖了长期以来日趋尖锐的人地矛盾,生育子女甚至成了扩大家庭消费的手段。这样一种自封闭人口增长机制运行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更有学者明确指出[2],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普遍性福利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育行为不是普遍的少生,而是普遍的多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而医疗水平的提高是造成这个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技术原因。对这样的观点,学界较少提出质疑。然而,笔者通过对比1949年前后的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发现上述观点并不完全成立。新中国初期的产权制度及福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口急速增长的一方面原因,但并不能构成根本制度原因,更不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观,使人口死亡率极大降低,从而凸显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本文即以冀中定县为例对此加以论证①。

一

定县(今定州)位于冀中平原,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定县的人口数据具有非常难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且定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1931年全县人口约40万,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定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和全国同步。根据1949年后定县历年人口统计[3]3,1949年人口为590 951人,到1959年增至673 048人,1969年为753 057人。而全国总人口在1959年为67 207万人, 1969年增至80 671万人[4]。1949年后定县人口呈现快速稳步上升趋势,中间虽稍有波动,但并未影响到人口总量的增长。由于人口基数比较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任何增加都会使人口总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由于没有全县人口连续性的精确统计,1949年以前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仅有零星的数据可供参考。1928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根据515家调查得出定县人口出生率为46‰,死亡率为26‰[5]31。另有人对位于定县东南距城五十里的大王耨村进行的调查发现,该村1929年出生率为30．6‰,死亡率为13．7‰,故自然增长率为16．9‰;而据当时许多人的调查及推测,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0‰左右,死亡率大约也如此[5]34。以此为标准,作者认为该村的死亡率似嫌太少,并且与出生率相差太多。不过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因一次的调查是偶然的,人数也太少,没有代表的价值。李景汉于1933年1月给陈达的信函中提到, 1931年定县的生育率为37．1‰,死亡率为33．7‰[6]。其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生亡调查股的报告出生率为35‰,死亡率为33‰[7]280。根据定县卫生调查[8]545-546,1932—1935年登记区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31．6‰,27．2‰,22．6‰, 29．1‰,定县城的人口死亡率1933年为32．3‰, 1934年为25．8‰,1933—1935年抽样村的数值则分别为21．6‰,18．8‰,36．0‰。可惜没有相应年的出生率,无法计算出自然增长率。根据1933年1—4月份的生命统计[9],出生率城内为39．7‰,乡间为32‰,死亡率城内为27．6‰,乡间为25．6‰。从这些数据来看,515家调查及大王耨村调查所得数值与后面几组数值相差较大,且农民不高兴对死亡人数的调查,往往所说不甚清楚,容易造成遗漏,因而更难推得准确的死亡率。随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调查的逐步深入, 1931年以后的出生率与死亡率调查当更为可信。由此,可以大体得出,30年代初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至40‰之间,死亡率在20‰至35‰之间,自然增长率则在5‰左右;即使稍有浮动,也不会差异太大。

再看同期其他地区的调查情况。乔启明根据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共22县12 456个农户的调查,得出在这些区域里其人口出生率为35．7‰,死亡率为25．0‰,自然增长率为10．7‰;卜凯(J．L．Buc K)依照山西、河南、安徽及江苏等省4216户农家的调查,计算人口出生率为42．2‰,而死亡率为27．9‰,自然增长率为14．3‰[10]42。后来卜凯扩大其调查范围至22省,估计1929—1931年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38．3‰,死亡率为27．1‰,自然增长率为11．2‰[8]539,545。1934年,陈达根据若干比较可靠的报告估计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8．0‰及死亡率为33．0‰,自然增长率仅为5．0‰。[10]57后来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各种人口估计重新进行比较分析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可能在35‰～40‰之间,人口的粗死亡率可能在25‰～35‰之间,而1911—1936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27‰[11]457。各种统计数据以及估计值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则和当时的人口调查环境有关。诺斯坦及乔启明解释道:“因生育率及死亡率不完全可靠,两者偏颇之处,虽属相同,然其差数,尤不可靠。惟各调查年度,生者多于死者,固无疑也。其意非必谓人口有长期增加之势,因著者曾再四申明,本调查数字,系代表一比较安静时期之现象。此时所增人口,他年一遇饥荒、战争、瘟疫或竟无噍类矣。”[8]560不过,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在这段时期内人口呈增长的趋势。

与全国或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相比,定县的人口增长率或处于中等,也可以反观出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等情况与中国大多数地区大致类似,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维系较低的自然增长率。根据相关调查[7]280-282,在定县,平均每位母亲每3．9年生产1个小孩,在其一生中平均至少生产5个小孩,多半确实的数目也许比5还高。这样高的出生率在农民看来也是不能完全承受的,李景汉对此谈到,“他们是已经感觉子女太密的压迫,而且是深深的感觉了,尤其是贫苦的家庭……所以农村家庭感觉孩子太多的呼声是很高的,也是很普遍的。”[12]然而,由于贫困,农民可采用的节育方法却极其有限且很落后,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定县变为沦陷区,人口急剧下降。有学者估计[11]457,1936—1946年间全国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3‰,由此也可大体了解抗战期间定县的人口增长率不会高。定县完成土改后,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人口也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1949年后,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日渐完善科学,也有了连续准确的人口数据,定县也不例外。

1949—1969年定县及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见图1。总体来看,定县人口的增长率起伏较大,与全国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一致,除1949—1961年定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他年份都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图2中来看,1950年以后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及死亡率除个别年份有所波动外,总体呈下降趋势,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要大于死亡率,这也是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1 1949—1969年定县及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2 1950—1969年定县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

从定县的人口出生率来看,1950—1958年中除1955和1956两年为31．8‰与29．2‰外,其余年份都保持在33‰以上,1957年达到最高值34．7‰。而人口死亡率在1950—1957年基本在9‰左右,这与民国期间的30‰左右的人口死亡率相比已然是大幅度的下降。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也就造成20世纪50年代定县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到1958年定县人口都保持在20‰以上的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1957年的25．7‰。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人口增长陡然下降,进入人口净增最低期。1959—1961年定县人口出生率急遽下降,至1961年仅为18．9‰。人口死亡率1958年上升到10‰,1959年为12‰,1960年达到又一较高值15‰,此后三年人口死亡率虽有下降但也都在11‰左右。定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8年的23‰降至1961年的8‰。1962—1969年,定县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出现了人口补偿性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恢复性上升,到1965年达到34‰,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50年代相比有所降低。1966开始,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到1969年下降到25．7‰。人口死亡率在经历1958—1963年的小高峰后,便持续下降,1964年为9‰,1965年为8．6‰,1966年为9．5‰,1969年更降至6．7‰。

二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新中国建立后定县的人口出生率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高,倒是死亡率与民国时期相比有大幅度下降。与民国时期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维系着较低的自然增长率相比,新中国初期定县人口是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维持了高自然增长率。因此,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促使人口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即在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而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首要因素就在于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20世纪20—30年代,定县绝大多数农家拥有的土地在维持四五口之家的生活上都显困难,或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根据1931年李景汉对定县63村的调查[7]613,田产不满25亩的家庭数最多,约占60%,其次为田产在25～49亩者,占20%,田产在100亩以上的家数并不多。由于农户本就贫困,能够租入的土地数量也有限,影响到其田场面积的增加。而家庭人口数与土地分配又呈正相关关系,李景汉对此颇多感触。他评论道,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其生活水平,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地仍过着穷苦的生活[13]。虽然20世纪20年代以后定县的水井灌溉不断发展,但并不能因此使农民生活得以改观。李景汉称,定县自普遍掘井灌田以来,农产物增加,大多数农民仅能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面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7]251。1933年,定县农民常常连盐都吃不起的就占人口的20%左右[14]。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定县农民生活程度的低陋。

土地改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定县的农村经济获得发展。农民不仅获得了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又调拨部分籽种分给农民,鼓励农民播种,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靠乞讨要饭度日的基本杜绝,农民生活显著改善。1952年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所发展,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产量上升较快,农民生活相应提高。虽然一段时期“左”的错误影响,定县经济一度波动,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但在某些方面仍取得了相当成就。

就农业而言,这段时期定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奠定了此后农业发展的基础,洼地、盐碱地改造使三十余万亩耕地明显增产。1949年以后,定县的水井事业发展很快,到1954年,全县浇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62%左右,较1949年增加一倍多[15]。到1956年全县砖井建设达到高峰,共有砖井51 055眼[16]37。水井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1955年开始机井建设以后,机井数量增加很快,当年成井105眼,1957年机井增加到267眼,并开始逐渐取代原有砖井。1958年,定县农田灌溉开始以柴油机为动力,有条件的大队开始以电为动力提水浇田,1969年全县机井数量达到4771眼,其中配套的4072眼[16]36-41。井水灌溉对定县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对增加农业产量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从表1可以看到,水浇地和旱田产量对比,一般水井浇地的产量比旱地约高一倍以上。而农作物产量在民国时期的定县则要更低一些。以李景汉调查的高村情况为例[17],以水田而言,一年只种一次作物田地的平均亩产量情况如下:谷子为15．5市斗,小麦为8．4市斗,玉蜀黍12．8市斗,高梁11．5市斗,甘薯1423斤,花生251斤;一年种二次作物田地的第二次作物亩产要稍微高于一年只种一次作物的田地,概由于土地的质量不同所致。

表1 油味乡1955年井灌与旱地各种作物平均亩产比较表单位:斤

此外,水井灌溉更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井水浇地后,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逐渐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同时井水浇灌与化学肥料的配合施用使作物产量以数倍的速度增长, 1951年全县化肥施用量只有6吨,到1969年增至5948吨[16]36-41。旱田作物产量不但比井灌产量低,而且旱田不易复种,最多也不过两年三季,而井灌的土地,就可连年复种,小麦收获后又可种第二次作物,如谷子、白薯等物,这样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就更为增加。民国时期定县粮食作物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兼两年三熟的耕作制度,1949年后逐步形成了以两年三熟和一年两熟多茬种植为主要形式的大面积耕作制度。纵观定县农业,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89 520吨,增加至1969年的188 175吨;猪牛羊肉产量1949年为2290吨, 1965年为5921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49年为2667万元,1970年为8588万元[3]73-7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定县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死亡率的持续下降除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外,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20世纪20—30年代,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已然很高,死亡率也高居不下。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人民生活水平低,医药卫生条件落后与公共卫生设施极度贫乏所致。农民的公众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上,加之营养不足,疫病疾病又任其传染,致使身体显现衰弱状态。根据调查[18],定县每家每年医药用费平均仅为大洋1．5元左右,以户均6口人计算,每人仅花费0．3元,此0．3元也完全用于旧医看病买药,而无新医与卫生事业可言。据统计[7]282-283,1930年,在定县城内有普通中国旧式药铺13个,眼药铺3个,眼药作坊2处,西式医院6处;453个村内共有各类医生446个,中式药铺375个;从医生分布来看,虽然平均每村约1个医生,但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且多半是小村。医生主要是中医,新式西医极少。而这些医生的资格与本事多属平庸,凡肯为人看病的都算为医生,且大多数只是以行医作为副业,而不是赖以生活的正业。

由于定县位处交通便利之地,故时疫流行,也最易蔓延。据1929年调查的5255个家庭[7]274,在能调查出来患病的1415人中,患肠胃病的最多,占总数的25%,其中死亡50人;其次是眼病,据估计,定县患沙眼的占总人口至少60%以上。陈志潜对定县各乡村学校儿童的健康调查显示,患痧眼的占调查人数的75．6%,患各种皮肤病者占31．6%,患各种耳病者占30．2%②。从1929年调查的死亡情况来看[7]275-276,定县农村中患重大疾病主要是肺痨(即肺结核)、肠胃病和抽风(即惊厥),这三者占到了死亡原因的54．39%。可见当时农村中,各种疾病严重危害着农民的生命安全。出生儿童的死亡率则更高,据1929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515家981个已婚妇女的调查[7]280-282,平均每个妇女生产子女数4．78个,死亡1．68个,尚存3．09个;1930年调查5255家992个有子女的妇女,平均每个妇女生产3．1个,死亡0．8个,尚存2．3个。由于在农村调查已婚妇女生育问题本极困难,采用问题表的方法也不易做到可靠的程度;故其产生的数字中没有报告小产数目,多半也没有包括生下即死的婴儿。

1947年定县解放后,地方政府非常重视人民卫生事业。为普遍提高妇婴卫生常识,改造农村旧产婆,培养新助产员,以减少妇婴死亡率,保障其健康,定县人民政府与县妇联联合发布通知,于1949年11月25日至12月25日办理短期助产训练班[19]。此后定县政府又不断培训助产人员、推广新的助产方法。为了扩大培训面,在1951年举办了第1期助产员训练班后,又决定于1952年8月举办第2期,县内各区可选择去年未训练的村庄或受训后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村,每村可选派1至2人参加培训[20]。自1951年开始至1952年7月,全县共训练新助产员和改造旧接生员700名,1952年建立接生站12处[21]。经过短期的训练,每个学员在结束大会上和座谈会都能系统地说出妇婴卫生方面的知识,从而使旧的一套接生方法逐渐为新的接生法所替代,培养了妇婴卫生工作的基层力量。因而,到1958年,全县达到了乡乡有接生站,社社有接生员,普及了新法接生网,提前10年实现了人口出生发展纲要对新法接生新规定的任务[22]。这些措施极大地减少了妇婴死亡率,提高了人口出生质量。仅就1952年定县3个区2个月的统计,用新接生法生育的即有219个,效果良好,没有一个因病死亡[21]。

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命健康,定县地方政府即在“预防为主,医疗为辅”的卫生工作方针下,广泛开展防疫注射春季种痘和防治流行病等工作。自1949年起每年春秋都大量施种牛痘,夏季进行了伤寒霍乱等疫苗注射。1950年,全县春季施种痘共146 349人,伤寒霍乱疫苗注射157 570人,使全县1/3的人口达到了天花霍乱伤寒的免疫;传染病方面以麻疹、赤痢、大脑炎最多,共有患者1448人,经卫生行政结合区医协会,组织地方医生420人,突击30余次,共治愈1357人[23]。到1951年4月,又累计种痘186 798人[24]。到1952年共施种牛痘501 621人,使全县90%的群众都施种了牛痘,很大程度上在全县杜绝了天花流行[21]。且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也没有发生,痢疾、疟疾等病的发生大大减少,与1949年前相比,有天壤之别。从表2来看,1950－1952年定县流行病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病死率更是大幅度下降。

表2 1950—1952年定县流行病情况统计表

为防治传染病,1950年,定县地方政府组织了9个区210个村子的防疫委员会,在各种防疫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学校方面,全县38处高小, 350处小校都建立了卫生委员会[23]。1951年起定县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重要的预防和医疗工作,各级各单位也都逐步成立卫生防疫组织。至1952年,全县的卫生组织已迅速地发展与健全起来,建立了预防为主的县区卫生防疫机构,组织了全县80%的中西医生参加了各种不同时期的防疫卫生运动[21]。1952年3月县防疫委员会成立,并设立了县区村三级委员会。全县学校、村组织了卫生防疫委员会968个,委员及干部8532人,卫生组10 532个,订立《卫生介绍》3292个,医协会共组织防疫站68处,人数720名[25]。为加强防疫委员会的作用,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防疫组织,定县政府又要求县各机关团体及企业、部门、工厂、学校立即建立防疫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卫生小组,20人以下的单位建立防疫组),设办公室专人掌握领导这一工作,区村防疫委员会在旧有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使其达到应有的作用,迅速组织强有力的防疫队,其中县大队要求50～70人,区防疫队10人,由卫生机关及中西医生组成,进行短期防疫训练,使其成为防疫的主力军[26]。此外,还说服教育人们摒除过去一些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以提高群众的卫生水平。县防疫机构的建立就大大加强了乡村的防疫治疗工作,在对广大农民群众疾病灾害的防治和医疗上起了重要作用。如八区的卫生所和大辛庄的联合诊所在1951年春防疫时期带动全区医生巡回下乡诊疗治病,真正起到了领导作用,使该区的疫情迅速得以控制[21]。

正是由于这样持续不断的宣传及防治等工作,定县过去流行的主要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其中天花在1979年消灭。同时,新中国建立后,亦对食品生产与销售进行了一般卫生管理。1965年定县贯彻执行《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取得显著成效,保定地区曾在定县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27]1049。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定县建立了县卫生院、县立医院等县级医疗机构,到“一五”计划末,全县卫生机构达12个,各个村委会也建立了村卫生行政组织。乡村中卫生从业人员增加,至1954年,全县总共有889名卫生从业人员,其中,包括新医271名,旧医618名;这其中,具有明确专业方向的卫生从业人员,内科367名,外科93名,小儿科45名,妇科24名,眼科26名,针灸29名;889名乡村卫生从业人员的文化构成为:私学59名,初小394名,高小335名,中学102名[28]。定县地方政府有计划地在各区组织了私营联合诊所和卫生保健站,解决人们医药上的困难。1956年,定县城乡250多名个体开业医生,以区为单位组成联合诊所,每个诊所都有10个左右的门诊部,分片负责各村的疾病防治。1969年定县开展合作医疗,到年底全县504个村,建卫生室的有452个,占全县总村数的89．7%,有“赤脚医生”1036名[27]1043。纳入政府卫生系统的技术人员也快速增加,1949年全县有68名,到1957年发展到124名,1966年发展到713名[27]1044。卫生技术人员的增加,特别是其质量的不断提高,大大增强了定县农民患病的治愈率,从而也逐渐减少了因病致亡的比例。

三

据文首所述的有关研究者的观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性福利措施及产权制度是造成新中国初期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促使人们普遍地多生而不是少生,那么,照此而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口出生率理应高于土地私有制下的人口出生率。然而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50—60年代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左右,这和20—30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大体相当,甚至低于当时的水平。因此,虽然上述解释构成了新中国初期人口迅速增长原因的一个方面,但并不能构成根本制度原因,更不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普遍性的福利措施与其说推动了人们多生育的观念,毋宁说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水平,从而推动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

根据笔者2010年4月24日至30日对定州(即定县)4个村庄204位年龄在70—89岁妇女的调查问卷显示,以养育4个子女为绝大多数,占调查人数的30．9%,养育5个子女的占22．1%,养育1～3个子女的占21．6%,养育6个以上的占23%。这样的生育子女数量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的多,甚至要稍微低于那时的水平。从1949年前后大体相当的出生率来看,农民更多的还是秉承了一种社会习俗的生育观念惯性。只是由于1949年后人口死亡率的大幅降低,从而使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才凸显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现象。

新中国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得以确立,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新政权的建立,使中国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组织,这也是各项制度措施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定县进行了治河、治理盐碱地、发展井水灌溉和推广农业技术等,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国家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医疗卫生运动则大大降低了农村的人口死亡率。因此,从根本上说,促使新中国初期人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及新政权组织的建立。

注释:

① 虽然定县于1956年举办了建国后第一次节育公开宣传,此后又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进行了技术指导。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比较深,新的生育观还未被农民普遍接受,计划生育在农村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完全理解和支持,计划生育在基层的基础工作还十分薄弱。计划生育工作在“文革”时期基本停滞,直至70年代中期才逐渐完善,措施逐步落实,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趋缓。因此,本文论述时间段止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期计划生育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甚微。与此对比的人口数据采取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农业经济有所恢复的20世纪20—30年代。之所以选取定县作为考察对象,除定县的社会经济情况具有一般代表性,更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比较可靠的连续性的人口调查及统计数据,前后具有可比性。

② 参见陈志潜的《定县的乡村健康教育实验》一文,《中华医学杂志》1933年第19卷第2期,第155－156页。从该组调查数据来看,应该有不少儿童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疾病。

[1]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02-205．

[2] 路 遇．新中国人口五十年[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92．

[3] 定州市统计局．定州统计年鉴:2005[M]．

[4]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2．

[5] 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6] 陈 达．人口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6．

[7]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8]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

[9] 陈志潜．定县平民教育会实验区民国二十二年第一季卫生工作报告[J]．中华医学杂志,1933,19(4): 567．

[10] 陈 达．现代中国人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11]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 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J]．社会学界,1934(8):15．

[13] 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J]．社会科学,1936,1 (2):467．

[14] 李景汉．定县须知[M]．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4:45．

[15] 河北省定县水井灌溉工作典型报告[B]．1954年12月,政府档8-1-189,定州市档案藏．

[16] 定县统计局．河北省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9[M]．

[17] 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J]．社会科学,1936,1 (3):845．

[18] 章元善,许仕廉．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5:461．

[19] 定县人民政府、定县妇联会联合通知:为到定县专区受助产训练班由[B]．政府档8-1-7卷乙,定州市档案馆藏．

[20] 定县人民政府、妇联会联合通知:为八月七日召开助产员训练班[B]．政府档8-1-67,定州市档案馆藏．

[21] 定县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B]．1952年10月,政府档8-1-67,定州市档案馆藏．

[22] 定县1958年卫生工作总结[B]．政府档8-1-534,定州市档案馆藏．

[23] 对1950年卫生工作检讨[B]．政府档8-1-7甲,定州市档案馆藏．

[24] 定县卫生科．种痘统计表[B]．1951年4月,政府档8-1-58,定州市档案馆藏．

[25] 定县开展卫生运动汇报[B]．1952年7月14日,政府档8-1-58,定州市档案馆藏．

[26] 定县防疫委员会紧急指示:关于立即整建各级防疫组织开展工作由[B]．政府档8-1-58,定州市档案馆藏．

[27] 定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定州市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28] 1954年度卫生工作总结[B]．政府档8-1-178,定州市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 文 格)

Causes of Population Growth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PRC:With Dingxian County in Hebei as an Example

ZHENG Qing-po
(College of History,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Hebei,China)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mechanisms in a state of blind self growth operation,the more important is that reflect the chain of causation of the population changes and family economic changes had been separated by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which has led to rapid expansion of China＇s population．However,the birth rate of population in Dingxia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s similar to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or even less the prevailing level．Therefore,this view does not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PRC．The explosive growth of population phenomena is highlighted by the greatly reduced mortality in PRC．

population growth;Dingxian county;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C92-09;C921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4．05．035

2014-03-11

郑清坡(1978－),男,河北省定州市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乡村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ZS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