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别无选择

叶三

随时期待意外

2008年的南京，春天。《春风沉醉的夜晚》中最为重头的一场同性床戏马上开始拍摄，吴伟和秦昊脱下了衣服。

与往常一样，一身黑的娄烨坐在导演椅上看着监视器。

26岁的吴伟有点紧张。毕业于中戏编剧系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拍戏。第一个角色就是个已婚后与同性出轨的男性，这跟他自己的生活颇有差距。南京湿冷的空气让他的皮肤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回想了一下娄烨在开拍前布置的作业：《午夜牛郎》和《我心中的爱达荷》。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他想。然后又在心中过了一遍所有动作的开头和结尾，那是娄烨刚才大致给他讲过的—没有明确的走位，那是娄烨的大忌。他需要他们在自己的理解下，将表演一气呵成。

吴伟觉得娄烨也有点紧张。他在等着他们给他一些东西。拍摄用的高清DV静静地看着他们，这是娄烨的拍摄习惯，没有大声呼喝的“开始！”或“CUT！”，他把镜头前发生的一切全部收集下来，然后从中找寻千万种可能性。

这场戏拍了一天，无数条。直到很晚收工，娄烨没有与吴伟或秦昊讨论一个字。睡觉前发通告时，吴伟才发现第二天需要重拍这一场。没有解释，没有说明。“娄烨肯定有他的理由，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二天的拍摄进行得很顺利。吴伟渐渐明白，第一天失败的经验是必然的，“经过了第一天的紧张和用力，第二天必然会找到比较自然的状态，来表现一对相互熟悉的恋人—只是，娄烨不会直接说，可能他就是需要我们自己领悟。我觉得他的方式就是如果他觉得你意识到问题，就不用跟你聊了。”

据说，娄烨是中国最安静的导演。

“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谓同性恋的血液，只是百分之多少而已。它是会被唤醒的，这是一个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现场，没有人见过娄烨失态。他最强的指责无非是温和地说“这样的工作是没用的”。说完等着对方自动羞惭。实际上娄烨很少发出声音，一旦开口也极为客气。好多演员沉不住气，跑去找制片人耐安—“耐安姐，我行不行啊？导演是不满意啊还是怎么着，为什么不跟我提？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可以跟我说的？”耐安告诉他们，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任何想法。吴伟说：“除非你有很多问题问他，他不会主动说话，但是你有任何问题他都会跟你讨论，甚至花很长的时间，只要他认为你还有疑问他就不会开机。”

对摄影师，娄烨会活泼一些。他对摄影的要求是“360度都能拍”，不摆，全部开放，自由，让演员把握。演员走出拍摄区进到工作区是经常的事儿。

娄烨的剪辑师常常在剪辑室笑出声来，当他看见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出现在镜头里，然后镜头划过所有人，戏还接着演。副导演也经常在现场拉过一个正在吃饭的演员，把他推到镜头里—因为娄烨觉得他可以入画了。“有时候他还拽我呢，”曾剑说，“我在拍这边，他觉得不对，要拍那个去，他就拉着我往那边拽，特别讨厌。”

那年曾剑30岁，这是他第一次为娄烨担任摄影师，在此之前，他是《颐和园》的导演助理和剪辑师。

在娄烨看来，作为导演，大部分的工作已经在前期完成了。真正开机前，他会给主创人员布置作业，开多次讨论会。《春风》剧本写作阶段，娄烨给编剧梅峰发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字画和《三言二拍》，告诉他需要“平面的、断续的、白描的”风格。大部队来到南京后，驻扎在叫“古堡”的酒吧附近，那里每晚都有当地的乐队演出，主创人员就在那里看演出、喝酒、开会，后来拍摄也定在那儿，秦昊自由发挥，在镜头前男扮女装唱了一首《迷迭香》。

娄烨说，他的现场工作完全与拍纪录片一样，随时“期待着意外发生”。“摄影机在场，但你可以忽略。”他还说，“我没有藏，但是我希望忘掉它。”

吴伟经常想起第一次看到娄烨的情形。在北京的一个咖啡馆里，娄烨歪坐在导演椅里，把腿挂在把手上，抬起头来跟他说话。“我觉得这个导演挺孩子气的。”进剧组的前几年，吴伟的爸爸从家乡给他打来电话，说“你们演艺行业国家有了新政策，你赶紧去看一下”，他打开电视，就看到娄烨被禁的新闻—然后他找来《颐和园》看了一遍，“非常喜欢”。

盲人看见的光亮

有一阵子，毕飞宇在一家盲人推拿店做推拿。一次，他跟盲人推拿师一起下班，突然停电了。这时，盲人推拿师拉过他的手，继续下楼梯。于是，盲人将这个明眼人带到了有光亮的地方。

我和编剧马英力一起，把这个段落放在了电影《推拿》里：

盲人推拿师小孔在突然停电的时候，对明眼人前台高唯说：“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眼睛看得见光，一部分眼睛看得见黑。你还是跟我走吧。”

在黑暗中，我们都需要盲人的引领。

——娄烨

耐安说，后来，《春风沉醉的夜晚》用的全是年轻人，“还有，感谢科技已经发展到家用DV也可以是高清的了”。当时有人开玩笑，全组看上去依然是好莱坞的感觉，唯独看不见现场机器—DV机太小了。

《春风》粗糙、白描的影像风格，成为娄烨的另一次电影实验。对他来说，每一部作品要么解决一个问题，要么完成一次实验。 “《颐和园》对我来说是一个坎，长期受到压制的时候，语言会产生畸变，如果没有《颐和园》，我后面的作品都不会有。”《颐和园》之后，娄烨自我感觉需要一部“女性因素特别弱”的作品。“我完全掉进去了，我必须要拍一个。”编剧梅峰拿出了一篇小说一样的东西，与跨性别和伦理有关。娄烨被打动了：“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谓同性恋的血液，只是百分之多少而已。它是会被唤醒的，这是一个身体的自然反应，这也是一个划分的社会和身体自然的社会、小社会和大社会之间的关系，《春风》就是说这个的。”endprint

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拿到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随后又捧回两座金马：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最佳剪辑。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秦昊走了两次红地毯，他说，娄烨于他有知遇之恩。“当初对于他的邀约，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我们只有DV拍摄，这都动摇不了我要和一个从内心欣赏的导演合作的决心。”

没出席颁奖仪式的梅峰则说，《春风》让他的许多学生成了秦昊的粉丝。

2013年，曾剑开车路过南京，他特地又去了一次江心洲—那是长江里面的一个小岛。他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给大家。他想起5年前《春风》开拍的第一天，这里阳光灿烂，他们就在这个岛上等待，直到阴云降临，他打开DV，拍下了那个迷迷茫茫的早晨。

永远为钱发愁

耐安与娄烨长期合作，她与娄烨同岁，依然眉目娟秀，依稀可见年轻时的风华。在中戏读导演系时，她天天与娄烨、王小帅、张元等人混在一起，互相客串演员给对方拍毕业作业，也一起攒剧本往上报，或者拍广告挣钱。

“混着混着，我就混成了制片人—我真的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制片人。”

1989年，娄烨从电影学院毕业。那年的毕业生没人要，而中国的电影业仍处于国家出资统筹拍片的阶段。

几个朋友决定自己攒事儿。耐安为娄烨的《周末情人》拉来了人生中第一个投资人—一个海南的房地产老板。投资80万到了一半，开机了。

戏拍到一半， 海南房地产泡沫，国家宏观调控，亿万富翁的投资人一夜之间赤贫。“到后来他悲惨到坐着火车到北京，说耐安，你能借我200块钱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吗？”

福影厂见是天灾人祸，仗义地出了30万，另外10万块是耐安从各处和家里东挪西凑拿出来的—“那时候经常需要家里人提着钱过来救急”。《周末情人》拍出来之后两年没有通过。两年后，《周末情人》被允许在周末的午夜场小规模公映，成了名副其实的周末情人。

之后10年，中国电影业开始慢慢有了制片人的概念，“之前的中国电影产业不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反正都是国家统筹操作”，最初的屏幕上，耐安名字前面的抬头写的是“制片主任”。

到了2000年的《苏州河》，噩梦再度重演。电影拍到一半，没钱了，又是耐安拍着电视剧，“拿到酬金寄到上海给剧组发工资”。而正因如此，《苏州河》的版权属于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片。

《苏州河》的整体投资是200万。这200万中，制片人、导演、编剧没有报酬，当时还不红的周迅和贾宏声拿了几千块的片酬，全部素材拍摄靠凑起来的几十万勉强完成。耐安和娄烨带着粗剪的一个20分钟小样去了鹿特丹电影节。“国际电影平台有很多为资助艺术片导演或新导演设立的基金，我们其实就是去找后期的钱。”小样在鹿特丹引起了轰动。影片顺利地拿到了200万投资，在澳大利亚洗印胶片，又在德国找到联合制片伙伴完成了后期。

“每一部影片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耐安说，“ 正因为我们自己接手了《苏州河》，它才得以成为一部正经的、16毫米胶片的电影。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国际联合制片。”

《苏州河》的国际版权卖到了2001年度全球艺术片的第一。然而回国后，耐安被说违规，她写检查，缴了2万块罚款。同年，因为《苏州河》的销售成绩，《紫蝴蝶》也拿到了2000万投资。

与全世界所有的导演一样，娄烨永远在为钱发愁。“票房当然是一个问题—至少得回本吧，这是最基本的。老回本，就会有点怠惰，因为回本实际上是所谓导演工作独立性的底线，所有的独立性和中间决定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在这个线上面了，你就可以做一些有点过分的事儿，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有这个劲儿。”

2004年，娄烨拍了“有点过分的”《颐和园》，对于所有主创人员来讲，这是一件“其实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儿。耐安说：“我们从第一部开始，就不断经历着禁、放，禁、放，所以说《颐和园》不用去想，一定会如此。”

之后的5年内，娄烨拍摄了《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后者是他海外拍片的实验样本，也是他至今为止投资最高的一部作品，总投资4000万。在解禁前，娄烨影片海外投资/国际版权发售的运作形式已经非常成熟。

很多人认为，娄烨是“为电影节拍片的导演”。耐安说：“你们错了—但是你们也没错。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市场。奖当然是一个助燃剂，但最重要的，戛纳、威尼斯包括柏林、多伦多，这些电影节为什么让影人们趋之若鹜，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奖，而是因为它的销售市场，它的平台。只有那里云集了最多的、眼光最好的买家。从我制片人的角度来说，奖好不好？多多益善，很好，很有面，很光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奖，是我要把我的片子卖出去—我卖出去了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拍电影了。”

2011年，娄烨正式解禁。在这一年，中国影业的急速膨胀给耐安和娄烨带来了相当的刺激和影响。“这不是由利益带来的刺激，而是，这是我们的母语市场，即便是在被禁的时候，我们依然拍的是中国电影，我们其实不是主要给外国人看。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观众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表达问题。”

耐安认为，娄烨解禁后的第一部作品《浮城谜事》其实就是一个“热身电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和计划，去接触之前已经长时间疏离的这些各部门，从行政到市场到产业的，开始敲门，聊聊，了解情况。我感到的那种难度和压力一点不亚于我之前花了10年去学习国际市场的。所以我现在依然认为我小学还没毕业。”

《浮城谜事》取材于网络热帖，由梅峰执笔编剧，几位主演秦昊、郝蕾也是老搭档。与后来的《推拿》一样，《浮城谜事》采取了民间联合制片与少量海外投资的形式。最终，《浮城谜事》的口碑不错，但国内票房并不理想。而且在中国发行的版本上没有娄烨的名字。“它确实通过了，但是最后又被重新审查，影片被要求再多剪点—那娄烨，这哪儿受得了？然后他说不行。”endprint

耐安应该是与娄烨争吵最多的人—“经常拍桌打凳，不可开交”。“因为导演全是疯子，信马由缰那就失控了。我是艺术创作、导演和投资之间的一个纽带。我认为我已经是非常溺爱这个导演了，我溺爱所有有才华的艺术家，但是我同样也得对我的投资人负责。”在成本、周期和预算上，耐安对娄烨控制得很紧，但对于他的表达和题材，“尽可能保护”。“正因为这个，我们才能合作超过20年”。

从头再来一遍

2014年2月16日柏林电影节颁奖礼那晚，曾剑本想等等看，结果困得直接睡了。早晨4点曾剑醒来，看看手机，一堆微信，一堆短信，一堆电话。“我是不是得奖了？”

又一次，娄烨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技术奖。这一次是“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英力在台上念曾剑的感谢词：“这部电影的影像灵感完全来自于这个特殊的故事。谢谢所有的演员，是你们把我带进了这个故事，让摄影机看到了黑。”

说到《推拿》的起源，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夏末秋初，作家毕飞宇受邀去了美国，参加由旅美作家聂华苓与先生安格尔一手创办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那里他认识了来散心的娄烨。娄烨一边调侃毕飞宇，一边与他没日没夜地聊天—“或是争吵”，英力说。

将小说《推拿》的电影改编权交给娄烨导演时，毕飞宇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来南京拍。”

娄烨去了，在一家推拿房里拍摄了3个月。在娄烨的计划中，《推拿》本是一部用来“休息一下”的电影，结果还是没有休息成。

“有一部分是自找的，我想保留所有的故事，十几个人物，十几条故事线，再加入盲人演员拍摄，让这个计划有一点超乎想象的困难。”

两三个屋子的拍摄，有这么多麻烦的技术问题，这也是娄烨没想到的，“《推拿》有一个故事的特定性，它是关于一群盲人的故事。”从一开始拍摄，娄烨和曾剑就在考虑怎么去表现盲人的视觉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其实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就一直在聊一个东西，我们自己叫它盲视觉。无论是他们主观的想象也好，还是光感也好，我们希望通过影像的方式把这个盲视觉表现出来。”

电影《推拿》首先成为了娄烨的影像实验。这给曾剑找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从试片，他们就开始做试验，等到开拍，他们还是继续在做试验。拍摄到中期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他们觉得“找着了”。曾剑用了很特殊的镜头，把手指头、玻璃和盒子放到镜头前做遮挡。几个镜头之后，娄烨冲过来说：“这个行了，这个特别行！”

之后，娄烨画了一个表格，最后确认了盲视觉的拍摄。他的计划是所有相关的戏，白天拍一次，晚上拍一次，拿不同的镜头再拍一次。最后确定的方案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成本。一场戏很复杂，拍两遍，工作量不是加倍而是超过3倍。“他很确认，很坚持。”曾剑说，“我们都很坚持。这是他的工作，他坚持的东西肯定不会去变。”

素材拍摄完毕，进入到最让剪辑师抓狂的后期制作环节。“娄烨衡量一个剪辑完全是看全片来衡量的”。《推拿》一共剪了100多个版本，每做一点变动，他会把全片从头再看一遍。

之后则进入娄烨最享受的环节。完成一部电影给他带来的满足感非常明显。

在配光和混录的时候，他一直说，我剪辑已经完了，剩下的工作就全是你们的了。而且他要求后面的工作全部放在大荧幕，营造影院的效果—娄烨一直坚持以影院标准去制作他的电影。

他坐在那里看，样子挺享受。看一会儿，他想起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能在大荧幕上放映，便过去拍拍录音师的肩说：“最吃亏就是你了”。又看了一会儿，他嗨了，站起来说了一大堆很不技术的、形而上的意见，“这个片子应该如此如此如此，要特别平，不要有任何的突出的东西！”他兴奋地嚷嚷一顿扬长而去，曾剑跟配光师面面相觑：“好嘛，咱们往哪个方向走？”

“娄烨天生有一种对女性角色的体验和感同身受的能力。”

《推拿》正在进行最后的混音合成，不出意外的话，这部电影将于2014年的年中上映。

“我爸玩电影呢”

赶上娄烨在状态的时候，他会在工作室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故事，“然后我很快就发现，你骗我们呢，编故事呢。”—他经常把自己的想象演变成电影，然后当作事实讲述出来，耐安通常是最早发现破绽的那个人。“其实娄烨还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但是不熟的情况下，他确实很无趣。”讲完故事干完活儿，大家下班走人，耐安还在忙着，娄烨便问，你什么时候走？“我还有工作。”“你不能回家去工作吗？”耐安蹦起来：“怎么你轰我？”—他其实就是想一个人待着。

《浮城谜事》宣传时，宣传让娄烨上台跑了一次场子。从台上下来娄烨对耐安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绝不啊，你要让我这么弄，那你杀了我吧。

10年前拍完《紫蝴蝶》，有个记者问娄烨：“导演你除了电影以外还有什么爱好呢？什么都行，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娄烨想了3天，然后他有点沮丧地告诉妻子英力，我真是一个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人。娄烨不看电视，不常聚会，不热衷数码产品，最近考虑换iPhone是因为“去勘景就不用带好几个机器了”。拍《紫蝴蝶》时章子怡问耐安，姐，怎么导演从来不换衣服？“导演每天都换，就是衣服都长得一样”。上一次娄烨去电影院，是陪儿子看3D的《蓝精灵》。“挺没劲的，没有原来的那个感觉好了，格格巫变成真人特别没劲。”

娄烨的儿子从小就知道，“你爸在干吗呢？”“我爸在玩电影呢”。儿子今年13岁，英力说，他可以看《苏州河》了。

英力也是电影科班出身，就读于广院导演系，毕业于柏林电影学院（DFFB），娄烨拍《苏州河》那年，英力也拍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片《面的时节》。被娄烨“从德国诓回来”之后，英力除了参与几部娄烨作品的编剧工作，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儿子和纪录片的拍摄及其他的文化交流项目上。“我们俩还能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同行，他是一个除了会聊电影不太会聊别的东西的人。”

“娄烨像一个催眠师，他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带你走进故事和人物，就像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这个角色，你是。”郝蕾这样描述娄烨。英力奇怪，那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心理把握，娄烨是从哪里得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从血肉里来的，他天生有一种对女性角色的体验和感同身受的能力。”

“他极敏感，极多情。”耐安说，“多情不是狭义的多情。他的内在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他用他的教养控制了自己的外在。就是这样。”

能都要吗？

2014年2月22日，娄烨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路学长去世了—去世前几小时，他还与王小帅等人一起谈论电影。

1985届导演班一共十几个人，路学长是第一个去世的。

考到电影学院之前，娄烨在上影厂画动画片。那一阵他每天戴着耳机，听各种音乐：古典、流行和爵士。来电影学院考试听音乐，听了3小节他便报出了歌名。

1985届的导演班没什么好人，跟所有8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他们逃课、旷课、谈恋爱，什么都来。周传基来给他们上课，每节课带两盒烟，一盒自己抽，一盒给学生们。在娄烨看来，中国导演第六代未来十几年的地下电影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酝酿的。

娄烨说他不评价第五代—“特吕弗也从来不评价其他的电影人”。

1989年毕业前后，总在一起玩的除了娄烨、路学长，还有王小帅、张元、宁瀛和耐安。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耐安记得，在当年的一次闲聊中，娄烨被问到“你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还是要名利双收”，娄烨反问，“能都要吗？”

耐安当年就告诉了他，这事难了去了，有难度。

多年后，他们一致同意这是个伪问题。“其实我别无选择”。endprint